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　天　肖　炜

2006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给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陈力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请他写一篇关于工农兵学员的回忆性文章。陈力丹利用这个机会，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自己在北大读工农兵大学时的情形。文章写完之后。他感觉反映的情况并不十分深刻，于是他想了一个题目——《淡忘的北大工农兵学员流水账》。

文章寄出后不久，北大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给他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希望可以讨论和回忆。”但在陈力丹看来。今天的社会已经比较开放了，就这么一段个人的历史回忆，还存在讨论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以及可以说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吗?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人们通常惯用“难忘”这样的字眼。但对陈力丹来说。他在北大读工农兵学员的三年里，实在算不上“难忘”。那只是一段单薄而没有思想的经历……

机缘巧遇选择新闻

1968年。在“广阔天地，炼就一颗赤胆红心”的口号下。无数打着背包的北京知青，高唱着语录歌曲，排着队奔赴到全国各地去。还在学校读书的陈力丹，几乎每天都能在校门口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一年陈力丹17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

这一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也到陈力丹的学校招人。那时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刚成立不久。又是第一次到学校来招人，学生们对那里的情况不了解，很多人都不敢报名。但陈力丹却做出了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决定，他毅然报名参加了建设兵团。那次包括他在内，全班只有七个人报了名。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家庭出身深刻地影响着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但陈力丹他们没想到，申请去兵团的七人全都录取通过。

几天后。满怀着建设边疆的火热激情，陈力丹跟随成千上万和他一样的同龄人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天他被分配到二师八团的二营十五连。不过刚刚到达连队的第一天，陈力丹他们就被兵团的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这时陈力丹他们才知道，因为此地靠近北极圈，夏天昼长夜短，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天就亮了。老职工们一般都是天亮起床。然后集合去场院翻晒扬场。一直要干到下午七点多才收工。这是习惯每天八点起床的知青们完全没想到的。而建设兵团的劳动强度也远远超出了知青们的预料。

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很快磨灭了陈力丹初到兵团时的热情。他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自己曾经如此向往的知青生活，其实只是每天从事这些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的劳动完成后。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陈力丹还负责组织班里的老职工一起学习文化知识。

17岁的陈力丹每天就这样不辞辛苦地劳作着。半年后，他被调入团里的汽车连，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岁那年，陈力丹由汽车连调入团宣传股报道组工作，第二年当选为报道组组长。从此与新闻结下了缘。

1970年，经过两年多的知青生活后，很多人心中都藏着一个秘而不宣的心愿，那就是返城回家。那时陈力丹发现团里有几位战士，突然悄悄地就消失了。后来他才听说，这些突然消失的战友，是受到团部推荐，到城里上大学去了。因为担心知青反响过大，所以团部让这些人悄悄地离开。

知青们还得知。国家正在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试行招收工农兵学员。停止数年的大学招生计划又恢复了。消息传出后，上大学成了众多渴望返城回家的知青们最大的梦想。

1973年初，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精简人员，各个团部的宣传报道组全部解散。陈力丹分配到了团部的修理厂当统计员。

这一年，周恩来和邓小平，针对前两届工农兵学员学历太低的情况下，重新恢复了大学的招生考试。陈力丹所在的八团也分到了20个工农兵学员的考试名额。一直酷爱学习的陈力丹自然没有放弃，报名参加了这次考试。

这是自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以来第一次进行招生考试。总共有两门，一门是语文，一门是数学。语文是写一篇作文，数学是一道相当于初三水平的题目。这些考题对一直坚持自学的陈力丹来说，不存在任何难度。考试成绩出来后，陈力丹的数学成绩是满分，这让他异常欣慰。

不过对很多考生来说，由于缺乏系统学习的机会。文化考试并不理想，甚至出现不少交白卷的情况。在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一位叫张玉勤的学生在英语考试中交了白卷。受到校方批评后自杀身亡。此事一下轰动了全国。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辽宁日报》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报道》。全文刊登了张铁生写给领导的一封信。江青等人抓住这个事情，立刻借机跟主张考试的周恩来、邓小平找茬。这一年，招生考试被废弃。交白卷的张铁生因为这封信如愿地上了大学。而很多考得比较理想的学员却最终名落孙山。

陈力丹知道考试成绩被废的消息后，也很为自己的未来心怀忐忑。不少单位的考生，就因为张铁生的一张白卷最终断送了自己的大学梦。他连忙到团部打探消息，幸运的是，团部并没有拘泥于这个政策。团领导认为，既然考试已通过了。就没必要再去更改它的结果。因为这个决定，陈力丹如愿地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

1973年8月，在兵团知青们艳羡的目光下，陈力丹离开了他生活五年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重新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北京。并成为北大中文系的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当这两块大馅饼。一起砸在陈力丹的头上时，他高兴得简直有些晕眩了。

从“反动”书籍中学习知识

1971年9月。北大中文系恢复新闻专业的招生。到1973年时，北京大学中文系已恢复四个专业：文学专业、汉语专业、古代文献专业和新闻专业。陈力丹最初的分配名额是北大数学系，考虑到他多年在兵团从事新闻工作。分管名额的干事悄悄地把他这个数学系的指标和一个北大新闻系的指标调换了。

开学那天，学校派车到火车站拉外地的同学和行李。陈力丹家离火车站比较近，了解到学校的车几点从火车站出发后。陈力丹带着行李乘坐公交车到了火车站，然后搭乘学校的卡车到达学校。再背着行李到达了北大中文系32楼。

当陈力丹怀着热切的心情来到中国最高的学府——北京大学后。这位在农场劳动了五年的知青并没有想到，作为一名高等学府的工农兵大学生。他们第一堂课，居然还是劳动。

70年代的中国，到处充满着“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各个单位都土法上马，组织人员自己开挖防空洞。一直勇于走在全国前面的北京大学，自然免不了加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中去。

陈力丹他们的任务是建造地下教室。在建造地下教室之前，他们必须先在地下挖一个很大的坑。然后再用水泥框架把教室搭建起来，这是一项劳动量很大的工程。庆幸的是这些从全国各地来到北大的学子。不是知青就是工厂的优秀工人。体力劳动并没有很大的困难。很快，他们就从幸运的学子成功地转型为合格的建筑工人。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辛努力，北京大学的地下终于增加了一层从未使用过的地下教室。修建好了地下教室后，同学们终于可以正

式上课了。但老师们大部分还戴着各种名目的帽子，所有的教学活动必须在革命学生的指导下进行。

学生们在学校的主要活动主要是开会，听北大负责人做形势报告，或者传达指示。对学生们的要求主要还是“上、管、改”，对大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教育以及反击教育界的右倾回潮。每次开大会时，陈力丹印象最深刻的是古代汉语专业的王力教授，他总是准时到会，认真记录，但从不发言。

第一个学期。新闻专业似乎还风平浪静。除了开会、学习上级指示外，师生之间基本相安无事。这些刚来到学校的工农兵学员，虽然带着“上、管、改”的任务，但毕竟来到学校的时间不长。而且也缺乏“斗争”经验。

半年后。第一届70级的工农兵学员从山东搞“开门办学”回来了。这些经过了三年“上、管、改”教育模式的大学生们，已经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斗士。相比73级的“学弟学妹”们来说。他们显得专业而训练有素。第一次见面就给陈力丹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为了辅导新生的教学活动。中文系特意安排了一个70级的留校同学做他们的辅导员。这是一位习惯挑动同学批老师的学员。在他的带领下。陈力丹大学一年级的班主任何梓华老师，因为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也在班级会议上被批得很厉害。以后隔三岔五的，班级里就会开一个批斗会。批判的对象也大多是平时教育他们的老师。

对老师的批判名目繁多、花样迭出，开会学习也是接二连三、连续不断。而且在“开门办学、学工学农”的号召下，学生们的课堂也经常搬到火热的生产现场去。比如去农场学犁地、去工厂学炼钢……宝贵的三年大学生活中，起码有一半多时间都是在学校以外度过的。

在那个年头里。除了上过一些中共党史大课。新闻系没有更多的正式课程。所有的课程、会议都是临时通知，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课程安排表。后面有一段时间开设了两门专业课程：写作和摄影，但也是断断续续，经常被打断。

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季羡林给新闻专业的同学们上过一次古典文献的课程。那是陈力丹唯一一次听季老讲课。

“批林批孔”运动让陈力丹知道了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排行老二，原名孔丘。就是这样一些批判运动，让陈力丹学到了一点古代史的知识。

看到陈力丹的学习热情后，一次，北大胡文龙的老师悄悄递给他一本白皮书——《批判王中反动的新闻理论》。这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一本，批判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的书籍。从这本书的一些批判性文字中，陈力丹真正看到了一些新闻业史料和新闻理论的东西。

淡忘的北大生活

1975年春天，陈力丹所在的中文系新闻专业第三组。到北京市朝阳区革命委员会参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习。学习期间，双方准备合作编写一本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书。有四五个新闻系的学生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陈力丹负责编写革命导师的新闻活动和思想。

在这个写作要求下，陈力丹开始大量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全集。第一稿他总共写了四万多字，为全书起了好的开端。在编写自己的稿件之余，陈力丹还帮其他的同学们出点子想主意。1976年。这本铅印的小册子经过一些老师的修订后终于出版了。

《新闻理论》这本书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唯一一本关于新闻理论的著作。但是，这本书完全体现了“四人帮”时期的一些新闻主义观点。1989年，陈力丹发表了一篇《新闻学需要忏悔意识》，自我批判了这本书。

1976年2月寒假期间，学校领导把陈力丹叫到办公室，在那里，陈力丹还看到了研究历史的老师方汉奇和张之华。校领导说上面布置一个任务，写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周报，并将它定性为中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由三人分别写一部分。

陈力丹之前并没有权利看《湘江评论》。但当他看到《湘江评论》后，不同意把这张报纸定性为马克思主义的报纸。因为他发现，那时候毛泽东连马克思、列宁的思想联系都不清楚。说支持列宁的暴力革命，反对马克思的面包革命，还拥护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思想是较为混乱的。

他认为那时的毛泽东最多属于激进主义。并按照自己的想法，实事求是地写了15000字，交了上去。这是陈力丹第一次与老师们“合作”研究。这时“文革”已经进入尾声。

1976年4月4日，龙年清明节。

这一天约有二百万人云集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仪式悼念三个月前逝世的周恩来总理。所有悼念总理的活动在这一天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上午北京铁路分局青年工人王海力在天安门广场披展血书。上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中国无产阶级的红后代”。

同一天广场纪念碑东侧贴出《叫人怎么办》的诗词，为邓小平的不平遭遇公开辩护。词中写道：“八点钟上班，点上一支烟，倒上一杯水，翻开一本大参考，一看就一天。生产上不去，这是自然自然。自从去年‘七一后，面貌大改变，领导下基层，抓纲又抓线。任务明确方向对，群众心里好喜欢。加班又加点，卫星上了天。结果好话没听见，坏话一大篇。什么‘人头要落地，却成了大灾难。这叫人怎么干?!是不是不干才喜欢?不，他们想一手来遮天。三人十只眼，阴谋篡大权，唯恐天下还不乱。同志们，怎么办?我们就要和他们顶着干，把他们的阴谋来揭穿!”当天无数的人在这里写诗歌，广场上佳作迭出。欢声雷动。中国的新诗歌运动在这特有的政治环境中不可阻遏地诞生了!

作为“四人帮”基地的两校“北大”和“清华”，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些消息却被控制得很严。几乎处于封闭状态。很多人对那天发生的事情并不清楚。4月4日那天，借回家的机会，陈力丹去了一趟天安门广场，当时的场景对他触动非常大。

1976年5月，陈力丹接到一个任务，调查已经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的“事迹”。用以驳斥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他和几个同学、老师被派到上海调查了两个月，走了很多地方。在那张北京市出具的介绍信上盖满了各单位的公章。这是陈力丹首次领教到中国特色的“外调”程序。

似乎是历史巨变的征兆，这一年7月28日，距北京180公里的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这场地震也波及北京。由于人们都处于天崩地陷的恐慌中，调查工农兵学员的事情最后不了了之。陈力丹他们返回北京。和他的同学们在地震棚里领取了大学毕业证。紧接着不久，“四人帮”垮台了。

1978年陈力丹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班，从事新闻学的研究学习。1981年。陈力丹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并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工作，1985年担任研究室副主任。2002年陈力丹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工作，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务。

2003年春节。当年北大73级新闻专业的同学聚会。那天来了一半左右的同学。一晃28年过去，这些当年的工农兵学员也各有各的成就。有的当上军队的将军，有的当上学校的教授，还有的同学已经退休。谈起当年时大家都感慨万分。然而对于那段日子，谁都没有评价。陈力丹的态度就如他写的回忆文章一样——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