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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反腐败斗争

2009-12-31邵景均

读书文摘 2009年11期
关键词:官僚主义斗争毛泽东

邵景均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做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一个国民经济全面崩溃的烂摊子:工业破产,农业凋敝。交通阻塞。经济混乱,失业现象严重,城乡劳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在军事上。虽然人民解放战争已获得了基本胜利,但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地区,国民党遗留下大批残余力量。同当地恶霸势力相勾结,以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同人民政权作斗争。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一场事关新生政权生死存亡的反腐败斗争。

“三反”运动

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起草了转发东北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报告的批语,第一次提出“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他代表党中央号召全党:“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和清除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由此拉开“三反”运动的大幕。

为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三反”运动的重视程度,把这一运动迅速发动起来,毛泽东在12月1日的《决定》中特意加上这样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他强调指出:“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中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做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毛泽东严正告诫全党:“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

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以薄一波为主任的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三反”运动的领导。

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三反”运动的重点对象是各级不廉洁的干部,许多干部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运动。为把运动引向深入,毛泽东制定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方针,进行层层发动,督促领导带头。据统计,从1951年11月20日至12月31日的42天内,毛泽东撰写大量指示、批语和书信,批转了许多报告,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有50多件。他对干部注重加强正面引导,肯定、表扬和推广了罗瑞卿、贺龙、习仲勋和空军党委领导运动的经验;同时,尖锐批评那些行动拖拉者和掩饰错误、消极怠工的干部。山东分局因“打虎”数量少,受到毛泽东的督促:“你们打虎成绩还很小,你们还没有制订出全省包括县以上党政军民各系统的打虎计划,你们对下面督促不严。”中直机关党委严肃批评了做得差的单位,并撤职查办了几名高级干部,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在毛泽东的带领和督促下,各级主要领导干部亲自挂帅,雷厉风行,层层检查监督,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决不使运动走过场。

为了配合“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五反”斗争,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

1952年10月25日。党中央宣告历时11个月的“三反”斗争结束。全国县以上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达到383.6万人(未包括军队数字),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有贪污错误的120.3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19.6万多人,占贪污总人数的16.3%;贪污1000万元(旧币,本节下同)以上的105916人,占贪污总人数的8.8%。全国被贪污的款物总数达6万亿元。截至1952年10月。共追回2万亿元。对于“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犯有错误的人,截至1952年10月,在已处理的部分中,免予处分的占75.7%,给予行政处分的占20.7%,判处刑事处分的38402人,占3.6%,其中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处理的结果体现了少数从严、多数从宽、重在教育的原则。在进行“三反”运动的同时,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到1953年6月,共有23.8万人因丧失党员条件而被开除党籍。地方县级以上干部有严重错误受到行政上撤职、撤职查办、逮捕法办处分者有4029人。其中省级干部25人,地级干部576人。另有5%以上的党员不合格,被劝退。处决刘青山、张子善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是“三反”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案件,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案件。它所产生的强大的廉政效应,延续了多年。

刘青山、张子善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河北省天津地委的前后两任书记。他们分别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的老红军,在战争年代经受住了枪林弹雨的考验,多次立过战功。他们坐过国民党的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但是在执政以后,刘青山在金钱、美色的诱惑下,逐渐腐化堕落。他以“养病”为由,基本不工作。又以“了解旧社会”为名,经常戴上墨镜,穿上长袍马褂,访妓院,进烟馆,染上了毒瘾。刚解放时张子善还算俭朴,后来为了讨好刘青山,以便接任刘当“一把手”,就一味迎合刘青山,为刘的腐化生活提供条件。他们相互勾结,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救济水灾区造船贷款、河工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克扣民工供应粮及骗取银行贷款等总计1554954万元。他们勾结奸商,倒卖钢材,使国家损失14亿元。刘张二人生活腐化,刘青山贪污挥霍1.8亿元,张子善贪污挥霍1.9亿元。对于刘张二人的错误和罪行,时任天津专署副专员的李克才等进行过中肯的规劝、尖锐的批评,但并未奏效。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事件的书面报告。毛泽东对刘、张贪污案件极其重视。当时有的领导干部向毛泽东提出:“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机会。”毛泽东对此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刘青山、张子善被依法处决。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产生了强大的廉政效应,显

示了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的决心,提高了党的威信:它震慑了一批有腐败罪错的干部,一些人主动坦白、深刻检讨,个人的政治生命得到了挽救;广大干部从这一案件中受到教育,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全面好转。

“新三反”运动

1952年全国性的“三反”运动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在1953年紧接着发动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

开展“新三反”运动的起因。仍然是对腐败现象严重性的判断。当时“三反”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党中央依然清醒地看到,由于“三反”运动范围仅局限在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县及县以下基本没有开展。加之“三反”运动的重点是反贪污,对官僚主义问题基本没有涉及,因而具有一定的不彻底性。在县及县以下的基层干部中,为所欲为、违法乱纪的现象十分普遍。一些民众说他们“比国民党还厉害”。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指出,“国民党所有的(问题),我们今天也应有尽有”。当时的《人民日报》曾连续报道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典型事件。

干部中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对此,毛泽东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开始了“新三反”运动。

“新三反”运动从山东开始。由山东推向全国。这次运动重视人民来信,要求从处理人民来信人手,检查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运动采取了“边反、边防、边建”的方针——“反”就是处理案件:“防”主要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建”是指进行必要的规章制度建设。“新三反”运动不同于“三反”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没有脱离当时的工作单纯去搞运动,而是以实际工作为中心。通过这一运动。各地都严肃处理了一批典型案件,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使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新的反贪污运动

“三反”运动结束不久,贪污现象又重新抬头,到1954年已经相当严重。党在领导“新三反”运动的同时,又开展了新的反贪污运动。

1954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监察部党组《关于“三反”后所发生的贪污情况的报告》。报告分析了“三反”运动后贪污现象的特点,主要是:大部分发生在直接管钱管物的一般干部中,基层合作社的贪污现象尤为严重;贪污分子中,重犯占很大比重;贪污款数百万元以下者占多数,但也有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贪污行为更为隐蔽。针对这些特点,各地在严查新的贪污案件的同时,加强对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使之树立爱护国家财产的道德观念;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积极堵塞发生贪污现象的漏洞。

经过数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新中国成立之初那种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局面得到有效控制,腐败的大案要案大大减少,党风政风进一步端正,社会风气得到净化。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廉洁从政的光荣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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