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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遇刺一案乃民国革命党人内部的第一件凶杀案

·陶成章破表敝屣奔走革命，“四至杭州而不归”

·陈其美揽权起杀机，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蒋介石对陈其美素怀知遇之恩，二人结拜为兄弟

·陶案后，孙中山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

·蒋介石惶恐万分，为避风头再次东渡日本

·陶案调查不了了之

中华民国的建立，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是，当时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并存，相互角逐十分激烈。就在1912年(民国元年)的春天。就在人们翘首企盼一个新民国的到来时，沪军都督陈其美遣派他的部下与密友蒋志青(介石)暗杀了著名的革命党人陶成章，首开了民国以来发生在革命党人内部的第一件凶杀案，一时举国哗然。

陶成章案件发生在1912年1月14日凌晨2时许，比袁世凯主使凶手在1913年3月20日狙击革命党人宋教仁还要早一年两个月零六天，在民国政治史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同时这一事件对今后的中国政坛也有着极为深远影响，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更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原本是默默无闻，无论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无大建树的小卒。而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却使得他的名字头一次写进了历史。

关于蒋介石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的案件。一向是国民党当局讳莫如深、严禁谈论的史实，是“国统区”史学家们的“禁区”。所以，几十年来，凡有关陶成章生平事迹的史料，在“国统区”以至今日的台湾岛上是一律横遭封锁、湮没，偶或出现。也必遭歪曲和篡改的。鉴于溯往知今，就让我们一同来探究这一历史案件的始末原委。

一

陶成章(1877-1912)字焕卿，浙江绍兴人。他是清末著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倡导者、革命家，是光复会领袖之一，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和《浙案记略》等书，他的活动对辛亥革命成功有着很大的贡献。

陶成章早年曾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15岁便在家乡设馆任塾师，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一些新学书籍，思想逐渐转变。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激发了他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意识，与“推翻君主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民主主义思想逐渐合拍。1902年，陶成章赴日本留学。1903年。“拒俄运动”爆发。留日学生组织“军国民教育会”，陶成章结识该会会员龚宝栓、魏兰等人，参与商议革命活动。1904年，陶成章归国，遂积极奔走革命，联络会党，策划举事。他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于浙江各地“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瘁”。杭州离他家仅一水之隔，他却“四至杭州而不归”。有一次抵杭时已是腊月二十六，魏兰劝他回家过年，他答：“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

经《杭州白话报》主笔孙翼中的介绍，陶成章结识了当时尚在狱中的白布会领袖汉振声。二人相谈甚欢。汉振声为陶成章写了几封介绍信和十几张名片，便于他前往各地与会党联系。陶成章每到一处，既联络会党、散发各种革命报刊。同时也做社会调查，对当地会党、兵营、贫富户、地理、财政等各个方面加以了解。活动颇有成效，“由是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矣”。1904年10月，陶成章和蔡元培、龚宝栓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以入会誓词“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6字为宗旨。年底，陶成章赴日本，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分部，许寿裳和鲁迅就是在这时加入光复会的。

光复会成员积极地宣扬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出朦胧的社会经济改革要求，但各自的思想成分很纷杂。不过，“在各种成分中，反对满洲贵族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建立共和政治的宣传。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光复会成立后，徐锡麟、秋瑾等先后加入，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发展。1905年秋。陶成章和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借以召集江南各府会党成员到校。进行军事训练。秋瑾后来在该校发展了600多名会友。陶成章则奔走于浙、皖、闽各地，联络革命志士。后来由秋瑾组织成立了光复军，推举陶成章为五省大都督，计划起义。1907年夏。徐锡麟在安庆击杀巡抚恩铭，壮烈牺牲。不久后，秋瑾响应起义，不料事败，也从容就义。辛亥老人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浙江、安徽倡言革命，屡次起义，前仆后继，可歌可泣，都是光复会所领导的。”

徐锡麟及秋瑾案发后，清政府下令通缉陶成章，陶因此潜赴南洋，继续其革命宣传活动。1908年春，陶成章到东京接受编辑《民报》。1908年秋，陶成章自日本再赴南洋，拟筹款在江浙一带举行武装起义。在筹款问题上，陶与孙中山先生发生分歧。陶成章请孙中山协助向华侨募捐。但孙中山以为把起义重点放在华南地区并不妥当而未予支持。由此与同盟会产生隔阂，陶成章负气不再用同盟会名义进行活动，而改以“光复会”名头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他同李梁和等人联名发表了《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攻击孙中山侵吞华侨巨款，后又到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恰在这时，章太炎也发表了一篇攻击孙中山的文章，于是，他们相互呼应，联手诋毁孙中山先生。这一由筹款活动而引发的策略上的分歧。再加上章炳麟对孙中山的不满。导致了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这期间，吴稚晖从中挑拨离间，更扩大革命党内部的裂隙。1910年2月。章炳麟和陶成章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章任正会长，陶为副会长，他们大力发展党务，“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对于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嫌隙。辛亥老人沈瓞民认为：

“光复套自始至终，从领导人陶成章起，深入各地，打进基层，实行武装革命，从不少懈。而同盟会虽也重视武装革命，但领导人居国外时间多，宣传也多于力行。光复会对这点意见较深，两者分歧点在此。”

不过事实上，陶成章和孙中山之间的这种分歧和裂痕属于革命党内部“一些非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政治原则上并非势不两立”，因此光复会分裂出去后，仍然坚持革命，继续反清，革命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光复会与同盟会仍属同一阵营。在革命的大方向上是与同盟会保持一致的。因此，辛亥革命之际，光复会与同盟会合作共进，同举起义大旗。在推翻满清的革命过程中。光复会志士的牺牲是无比惨重的，沈瓞民曾回忆说：

“光复会坚持由‘鼓吹而走向‘力行，就是重视武装革命。自癸卯至辛亥之间，没有一年。没有一月，不在进行武装革命。清朝统治集团残酷镇压，同志被杀的、被密拿、通缉的、起义就难的，前后不下5000人。时隔50载，姓名湮没无闻，比比皆是。”

二

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陈其美年少时因家道中落，15岁时辍学，到当地的一家当铺当学徒，使其长兄及三弟能上学。他怀有抱负，对当铺生活感到厌烦，而当铺外的天地。风云激荡。陈其美从上海来的

报纸上，“洞悉世界大势与中国国情”，他“驰书亲友，痛言清廷失政，须人民自图振作，20年后当能重振国威，洗雪国耻”。1902年，陈其美的三弟从日本回中国，讲述日本富强的情况。陈其美受启发。决定不故步自封在当铺终生。1903年，陈其美只身到上海，在同康泰丝栈任佐理会计为生，同时结识各方人物。1906年春，陈其美得到了在湖南长沙任新军统带的弟弟陈其采的资助，赴日本留学。先是进入东京的警监学校，学习警察法律，一年后改入东斌学堂，学习军事学。这两所学校都是由孙中山暗中资助，由日人寺尾亨博士出面创办，暗中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后来陈其美认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并在当地认识蒋介石。二人后来更结拜为异姓兄弟。

1908年，陈其美回中国，在上海、杭州等地加入青帮，在浙京津等地联络会党支持革命。1909年夏，他想要策动浙江起义，但因被告密未成，后来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宣传革命。陈其美人称其有“四捷”：口齿、主意、行动、手段。性格豪迈侠气，做事勇敢果断，在上海受到了帮会团体、商团士绅和同盟会三方势力的拥护与支持。经过三年的苦心经营，陈其美终于在上海站稳脚跟，打开了局面，从缄默无闻一跃成为蜚声沪上的革命党人。应该说，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陈其美在上海，形成了以中部同盟会为核心，以资产阶级势力作依托，利用会党为工具，这样一个适合上海特殊环境的政治格局；制定了以上海为中心，联络邻省，谋长江中下游的革命胜利，从而影响全国的革命方略……这些活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高潮，作了有组织的准备。孙中山曾说：“溯陈君之生平，光复以前，奔走革命……其间慷慨持义，秘密勇进，数濒危殆。凡旧同志类能称述。”1911年7月陈其美参加了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被推为庶务部长，参加了光复上海的行动。

如前所述，光复会与同盟会的革命成员，虽然在革命策略和做法上有所分歧，但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后，双方便即刻展开合作。陶成章立即归国，在沪杭一带共谋举事。光复上海一役，便是两个会党合力的成果。

武昌军政府派光复会李燮和(柱中)为总司令，带领敢死队来到上海。李燮和随陶成章一同会晤了陈其美，双方约定11月5日举事，不料陈其美私下又召集亲信另行集会。说：“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清廷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广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吾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否?”

于是陈一方决定抢先发动。陈其美带了几十个人，除少数同盟会员之外，其余多数是上海帮会的人，他们闯进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不料陈其美未及开战便被擒住。李燮和闻讯，即刻率领光复军赴援，攻下制造局，救出了被捆在厕所边的陈其美。“起义人士一面寻出被绑的其美，护送回家，一面推燮和充临时司令，主持一切。”光复军攻下制造局后，占领了弹药库，上海遂告光复。

应该说在光复上海之役中，光复会的李燮和在资望和战功上都高于陈其美。

当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军光复上海记》载：

“此次上海举事，总司令为李燮和，水陆各军俱响应，昊淞、高昌庙水陆巡警及炮台各军，亦皆应命。惟攻制造局时，以该局有备，未遽得手，定于夜间再行进攻。现该局张总办已乘小轮逃选。军政府已张贴告示于该局门首，宣言已举民政总长李平书为总经理矣。”

但是，由于陈其美热衷于揽权，原先就有抢先动手以夺取都督席位的意图，因而光复上海后的第二天，上海会党邀集开会。当中有一人携手枪上台演说，称：“现在上海光复，都督一席非陈英士(陈其美之别号)先生担任不可，请列位举手拥戴；如有反对者，请尝吾弹!”说毕，将手枪往桌上一拍。本来在举行都督会议时，陈其美一伙就将光复会排斥在外，光复会只有一人临时闻讯参加，此举一出与会者更是连李燮和的名字都不敢提了。由此，在上海青帮势力的支持下，陈其美终于如愿以偿，被推任沪军都督。李燮和则退至吴淞。设立军政分府。

陈其美在上海光复后虽然位居沪军都督，但当时的上海也是内外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尤其是陈其美本人，他一向就对光复会的人有很深的成见，起义成功后，他更逐渐暴露了江湖帮会头子的种种陋习，竭力排挤上海光复会支部长李燮和，多次制造各种矛盾。这时候的陈其美已经越来越不像一个革命者，而逐渐还其帮会首领心地偏狭、短识陋见的真面目了。

陈其美自任沪军都督后，经常“在外冶游”，成天“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在龙浩池给陈其美的信上。就坦率地指陈：

“日来街谈巷议，成闻阁下无日不在清和坊等处，非酒即和，甚至谓自中秋节以来，已连取小星四人：进出必坐极华美极昂贵之汽车；府中上下人等，凡是稍优之缺，悉数以湖州人充之。一若都督府变成湖州同乡会也。阁下身居都督，与朱少屏等一流人成群结党，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无怪有种因公务奉访者，十数日不得一遇面也……龙浩池顿首。”

陈其美不仅“成群结党，花天酒地”，还动辄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同志施以暴力。如李燮和在吴凇成立军政分府时，有一天在吴凇车站乘车前往上海，陈其美竟派人前去行刺，所幸未能杀死李，但却击毙了李的卫兵。

另一桩暴行就是非法枪决革命军参谋长陶骏葆，南京光复后，参与南京之役的陶骏葆因公抵沪访谒宋教仁和黄兴，其后前往都督府拜会陈其美。陈请他在客厅坐候，不一会儿便派卫兵将他逮捕，反剪双手，并布包其面，当场在沪军都督府大堂上开枪将其杀害。陶骏葆遇害后，他的哥哥陶逊为此发表了一封很长的电函，质问陈其美何以“同类相残”“任意屠杀同志”?陶逊愤慨的谴责陈其美如此“刃弹交错、从心所欲”，使都督府沦为“绿林盗窟”。

在陈其美掌权后的多项逆行中。以他和蒋介石的共谋暗杀革命功勋陶成章事件。尤为人道法理所不容。

三

世人皆知，蒋介石同陈其美(英士)的关系是非常深的。陈其美是蒋介石早年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也是蒋介石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讨袁斗争的引路人和领导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其美。就没有后来的蒋介石。

1906年间蒋介石离开浙江乡下到日本。在东京初次遇见陈其美。蒋介石遇到陈其美后，便长期受到了陈的影响。陈其美刚到日本时进入了警察学校学习。后来转学军事。他们二人所学相近，又意气相投。陈其美的江湖作风及其在帮会中的地位，尤其使得蒋心折。1908年春，蒋介石再次东渡日本，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1910年5月，又经陈其美介绍，受到孙中山的单独接见。因此，蒋介石视陈其美为良师益友。陈其美生于1878年，比蒋介石大8岁，因此，蒋介石

一直称陈其美为“大哥”。

1911年10月3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投入陈其美麾下，任沪军第五团团长，隶属于其把兄、师长黄郛的沪军第二师。陈、黄、蒋3位盟兄弟，在上海滩互为依存，蒋介石对陈其美素怀知遇之恩。同时因为辛亥革命时，蒋远在日本、未建寸功，奉召返沪后。因在革命党内仍是无名小卒。他常常为壮志未酬、才华难展而夜不能寝。

当时的蒋介石，虽然身在革命阵营之中，但实际上他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在他心目中，所谓革命就是狭义的“打天下”。因此，当时的蒋介石可以说是毫无政治立场可言，而是满脑子江湖思想——既然崇拜帮会首领人物陈其美，又同陈其美“金兰结义”成了拜把子兄弟，那么就一切惟陈其美之马首是瞻。因此，蒋介石之杀陶成章，纯粹是一种江湖行为，与所谓政治理由完全无关。就个人关系而论，蒋介石与陶成章素无恩怨，他完全是以他“大哥”陈其美的恩怨为恩怨的。

由于陶成章深恶痛绝那些上赌馆、逛妓院等勾当。在看到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其美有这些癖好后。便多有微词，这让陈其美感到了难堪，故而与他产生芥蒂。辛亥老人李净通曾回忆：“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面前劝陈其美戒嫖戒赌。陈认为陶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同时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以上海青帮头目的地位，依靠他的湖州帮势力，被推为沪军都督。攫夺革命果实，出于派系纷争心理，陈其美遂视陶成章为心腹之患。关于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枪杀陶成章的直接原因。则是为了与之争夺浙江都督一职。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他举荐章炳麟和陶成章“代理浙江”。章炳麟却又极力称赞陶成章说：“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因而力举由陶成章来“代理浙事”。而陶成章本人力辞不受，在浙江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竟说“贤能者均可。唯陈其美不可”，并致电推荐革命党人蒋尊簋继任。但浙江士绅沈荣卿等又联名致电敦促陶成章赴任。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由于陶成章在浙江籍人士中威信甚高，使陈其美入主浙江的谋图很难成功，于是，陈其美对陶成章由嫉生恨而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此后，再加上江南军事已定，陶成章仍在上海利用光复会经费募兵、练兵，这给陈其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凡此种种。陈其美对陶成章已是切齿痛恨。决意要铲除此公，以绝后患。

四

当陈其美将刺杀陶成章的秘密任务交予蒋介石时，他慨然应诺，以为是天赐良机，既可建功立业，令革命党人刮目相待。也可报答盟兄的知遇之恩。他很快就想到他的旧友、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此人原为太湖强盗，枪法精湛，且可飞檐走壁。他虽是光复会员，却常以会内机密换取钱财，陶成章对此极为恼火。蒋介石获取这一情报后，找到王竹卿，对其恐吓讹诈，散布陶成章伺机严惩王竹卿的言论。王竹卿信以为真，铁了心要先下手为强，杀害陶成章以保全自己。

陶成章非等闲之辈，早已风闻陈其美要加害于他的消息。为防不测，他深居简出，行踪不定，后因治病才迁往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1912年1月12日午夜，天气格外寒冷。几天来。为寻找陶成章的行踪，蒋介石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他蜷卧在马车的软座上打着盹。车经福州路时，迎面吹来的狂风卷起厚实的车帘。纷纷扬扬的雪花洒在蒋介石的脸上和脖子里，他睁开眼，却意外地看见路旁屋檐下正在避雪的陶成章。他急令停车，下车后趋步上前，殷勤地和陶成章打招呼。陶成章向以革命前辈自居，蒋介石对其又执弟子礼，和顺谦恭，处处小心。所以，陶成章毫不介意，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当夜，蒋介石用自己的马车，把陶成章送回广慈医院，默记下陶成章的病房号码。次日，他又携带礼品，以探视为名，实地勘察陶成章的病房环境及进出路径。1月14日凌晨，两个头戴齐眉毡帽的人。鬼鬼祟祟来到广慈医院二楼的走廊上，顺着房门找到205号病房。这二人便是蒋介石和王竹卿。其中一人学着护士的腔调，轻轻地叩门道：“陶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陶成章酣睡正甜，朦胧间听见有人呼唤，便懵懵懂懂地“唔、唔”应着，当他刚拉开门，便应着“嘣”的一声枪响，凄然倒地。听到枪声，全院哗然。护士匆匆赶来时，凶手早已无影无踪，血泊中的陶成章已命丧九泉。

于是1912年1月15日，《上海民立报》刊出这样一则消息：

“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退，其谦德尤可钦佩。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医室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

陶成章被害后，国内震惊，革命党人尤为愤慨。孙中山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公开向报界宣布，这是一起“挟私复怨”、“擅行仇杀”的血案。孙中山是个胸怀坦荡的革命家，陶成章生前虽然反对过他，和他有意见分歧，但是，孙中山不计前嫌，他肯定光复会成员在辛亥革命中的重大贡献，称赞道：“光复会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对陶成章惨遭暗害孙中山深表痛惜，他下令：“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17日《民立报》第六页刊出孙中山唁电缉凶的电文：

“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在巨功。碎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岂客不轨横行，戮我良士……”

关于蒋介石行凶的经过。当时亲闻者的记载史料中，以马叙伦、张空溪及黄炎培等人的记述较为具体。如马叙伦的记述：

“盖是时。有陈英士与成章争浙督之说也。成章之被刺于上海法租界之广慈医院，余时为大共和报主笔，余闻诸介石乡人曾与介石共作北里游之某，谓成章死之前夕。歇于福州路之四海升平楼，介石来，持银饼200元，怀手枪1具；某即以指蘸茶书三，最水旁于桌示蒋，介石摇首，某又蘸水书耳旁，介石领之。盖水旁谓汤寿潜，时寿潜任浙督也。耳旁则成章也；次展而成章以被暗杀告矣，然下手者王某也。”黄炎培则有如下记述：

“辛亥十一月廿五日夜：革命大领袖之一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死。刺客为谁?怎样刺杀?很有人说时陈其美命蒋介石刺死的。各种记载，大都推给他人。脱卸自己。无论如何，从整个革命来说，总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我是认真写日记的，根据我的日记：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上海澄衰中学校长浙江人曾慕官和我漫谈。曹说：‘我民元病卧广慈医院，一日傍晚。蒋介石来谈，临行说：我们今晚将做一件大事。夜半，忽闻枪声。别宣陶焕卿中枪死了。有深知其中秘密的告我：‘陈其美嘱蒋介石行刺陶焕卿。蒋偕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执行。”

五

对于陈其美唆使蒋介石行刺的情形，在革命党人张篁溪所撰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中也有较早且较详细的记述：

“当其时，上海谣传已有陈其美欲刺成章之说，

成章未之信。王文庆在南京致书成章，谓得确息，成章在沪大不利。成章始避之于客利旅馆。成章因应接甚繁，不能不出，乃又移之国民联合会。同人以门客太杂，乃又移之江西路光复会。次日又移之汇中旅馆，适同盟会会员在该处公宴某某，成章在饭店遇到王金发、褚辅成。成章病犹未愈。次日因移八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当其时，汤寿潜调交通总长，浙人将举成章督浙，成章力辞未就。11月24日，沪军标统蒋某，晤张伟文、曾锡爵，言与成章无憾，欲来见剖白之。伟文约以下午4时来光复会一谈。及晤，蒋某与成章言论殊洽。谈毕，蒋某讯成章住址，成章随书一条实告之。是夜8时许。蔡先谌与张不华谈，不华辞去，先谌欲偕往，不华不可。10时许，有人持书至广慈医院与成章，询以信之所由来，则言杭州快信。由蒋某转交，信内系临时协会具名。次日下午张伟文至，成章示以信，伟文疑之，盖浙江仅有临时议会，并无临时协会之名故也。25日夜间2时，有刺客二人撬门而入，阍人觉，询以何为则云来视陶先生。欲登楼入内寝，呼日：陶先生，出手枪狙击之。枪弹从左颊入脑，而成章竞淹忽以没矣。成章生于丁丑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酉时(即前清光绪三年)，卒于辛亥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丑时(即中华民国元年正月)，年仅35岁。”

这方面，蒋介石本人也有供述。蒋家王朝对此案的公开解释是：

“陶成章踵回国，故意破坏同盟套，拥戴章炳麟，抹杀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孰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

这是案发20多年后蒋介石编造出来的理由，是严重歪曲历史，诋毁真正的革命党人的诬谤之辞!尤其是蒋介石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颠倒黑白，明明是陈其美指使行刺陶成章，竞反诬陶成章意欲行刺陈其美!事实上，陶成章之被凶杀确是由陈其美授意，由蒋介石执行的。蒋是主凶，王竹卿为助凶，这一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住的。蒋介石自陈“除陶”后要“自承其罪”。而实际上，他枪杀陶成章后却立即畏罪逃亡到日本。

陶成章遭谋杀的消息传出，杭沪舆论沸腾。陶成章遇刺一周后，上海各界人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计有四千余人参加祭典。追悼会上，群情激愤，与会者纷纷发表演说，慷慨陈词，语意激烈。有人痛言：“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奴，非死于私仇，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纤竖。”有人明言：“陶公之死，必死于争竞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利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言讫竟“掷手枪于案，颇为激烈”。

追悼会后。陶成章的骨灰被迎回杭州，杭州民众也举行了追悼先烈的大会，与会者多达万人，群情之激愤。由此可见一斑。浙江都督悬赏3000元缉拿凶手。作为沪军都督的陈其美也不得不装装样子，悬赏1000元缉拿凶手。

陶成章遇刺身亡后，被蒋介石后评为“好尚权术”的陈其美一面假惺惺地参加祭礼，一面表示将“严饬谍报科缉凶”。谁都知道，当时的上海在陈其美的管辖之下，案发地法租界的头目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大流氓黄金荣，故尔所谓“缉凶”自然就是虚应故事。

但陶成章毕竟是政治领袖，是当时一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的代表人物。他的不幸遇刺，除了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舆论的激愤之外，更直接地造成了杭沪之间的紧张空气，光复会拥有光复军和骁勇善战的敢死队，他们的存在，使陈其美、蒋介石深感朝不保夕，时时产生极度的恐慌感。陶公遇刺后，跟随蒋介石参与杀害陶成章的助凶王竹卿旋即被缉拿归案。很快便被处死，这使主凶蒋介石更加惶恐万状，陈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只得让蒋介石暂去日本避避风头。1912年2月，蒋介石以出国学习军事为名，再次东渡日本。

关于这段历史，蒋家王朝后来的官方说法是：“民国元年：是春，公(蒋介石)以陶案之故，为免除反对党以此为攻击……乃避往日本”。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则进一步淡化蒋的“避往日本”并粉饰为：“国内粗定，‘总统功成不居……重游日本。”

民国初建，围绕权力分配，国内政派林立。角逐激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陶案调查自然是敷衍搪塞、不了了之。

蒋介石于1912年春天逃往日本，深居简出。躲了半年多的光景。一直到当年冬天，“缉凶”风声逐渐消落，他才又偷偷潜回宁波乡下。

六

1913年革命党人宋教仁被袁世凯谋杀，陈其美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前往日本。1914年陈其美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任总务部长。此后不断策动上海及江浙等地武装讨袁，屡起屡败。1916年5月18日，袁世凯收买了张宗昌，他派人将陈其美暗杀于上海寓所。至此。陶案的幕后主使陈其美最终也落了个被暗杀的下场。

刺杀陶成章事件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蒋介石正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亮相之前所进行的一次“演练”。从实质上说，这应当是一件反革命分子杀革命者的罪恶行径。但从形式上看，这又是典型的“革命者杀害革命者”的内部火并案。

无论案件性质如何，总之这一次“杀陶”行动，使蒋介石从此更加博得了陈其美的赏识与信任。而陈其美又是当时江浙财团的政治代表人物，通过陈其美，蒋介石逐步接近了江浙财团，并在其后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仰仗江浙财团的倾力支持，最终实现了军事独裁和政治独裁。上海帮的财经集团及帮会组织也成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蒋氏独裁政府的最强有力的经济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