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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事件不仅出现在现实世界中，在网络上同样发生。近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屡见不鲜，而许多地方党政干部对此还缺乏足够明确的认识，对网民回应不及时、不充分的现象普遍存在。

网上“一呼百万应”

2009年7月20日下午3时30分，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5·7”交通肇事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胡斌有期徒邢3年。轰动全国的“飙车撞人案”终于告一段落。

除了事件本身的发展引人注目外，网民的卷入也成了耐人寻味的看点。千万网民的持续关注，推动事态向“群体性事件”演变。

2009年5月7日晚8时许，25岁的谭卓在杭州闹市区走斑马线时，被三菱跑车撞死。然而，杭州市警方在通报该事故时，曾引用当事人胡斌及同伴的陈述：案发时肇事车辆速度为每小时7c公里左右。这一说法与目击者“受害者被撞飞5米高、20多米远”的描述反差较大，引起了许多网民的质疑。不少人自发地进行简易测试并将结果传至网络论坛，“70码”随后成了最热的网络新名词。网友们还在互动百科上创造了一个新物种——“欺实马”。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网友们的穷追不舍，让事件又起波澜。一审后，网友指出受审的“胡斌”与原照上的胡斌大相径庭，是替身。尽管没有确切的消息，网友们的求证却没有停止，甚至还找出了“替身人”的原型——“的哥”张礼礤。7月27日晚，杭州市西湖区法院向媒体提供了最新通报，称“5·7”案被告人胡斌身份确认无疑。

“在网络上，一个普通人就可能做到‘一呼百万应，这就是当下互联网的力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韩福国博士说。

2008年11月的“干部出国旅游清单”事件，记者在网上搜索，仅“温州赴美考察团”一项，相关网页就高达8万多个。仅新浪网上一个相关新闻的网页，网民评论就高达8098条。

而实际上，这一事件的网上点击数至少在百万人次以上。在相关部门对事件涉及干部作出免职等处分后，这一网上群体性事件才得以平息。

近期“百万级点击率”的“网上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如“南京天价烟房产局长事件”、“张家港官太太团出国事件”、“贫困县县委书记戴52万元名表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等等。

而另一情形的“网上群体性事件”也同样是“一呼百万应”。比如汶川特大地震中，网民对参与救援干部的好评铺天盖地；中国向索马里派出护航舰队等事件，在网上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记者发现，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和其中的公职人员。极容易成为网络热点新闻炒作的焦点。

例如以“史上最牛”、“天价”等词搜索，就会发现“史上最牛的中部地区处级官员别墅群”、“史上最牛公章”、“天价烟局长”、“天价薪酬高管”、“天价公款账单”、“最年轻市长”等话题，无一例外都是网上热点。这些热点总是呈现为“滚动散发型”，过一段时间总能出现类似的一个帖子引发网民热议。

浙江大学政治学博士张丙宣表示，网络群体性事件往往针对的是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涉腐”、“涉富”、“涉权”等3类问题。在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背景下，人们对于公权力行使中的一些不公和特权行为极其敏感，因此才会对这些网络事件如此关注。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新趋势

有关专家对近几年发生的十多起在互联网上反应强烈的“群体性事件”分析后发现，这些事件有3种类型，并呈现出网上、网下群体性事件联动的特点。

一是“现实与虚拟并存型网上群体性事件”。如重庆、三亚等地发生的出租车司机罢运，先是出租车司机小规模群体性抗议，同时一些人把相关情况散布到互联网上引起更多人关注，随后形成了两个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即重庆的全城出租车司机罢运，与网上以出租车司机为主要话题的群体性讨论。这两个事件互相“感染”，增加了事件的对抗性。

二是“现实诱发型网上群体性事件”。如“周久耕事件”，直接诱因是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在会上，发言反对房地产商降价，同时，他抽的是名贵香烟。他的言行引发了网上持续热议，主要矛头集中到官员的职务消费上。现实社会并没有发生群体性对抗，而网民在网上则形成了强大的“表达对抗”。

三是“现实诱发网内网外变异型群体性事件”。如奥运火炬海外传递中，有网友认为一位青岛籍女留学生支持“藏独”，引起了网上大规模的群体性抗议，然后逐步升级到“人肉搜索”。当得知这位学生父母在青岛的住处后，一些网民聚集到那里抗议，在各方劝阻下事件才得以逐渐平息。

多位接受采访的基层干部认为，这类“网上群体性事件”的后果，是事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大量群众对党委、政府的看法发生某种根本性的改变。

一些基层干部分析，近期出现的一些“网上群体性事件”，折射出在金融危机影响逐步扩散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情绪正在发生悄然变化，网民行为也有变化。

“从说到做，网民开始对看不顺眼的干部违法违规行为采取了行动。”张丙宣指出，过去，网民也多次在网上曝光某些党政干部的违法违规行为，但多是“说说就罢”。而在近期，网民呈现出“不处理当宫的就绝不罢手”的态度，表明了公民政治意识、参与意识的觉醒。同时，相关部门对事件作出的积极性回应也极大地刺激了网民参与的热情。例如干部出国消费清单公开后，有关干部受到了相应处理。随后，一些网民主动曝光一个个清单，“曝光一查处一免职”这样的“定律”，大大增强了网民的主动意识、主体意识。

不少基层干部还不适应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基层干部认为，近期某些网群事件频发，暴露了基层党委、政府对处置这类事件的措施薄弱，而这个薄弱的背后，是一些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对网上群体性事件缺乏清醒认识。韩福国指出：“因为网络社会变更了信息流通方式，由此带来了令执政党和政府都难以预料的事态发展状况，使得一些本来能解决在萌芽阶段的问题升级为群体性事件。”

记者调查了解到，基层千部将处置“网上群体性事件”的手段“短缺”概括为“三个进不去”：对网络，基层党组织“进不去”，思想政治工作“进不去”，公安、武警等国家强制力“进不去”。

而更为关键的是，一些基层干部反映，部分基层党委、政府目前依然认为“网上群体性事件”仅是百姓闲暇之余的聊天，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就导致当一些负面消息甚至不实消息扩散，引发网络民意沸腾时，地方党委、政府仅仅依靠公安网络警察、地方宣传部门去应对处理，孤军奋战。

有专家表示，上述两个部门在处置网上群体性事件时都有很大的局限。从公安网络警察看，其力量受到现行体制、技术的限制。安徽省一位公安网监主管干警说，网络没有属地划分。可在

现实中，各地公安遵循属地管理原则。网上出现群体性事件时，往往是天南海北的网民就某一地的某件事情形成聚集。如何把我们本已有限的网络处置手段整合，在紧急时能够做到快速联合反应，加以有效处置，目前尚无良方。

从地方宣传部门看，则缺乏法律手段。目前。我国每天新增3000家网站，其中90％为体制外的商业网站。对他们传播转载不实信息，应依法管理，而现在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此外，由于外资大量进入中国互联网企业。一些网站的倾向明显受到外商影响。

受访专家表示。处置手段不足，主因还是基层干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认识相当不到位。

有的县处级基层干部向记者“倒苦水”：“现在工作压力和强度比过去高得多，要完成的考核指标也比过去多得多，就这样累死累活老百姓还是不满意，真是想不通。”

还有的基层干部对互联网存在明显的对立情绪，认为网络热点事件大多是“炒作”，不足为信，没什么大不了的。

“以往，基层干部处理群体性事件很多都采用‘堵的战术，但事实证明那只是对小范围的群体性事件有效。”评论员时言平撰文指出，如今网络群体性事件动辄数以万计的网民参与，范围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国外且具有隐匿性。之前在现实中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方法和手段在网络群体性事件面前都将失效。

另外一个方面，政府和官员由主动变被动显得不适应。时言平表示，历来政府机构和官员都处于主动的地位，公众对于他们的监督向来是薄弱的、被动的，包括渠道、安全、保密等方方面面的因素阻碍了民意的汇集和表达，很多时候政府和官员甚至到了“邀请”监督的地步。现如今，网络的匿名性让事件揭露者更加安全，避免遭到权力的报复。另外，网络的迅速扩散性，舆论的力量使得在群体性事件处理上不再可以找“带头的”，网络群体事件往往是无组织者而自发凝聚起来的一种力量。

处理好两个“网络舆论场”

有互联网专家指出，在涉及公共权力的互联网舆论中，实际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是各级党和政府通过权威发布和权威解读等方式，自上而下主动释放信息而形成的“官方网络舆论场”，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是信息的主要来源，网络等新媒体只是传播载体；另一种是依靠网民自下而上的“发帖，灌水，置顶”而形成的“民间网络舆论场”，“草根网民”和论坛版主是这种传播模式的主体。

据了解，目前这两个舆论场从关注内容到文章写作形式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实践中，“官方网络舆论场”在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等重大题材上占据统治地位，而“民间网络舆论场”在贪污腐败、贫富差距、行业垄断、社会保障、城乡差距等民众关心的话题上，更容易被网民关注。

“如何处理好两个‘网络舆论场的关系，让党和政府的声音以老百姓更加看得懂、好理解、能接受的方式传播，成为互联网时代决策者要关注的另一项重点工作。”浙江行政学院教师吴兴智认为，政府网站论坛里，公民可以直接与观点不同的网民讨论，也可以直接与政府机关协商，官民共同参与地方公共政策制定，有利于形成一个上下互动的治理过程。这是一般网络论坛所无法比拟的。

近年来，中央和部分省市领导主动上网与网民互动交流，网民对此持非常正面的评价态度。一位受访网友表示，看到领导干部在线“网聊”，一问一答之间就会让网友产生现场即时交流的感觉，一下子拉近了决策者和群众的心理距离，增进了民众对领导者的亲切感。此外，许多法律法规和行政决策事先上网征求意见的做法，也得到网友们的普遍好评。

全国公共行政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齐明山教授也曾指出，网络力量的崛起正说明公众的监督意识在增强，这种舆论压力是没有办法硬顶的。

对于过去几年中各地逐渐建立起来的新闻发布制度，一些专家也认为，这个制度虽然能够在第一时间将政府的决策通报给社会，但因为发布内容文件化倾向太严重，基层群众又无法互动交流，传播的效果反而偏弱。因此如何完善网络时代的政府信息新闻发布制度，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互联网时代下，每个公职人员都是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传递政府信息是政府行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积极地发展政府网络论坛，

‘宫民网络对话。”浙江理工大学教师钟冬生表示，因为在线交流不用实名，网民尽可畅所欲言，甚至是一些敏感性的问题，平时官员讳莫如深的话题也被摆到了桌面上，信息沟通更加充分。这不仅有利于政府及时地掌握事态发展的动向，也有利于民众对政府有关政策和行为的理解。

采访中，一些专家也表示，网络群体性事件对我国现行的代议民主也将产生影响。因为，群体性事件往往是老百姓普遍关注的某一热点问题，而这恰恰是人大所要关注和监督的。毋庸讳言，传统的代议制民主机制如何回应网络时代的民主需求，人大如何在处理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都亟待在实践中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