郭海宏

（暨南大学 社科部，广州 510632）

0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罗默（Romer，1986）的模型为开端，出现了将经济增长率解释为内生现象的新研究方向。内生经济模型主要包括AK模型、人力资本模型、公共支出模型、“干中学”模型和研发的两部门模型。既然经济增长率是内生因素，那么税收政策就可能对经济增长率产生影响。这样就打破了传统的研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的局面，使得研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用研究成为可能。这一理论认为提高劳动和资本的所得税率一般会降低经济的稳态增长率。这一领域分为两个方面的研究，一类是研究资本所得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一类研究在内生经济模型下各种税负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各种税收相互间的转移和影响。

以往的经验研究或者实证研究对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分析，也得出了很有意义的结论，但是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不仅存在直接效应，还存在间接效应，所以引入刻度间接效应的“交互性”非常必要，能较准确的测量出这种“交互性”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本文运用引入“交互性”指标的面板数据模型对欧洲八国的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以期对税率政策的调整提供借鉴意义。

1 欧洲八国（地区）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表1 欧洲八国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本文以欧洲八国、时间跨度2002～2006年的面板数据模型作为分析样本。值得说明的是：本文不仅考虑了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作用,还考虑到两者之间紧密联系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2 对数处理后的欧洲八国GDP值

1.1 面板数据模型描述及模型设定

简单面板数据模型描述为：

上式考虑经济指标在i个个体及T个时间点上的变动关系，N为个体截面成员个数，T为截面成员的观测时间点个数。ai表示模型常数项，βi表示对应于解释变量向量xit的向量。

建立一个合理的面板数据模型，必须确定模型的形式，目前按照通行检验方法，是用协方差分析检验，看是否符合下面2个假设：

如果检验接受H2，可以认为数据模型符合固定系数模型，如拒绝假设H2，接受H1，则采取变截距模型，否则采取变系数模型。

通过本文SAS软件检验结果可知，H1成立，接受变截距POOLDATA模型。接下来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区分，即讨论不同国家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贡献系数是否一致。根据本文实际情况，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较为妥当，因为本文选取样本时间跨度较短，不可能将数据分为东西欧地区再次进行研究，那么从时间序列角度对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关系说服力较差，则必须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充分反映出不同样本之间经济差异。

1.2 东南亚四国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一国的经济增长受很多因素决定，如投资水平、技术水平、税收负担、初始经济规模等等。在传统的理论模型中，都是采取较为复杂的表达形式，本文在吸取理论模型经验的同时，结合实际，建立如下模型来刻画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关系：

TAX代表税收负担，在分析中以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来表示，数据见表1表示税收负担与经济发展的交互作用，其中以国内生产总值与样本均值的离差表示以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与样本均值的离差，一定程度上表示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交互性，从而摒弃了以往研究中单纯的依靠相关系数来判定两者之间关系的方法。数据如表3。在本文中，φi系数表明了两者之间紧密联系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3 税收负担与经济发展的交互作用系数

实证分析的思路如下：

首先，利用2003～2005年的数据，根据公式（3）进行整体回归分析，从而对欧洲八国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全面掌握，考察不同国家中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有何不同。本文使用EVIEWS5.0软件采用GLS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模型（4）是在2002～2006年的时间跨度内对欧洲八国进行回归的模型，R2=0.34，D·W=1.66，以及各系数的t检验系数都比较显著，从模型中得出结论：（1）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这说明在整个样本区间内一国（地区）的税收负担越重，更有利于发挥政府统一使用资金的功能，更能形成规模经济，从而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这与凯恩斯理论的观点截然相反，可能说明税收负担较轻给企业带来的负效应被其他因素所抵消，也可能是因为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不紧密。同时T检验系数也不是非常的显著，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波动性较大，综合影响因素太多，从而使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是非常明显。（2）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交互性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且检验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在整个发展阶段，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交互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

其次，将八个国家分为东欧和西欧两部分，东欧包括白俄罗斯和捷克，西欧包括法国等六国，分别考察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得到以下两个模型。

根据(5)和（6）式，我们对东西欧地区 2002～2006年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第一，在东欧地区，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在西欧地区呈负相关，且相关系数不明显。这表明，在东欧地区，政府的税收政策没有发挥较好的功能，并无实现了资金统一利用，形成规模经济，从而没有导致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在西欧地区，由于政府在调整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时，更多的关注于利率、汇率等方面，实现自由经济，同时由于西欧地区市场化程度高等综合因素的存在，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第二，在东欧地区，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显示出正外部性，即两者之间的紧密度越高，对经济增长越有促进作用。这一结论表明在东欧地区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各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东欧地区发展的关键。而在西欧地区，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显示出正外部性的效果不显著，说明西欧国家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导致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交互性对经济增长本身已经无明显影响。

2 进一步讨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2.1 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

从2002～2006年整个发展阶段来看，税收负担对欧洲八国的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为正，且促进效用明显，而间接效用不明显。这说明：首先，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在西欧地区是比较显著的，但同时也该看到一些问题，一是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发挥的作用比较小（促进系数较小），本应发挥出来的资金集中使用效率由于政治体制及社会文化的负面原因没有充分发挥，二是可能是由于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市场融合，政府发布了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来引进外商投资，但是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进行保障，致使出现了外资时有不正常撤资，从而导致税收对经济增长发挥促进效用的理想结果并没有完全实现；其次，对税收负担和经济增长关系需要再认识，如果是盲目的进行税收征收，则不仅不能发挥其的应有作用，甚至可能会降低整个经济大系统的运行效率。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我国税收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整个社会在高度重视税收总量增加的同时，必须对税收的结构使用效率问题给予更高程度的关注。

表4 ai系数

2.2 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

通过本文的实证分析，研究得出欧洲八国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不显著，结论表明欧洲八国特别是西欧地区，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这也是由地区发展状况一些基本特征如市场高度自由化所决定的，正是由于这些特征，导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倾向于的利率、汇率等方面的变动。因此，升值——减税政策的组合成为维持经济总量平衡的关键，对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经济细胞造成压力与动力并存的状态是实现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惟一良药。

3 结论及政策分析

新经济增长理论为研究税收负担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运用面板模型，分析了欧洲八国2002～2006年的经验数据，就税收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西欧八国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科技投入是引起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2）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交互性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且检验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在整个发展阶段，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交互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3）在东欧地区，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在西欧地区呈负相关，且相关系数不明显；在东欧地区，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显示出正外部性，即两者之间的紧密度越高，对经济增长越有促进作用。

这表明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由于技术先进、市场自由度高度化，并且过多的关注于利率等相关政策，而忽略了对税率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对经济相对稍逊的东欧国家，则显示出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交互性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相比来说应该类似于东欧国家，应该充分发挥“交互性”功能。但是目前来看，税收负担水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税负较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重复征税过高。如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固定资产抵扣所含的税；消费税仍对一般生产资料和百姓生活必需品进行课税；企业所得税中对生产经营成本税后扣除不足。（张伦俊，2005）所以如何调整税收结构，增强税收对经济总量调整及企业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是货币政策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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