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此地空余锦灰堆

卫毅

10年前,王世襄在自选集《锦灰堆》中写下:“我今年八十五岁,已届垂老之年。过去的一切,我都不计较,但只计较一点,即要求得到正确、公正的理解。”

此后数年中,《锦灰二堆》、《锦灰三堆》陆续出版,这种“计较”从未消减,直到2007年出版《锦灰不成堆》时,93岁的王世襄在他最后一篇自序里写道:“半个多世纪前的不白之冤和不了了之的‘取保释放理当有一个符合事实的公正结论。现已届耄耋之年,容我陈述的时间指日可数。为此我不得不收集一切能得到的证据和集体上报的材料写成文字,作一次最后的申述。半个多世纪的自律为人,研究、保护多种传统文化并撰述成书,毕生收集的明式家具入藏上博(上海博物馆),捐赠荷兰王室基金会颁发最高荣誉奖金修建小学等等,已经得到中外人士的广泛承认。即使申述毫无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却也无妨,本人坚信定有有良知者和信奉是非真理者在我逝世后为我申诉,还我一个为人民、为国家全心全意、竭诚工作,大公无私、清白无辜的面目。届时谁将受谴责,不言可喻。”

王世襄“计较”的是他在1950年代初的“三反”运动中被无端认为“贪污”国家文物,然后被逼供关押一年多,最后没查出他有何问题,“取保释放”。这成了他一辈子的心结,“机关单位因人事变更,对过去的案件可能不了了之,但对当事人却是有关人格、是否有玷辱载诸史册几代清廉门风的天大之事。”

他出身官宦世家。自明代始,王家先祖便是福州一方望族。入清代后,王世襄的高祖、祖父、父亲都曾担任高官。

高祖王庆云,《清史稿》有传,曾任陕西、山西巡抚,四川、两广总督,及工部尚书等职务,所著《石渠余记》记录清初至道光年间的财政状况,至今仍是研究清代经济的重要史料。

祖父的哥哥王仁堪,是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丁丑科状元,曾出任镇江、苏州知府,为当时有名的清官,曾上条陈劝阻慈禧不可动用海军军费修缮颐和园。梁启超是他的门生。

父亲王继曾,一度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曾出任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在孙宝琦执政的北洋政府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

燕市少年

1914年,在王世襄将要出生之时,王继曾买下了北京东城芳嘉园的一座四合院,王世襄随后在此住了差不多80年。

他是家中第3个孩子。父母很看重他们的学业,请有私塾老师教授传统文化。10岁时,王世襄被送到在北京的美国人为其子弟办的学校去读书。从小学3年级一直到高中毕业,习得一口流利英语,后来到美国访问,美国人还以为他就是在当地长大的。

年轻时的王世襄是典型的“燕市少年”,交游于京城各玩家是其生活的重要部分。老年王世襄在《北京鸽哨》的自序中曾给年少时的自己做过总结:“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韝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鸽子是他极爱之物。他曾说:“犹忆就读北京美侨小学,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曰:汝今后如不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P(即poor)!”

家教极严的父亲为此不悦。疲于宦海沉浮的王继曾希望儿子能学一门科学技术,比如成为一名医生。这恰恰是最让王世襄头疼的,他的天性中毫无与理工科相容之处。但父命难违,王世襄还是进入燕京大学,成了医预科的一名学生。

王家在燕京大学附近的成府路有一座20多亩地的园子。这成了王世襄的游乐园。他在这里种葫芦,养鹰、狗、鸽……在一张摄于1936年的黑白照片里,王世襄头戴毡帽、脚扎绑腿,左肩挂野兔,右手持大鹰,留下了少年时代的生动记录。

与此志得意满的瞬间形成对照的,是他数理化3门课均未及格的成绩单。王世襄不得不从医预科转入国文系。父亲的愿望成为泡影。

国文系上《文选》需交作业,王世襄故态复萌,像小学时那般以《鸽铃赋》为题撰成一篇骈文。在许多人眼中这孩子无可救药,一生都不会有什么作为了。

1939年春天,王世襄的母亲患病去世。

“1939年母亲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觉得家里这么重视我的学习,我愧对他们。于是,我开始研究《画论》。燕京大学没有美术系,我在文学院做的算是跨学科题目,学校同意了,三年后获得硕士学位。我一直到进研究院才开始认真念书。”

学者李辉也指出:“撰写《画论》的过程,也就是王世襄真正完成未来道路选择的过程。处在沦陷区的北平,未来局势并不明朗,民族与个人的生存仍在危机之中,但学术性格既然形成,学术方向既然确定,像王世襄这样的文人就会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去。”

1940年,在燕京大学教育系读书的袁荃猷为准备毕业论文,打算编一部中国绘画教材。因为没有合适导师,教育系主任周学章介绍她去找王世襄指导。这是一对伴侣的缘起。

傅斯年的4句话

1943年,已经沦陷的北平不能再待下去了。王世襄去了西南大后方。在重庆的中央研究院办事处,他由梁思成引见,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会面,表达了进入史语所工作的愿望。

他记得傅斯年当时只跟他说过两句话。一句是: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另一句是: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

几年之后,王世襄负责到日本去追寻流失的文物。在某个场合又一次见到傅斯年。这次,傅斯年又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寻文物应和在平津区一样,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敢作敢为)。另一句是: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办事,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来了。

在梁思成建议下,王世襄来到了川西小镇李庄,进入了中国营造学社。这里云集了抗战时期中国众多的学术机构,有难得的学术氛围,对王世襄帮助极大。

李庄的苦日子没持续太长时间,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在副主任委员马衡和梁思成邀请下,王世襄开始为清损会工作。1945年10月,王世襄以“接收大员”的身份回到北平。这年冬天,王世襄和袁荃猷结婚。

在王世襄的努力下,大批文物失而复得,其中包括了许多国宝,例如战国时期的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清官窑古铜彩牺耳尊、存素堂丝绣等。

1946年12月,王世襄随团赴日追寻文物,第二年年初回到北平。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回归的文物竟成了他多年的噩梦。此时王世襄还沉浸在实现梦想的愉悦中。作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他在1946年7月开始兼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他一直都那么希望能为故宫工作。

1948年5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给故宫博物院一个去美国及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的名额。懂文物和英语的王世襄获得了这个机会。1949年8月,他回到北平。这时离一个新生政府的开国大典不到两个月。

为国民政府工作的人还有不贪污的?

1952年,反贪污、反盗窃、反浪费的“三反”运动开始了。曾在清损会工作的王世襄成了重点调查对象。办案人员的逻辑是,曾为国民政府工作的人,难道还有不贪污的?

王世襄被带到看守所逼供,带上手铐脚镣关了一年多,从此落下长年的肺病。这些人把京城所有古玩店查了个遍,实在没查出王世襄的问题,只好把他放了。这就是所谓的“取保释放”。回家后他收到通知:他已被故宫博物院开除公职。

到1957年,已经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的王世襄又被划成了“右派”。“苍天胡不仁?问天堪一哭!欲哭泪已无,化泪为苦学。”这是王世襄的心声。“经过这两次运动,我和荃猷已选定终生坚决走下去的自珍道路,也就是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做人,决不自寻短见,更不铤而走险,尽自己的能力,专心于有益传统文化的写作,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能得到世人的承认。”

1966年,王世襄目睹了北京的红卫兵是如何“破四旧”的。他很清楚,家里那些明式家具、铜器、佛像、鸽哨、古籍善本与自己的手稿都在“四旧”之列。他不忍看到这些东西就这么灰飞烟灭,于是主动去国家文物局,请求他们来抄家。这一壮士断腕的抉择让这些“好东西”得以逃过劫难。多年后,他收回了其中绝大部分物品。

接下来是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生活。“风雨催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这首诗是王世襄在咸宁所作。

1973年,王世襄回到北京,芳嘉园已经破败凋敝。他曾请黄苗子一家住进院子的东厢房,请张光宇住进西厢房。聂绀弩、启功、叶浅予、沈从文、黄永玉等人经常来往于此。芳嘉园曾是他们的“世外桃源”。

王世襄家明式家具众多,“文革”期间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什么地方可置放。珍贵的家具堆满一间破陋的小房间。“在既不能让人进屋,又不好坐卧的情况下,老两口只好蜷局在两个拼合起来的明代柜子里睡觉。”这是黄苗子当年所见。

黄苗子曾赠王世襄一副对联,上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下联“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

最不丧志的玩物大家

“文革”结束之后,已经偷偷写作很久的王世襄开始展示那些暗夜里结出的果实。这些果实在30年中铺排开去,让人眼花缭乱。

擅长剪纸的袁荃猷在王世襄80岁寿辰时曾刻一帧剪纸——《大树图》,将王世襄毕生的成就——家具、竹刻、漆器、卷轴画、铜佛、葫芦器、蛐蛐罐、鸽哨、养狗、养鹰和美食,摄入其中。这幅出现在《锦灰堆》卷首的剪纸堪作导读。王世襄还为此图配上了《大树图歌》。

先他数日去世的好友杨宪益曾在诗中如此刻画王世襄:“少年燕市称顽主,老大京华辑逸文。”

黄苗子说王世襄治学凭两股劲:狠劲和傻劲。“他做学问爱搞些‘偏门,人弃我取,从不被注意的角度反映中国传统文化。”

启功则说:王世襄是最不丧志的玩物大家。

2003年,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授予王世襄最高荣誉奖。王子约翰•佛利苏说:“王先生的创造性研究已经向世界证实了:没有他,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于被埋没的状态。”

有个说法是,中国上世纪出了一个钱锺书,下世纪也许还会出一个钱锺书,但绝不会再出一个王世襄。因为没有人会像他那样溶入一个时代的琐碎细部,将它们如此详细地记录下来。他记录下的几乎都是时代的孤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如果这些是锦灰堆,那么,这就是最后的锦灰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