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杏全

【关键词】满城汉墓;出土文物;汉代文明

【摘要】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王后窦绾的墓中出土了上万件文物,这些文物是汉代历史文明的载体。本文撷取满城汉墓出土的数种文物标本,通过对它们所蕴含的历史、科学信息的分析介绍,以窥汉代灿烂文明之一斑。

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王后窦绾的陵墓,墓中出土的文物数量多、种类全、用途广、造型美,世所罕见。汉代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满城汉墓出土的这些器具是汉代文明的载体,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汉代文明之光芒,是研究汉代文明的珍贵实物标本。为弘扬灿烂的汉代文明,笔者不揣浅陋,撷取满城汉墓出土的数种文物标本,用以微知著、以管窥豹的手法来揭示辉煌灿烂的汉代文明,所谈难免挂一漏万,欠妥之处,敬请师友教正。

(一)我国早在2000多年前已具有了环境保护意识,出自窦绾墓的照明灯具长信宫灯就是一例。其外形作宫女跪坐持灯状,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等七部分分铸后组合而成,由于灯盘可转动,灯罩可以开合,因而能够根据使用者的需要随意调整灯光的照射方向和照度的大小;宫女的右臂和身躯中空,点燃之烛火的烟炱通过右臂——烟道进入体内,使室内空气能够保持清新;灯的各部分可以拆卸,便于经常清除灯内的积灰[1],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早期的“环保”佳作了。

(二)汉代人巧妙的构思及高超的防盗手段。在刘胜墓中室和后室之间有一石门,由门楣、门限、左右门框和左右门扉构成,门向内开。石门前铺一长方形门阶石,门限内侧中部石板地面上有一长方形小槽,槽内装置一铜制顶门器(图一)。该顶门器作长方形刨状,后端实铅加重,中部横贯一圆轴,轴的两端安插在槽内两侧,由于前轻后重的关系,后端下垂,前端翘出地面。门扉关合时,压下顶门器的前端而过,关合后,该器前端又自然翘起,顶住双扉,从里面将门扉顶死,形成一种“暗闩”,使门不能自外推开[2]。这件颇具巧思的铜顶门器是2000多年前汉代人设计制作的防盗器械,其原理与现代人的暗锁相同,甚为科学。

(三)汉代人在娱乐的同时亦讲究游戏规则。窦绾墓出土“宫中行乐钱”共40枚,方孔无廓,正面铸篆体阳文,背面平。其中20枚分别铸“第一”至“第廿”字样,另20枚铸韵语一首,每钱铸一句,共20句。与“宫中行乐钱”同出的错金银镶嵌铜骰(图二)是一个18面的球形物,其中16面上分别错出篆书或隶书“一”至“十六”数字,在另两个相对称面上分别错出篆书的含胜负之意的“骄”和“酒来”字样,“一、三、七、十、骄、酒来”6面为嵌金地错银一周,另12面为嵌银地错金一周,在各面间的空隙处用金丝错出三角云纹,中心嵌绿松石或红玛瑙。此骰集汉代书法之大成,其错嵌技艺之精湛可谓登峰造极。从这件铜骰上所折射出的汉代文明之信息是:西汉的匠师能把直径仅有2.2厘米的铜珠表面切割成规则的18面,表明我国西汉时期的数学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也说明汉代工匠在实践中已能熟练地应用几何学知识。铜骰与“宫中行乐钱”可能是配合使用的,它们似乎在向我们提示:早在西汉时期,我们的先人在饮酒行乐时就制定并遵守着“游戏规则”。

(四)汉代人用来测量长度的器具很有创意。窦绾墓出土的错金铁尺(图三),出土时断为三截,锈蚀较严重,两端各有一小圆孔,可以系带。经X光透视,发现尺的两面均有错金花纹及刻度。纹饰为错金流云纹,纹样精致流畅。刻度系用错金小点表示,全尺分为十寸,一面仅刻出距离相等的十寸,另一面在第三寸刻三等分,第五寸刻五等分,第七寸刻七等分,第九寸刻九等分。经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实测,铁尺长23.2厘米,宽1.2厘米,厚0.25厘米。在尺的一面刻奇数三、五、七、九寸,可能具有特殊的用途。这样的西汉铁尺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发现[3]。

(五)已使用精密的量具来测量液体。刘胜墓出土了5件椭圆形铜套杯(图四),其风格相同,大小逐渐递减,属于一套。杯呈椭圆形,敞口,弧腹,平底,一端附有一环耳,作鎏金之凤鸟形象,凤回首衔尾,姿态柔和优美。杯之口沿和底边鎏金,四道鎏金竖带均分器身为四格,器身和底部饰方格图案,以纤细的云雷纹衬底,上饰两带对角勾连,以形象化的鸟纹盘绕于上。经实测,5件套杯中,最小的一件容量为65毫升,以上依次为195毫升、600毫升、900毫升、1800毫升。从其容量可以看出,第二件是第一件的3倍,而最大的一件又分别是另两件的2倍及3倍。铜套杯的容积比例如此有规律,这决不是巧合,而是出于当时人的精心制作,且应有专门的用途[4],推测其为一套精密的汉代量具。

(六)汉代人已使用较为进步的计时仪器——铜漏壶来计时。刘胜墓出土的铜漏壶器身呈圆筒形,平底,三蹄足,近底部伸出一细管状流口,前端已残断。盖面平,中央有一长方形孔,盖上作方形提梁,提梁中段也开有长方形孔和盖孔相对,大小亦相同。这相对的两个长方形孔估计是用于插置刻箭的,刻箭已无存,推测应为木质或竹质的,立于舟上,能随漏壶内盛水之盈减而浮降,从而指示时辰。这是迄今经科学发掘出土、有准确年代可考的年代最早的单壶泄水型漏壶[5],它对研究我国天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七)汉代人使用较为先进的医疗器械来治病救人。如刘胜墓出土了针灸用的医针,其中金医针4枚,上端为柄,断面作方形,下部为针身,断面圆形;银医针5枚;金、银针之和为“九”。根据《黄帝内经》关于九针的记载,可知刘胜墓所出的9枚医针中有毫针2枚,■针、锋针、员针各1枚,其余4枚因残缺而不能辨识[6]。这些医针是西汉时期医用针具的真实反映。出土的铜“医工盆”,口径27.6厘米,盆高8.3厘米,是当时医生用来隔水蒸药及调和、粉碎药物、制作丸药的工具。还有作为抢救危重病人时,向病人鼻、喉灌药用的长流银■(原名银盒)和银漏斗形器。长流银■敞口微敛,浅腹,矮圈足似桃形,口沿有一长流,其上作子口承盖,盖似覆舟,盖与身之间作活动钮相连,造型轻盈秀美。银漏斗形器侈口,口沿平折,尖底作漏,漏口扁圆形。此外还有铜药匙、铜药量、水晶砭石和几枚长短不一的铜外科手术刀(图五)。这些西汉时期的医疗器械是迄今经科学发掘出土的质地最好、保存最完整的一套医疗器具,是研究我国古代医学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八)我国早在西汉时期钢铁制造业就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在刘胜墓出土的铁器中,有不少科技含量高的制品。西汉时期在热处理技术方面发展较快,淬火工艺出现了局部淬火的新技术,就是使刀或剑的刃部局部淬火,得到高硬度,而刀背和剑脊仍保持较高的韧性,使之刚柔相济。如刘胜墓出土的错金书刀,刀身微曲,刃、柄有明显分界,环首。除刃部外,均错金作纤细的云雷纹图案,有的线条作平行双线,线间距离为0.1～0.15毫米,显示了金工细作方面的卓越技能。经金相显微观察,该错金书刀是由低碳钢渗碳叠打而成,经过磨制,再表面渗碳,最后采取刃部局部淬火,在没有淬火的刀背部刻槽,将金丝镶嵌进去,组成精细的花纹图案。由金相组织可以看到只有刃部有淬火马氏体组织,测定硬度为维氏硬度570公斤/毫米2,而刀背部表层组织为经过渗碳的珠光体组织,芯部为铁素体加珠光体组织,表层珠光体的硬度为维氏260公斤/毫米2,芯部铁素体加珠光体维氏硬度为140公斤/毫米2。由此看出,这样的淬火热处理工艺既可以使书刀的刃部硬度高而锋利,又可以使刀背和刀身硬度较低而韧性好,便于刻槽和镶嵌金丝[7],充分显示了汉代匠师的聪明才智和高超卓越的技术。

在满城汉墓出土的铁器中,还发现了目前我国最早的灰口铁铸件和铸铁脱碳钢制品。刘胜墓出土的交通工具——马车均为两轮单辕车,其车毂中箍于轴上的锏为铁质。《说文》:“锏,车轴铁也。”《释名》:“锏,间也,间■轴之间使不相摩也。”刘胜墓出土的铁车锏(图六)是由铸铁铸造的,它的金相显微组织是灰口铁,由片状石墨、珠光体和块状自由渗碳体组成。用灰口铁制成车锏,具有较高的耐磨性和较小的摩擦阻力。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灰口铁铸件之一[8]。刘胜墓共出土铁镞371件,其中Ⅲ型镞273件,镞尖呈四棱式,镞身为圆柱形(图七)。此型镞经金相考察为铸铁固体脱碳钢或中碳钢制成[9],而“铸铁固体脱碳成钢法”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生铁为原料的制钢方法,此型铁镞的发现使这种制钢方法在我国出现的年代提早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10]。箭镞属于一种消耗性的武器,基本上是有去无还,使用钢来制造极易消耗的镞,说明当时钢铁生产已很普遍。

(九)在有色金属合金方面,西汉时期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青铜的表面防护工艺达到非常先进的水平。如在金属防护工艺方面,出现了用含铬化合物对铜镞、铜剑进行表面保护处理的先进技术。铬是一种耐腐蚀的稀有金属,地球岩石中含量很低,提取十分不易。铬还是一种耐高温的金属,它的熔点大约在4000℃。在刘胜墓中共出土铜镞70件,其中Ⅰ型铜镞51件,为三棱式,模铸而成,大小一致(图八)。此型镞经化学定量分析,其成分为铜74.74%,锡22.1%,铅2.7%,含锡比例较高,硬度较大。又经X光荧光分析及电子探针检查,其表面层含有铬,是曾经铬化合物进行过保护处理,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保护层,因而获得了耐腐耐磨的良好效果。这种含氧化铬的人工铬化防护层经过了2000多年的埋藏后,至今仍然光洁如新。这表明中国人早在汉代就已掌握了这种在金属表面进行铬盐处理的先进工艺,而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才先后发明并使用类似的工艺技术[11],这的确是冶金史上的一个奇迹。

(十)汉代人已使用较先进的农业耕作工具。在生态环境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条件下,耕作技术的改进是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汉武帝时期,铁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泛,铁农具已成为农业生产的必备工具。在窦绾墓的墓道中发现了一件大型农具——铁犁铧(图九),俯视略呈三角形,弧形刃,中间起脊,形成分土的两坡式,平底,后为三角形銎孔,重3.25千克。这件犁铧质量很高,经过鉴定为灰口铁和麻口铁的混合组织,铧尖部分为麻口铁组织,而麻口铁正是适合制造犁铧这一类农具的。这说明汉代的工匠已经掌握各种类型铸铁的性能,能生产不同类型的铸铁来满足不同的需要[12]。这种大型铁犁铧不仅可以深耕,而且能提高耕作效率,是犁铧形制的一个进步。

(十一)汉代人使用当时最先进精良的武器——弩与敌作战,强弓硬弩,临敌制胜。满城汉墓共出土铜弩机39件,其中18件是实用的。弩是用机械力射箭的弓,是一种远程杀伤性兵器,由铜制弩机、木臂和弓三部分构成,关键部件是弩机,安装在木臂的后部,是发射箭镞的机械。西汉铜弩机的四周是作为机匣的郭,郭中有钩弦的牙,还有用来瞄准的望山和作为扳机的悬刀。与战国末年的铜弩机相比,西汉铜弩机有两处大的变化:一是在扳机的外面加装了一个铜郭,可使机括承受更大的张力,从而增加了弩的强度和射程,并延长其使用寿命;二是瞄准装置有了改进,增大了望山的高度,将原来的弧面改为直面,而在望山上增加刻度更体现了西汉弩机的先进性。刘胜墓出土的一件带有刻度的铜弩机,在望山后侧用金银错出刻度,从距郭面1厘米处开始标示,共有5个刻度,分别用错银和错金来标出一度和半度,而且非常精密,度距从下往上递减,从7.5毫米到6.5毫米,望山顶部也有错金和错银两道线。使用这种望山上带刻度的弩机发射,瞄准时根据目标的远近,从望山上某一刻度通过箭端而对准目标,使三点在同一直线上,其作用类似于现代步枪的定标尺,可以有效提高命中率。

(十二)汉代有着相当发达的饮食文明。饮食是人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从宏观而言,饮食与烹饪既是提高人类体质和促进创造智慧的重要物质手段,又是人类文明的一种重要标尺”[13]。满城汉墓出土了汉代人用于饮食与烹饪的器物和粮食加工工具,如炊器中有鼎、■、釜、镬等,它们不仅造型优美,制作精工,而且设计科学。刘胜墓出土的熊足铜鼎(图一○)器身呈椭圆球形,三足做成蹲立状的小熊,鼎盖似覆钵,周围有四小兽等距离环立,腹侧附两长方形竖耳,耳中穿轴,轴穿过一伏兽之臀部,使它可以绕轴翻转,合盖前须先将鼎耳上之兽掀开,合盖后将它翻过来扣在盖上,再旋动鼎盖,使伏兽之背正好卡在立兽颔下,将鼎盖闭锁起来。这种闭锁结构类似现代的高压锅,其设计之科学、构思之巧妙,令人钦叹。

刘胜墓出土了一套粮食粉碎工具,是由石磨和大型铜漏斗组成的铜石复合磨(图一一)。磨用花岗石制成,上下两盘,磨盘中间有铁轴,其形状与现代石磨完全相同。磨盘置于铜漏斗形器内,漏斗口径94.5厘米,底径29厘米,下腹急收,便于承接粉碎后的粮食。铜漏斗形器内壁距口沿16厘米处平伸出4个对称的支架,支架部位的腹壁外侧有方块形凸起,以加固支架。这件出自诸侯王墓的石磨是我国迄今所见西汉时期的体积最大、时代最早、设计科学、构思奇妙的铜石复合粮食加工工具,对研究汉代人的食品结构及粉碎机械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十三)汉代帷帐。“运筹帷幄”语出《史记·高祖本纪》,汉高祖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汉代的帷帐是什么样子?过去只能在汉墓壁画和画像石中看到,而在刘胜墓中出土了两套完整的帷帐铜构件。前堂中部的一套设计精巧,装饰华丽,内部结构共用铜质鎏金的大小零件102件(图一二),可以装配成14类构件,即帐件木杆搭接点的构件,使得帷帐便于组装和拆卸。两具帷帐铜构件经复原,为一具四角攒尖式顶的方形帷帐,一具四阿式顶的长方形帐架。帐内不设立柱,顶盖采用桁架结构,这在建筑技术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表明汉代工匠在木结构方面已能进一步应用力学原理,而这种桁架原理在欧洲木结构中是近几个世纪才见应用的[14]。这两套帐构保存完整,结构复杂,为研究汉代帷帐形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十四)善待老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刘胜墓中出土了一件铜鸠杖首(图一三),作鸠头形,长喙,圆眼,颈作椭圆形銎,当为鸠杖之首饰,杖已朽。这件其貌不扬的器具非寻常之物,它是汉代精神文明之遗存,是汉代人善待老人的典型例证,在它身上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汉代统治者讲“仁政”,十分重视尊老、养老制度,在《风俗通义》、《论衡》、《后汉书·礼仪志》等文献中都有关于汉朝赐鸠杖以示尊老的记载[15]。鸠杖实物过去在考古发掘中曾有出土,如1959年在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中发现3根,同时还伴出“年七十受王杖”的木简10枚。汉景帝时,对老年人赐以“鸠杖”,明确肯定了“高年”的特权。汉成帝时,进一步将“高年”的岁数从80岁放宽到70岁,并明确规定:受王杖者虽无官爵,其地位亦相当于六百石官;其持王杖若天子使者持节,可出入官府,行走于驰道;殴辱杖主按大逆不道论罪;市场买卖,持杖者不缴纳税赋。此举从法律上提高了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反映了中华民族尊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习[16]。

刘胜仅是西汉时期的一个诸侯王,在其夫妇墓中出土的文物即有上万件,这些熠熠生辉的艺术珍品是当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凝结,是汉代历史文明的载体。也正是这些汉代器具折射和见证了灿烂的汉代文明,使我们可以通过它们所透露出的时代信息,窥见汉代灿烂文明之一斑。

摄影:张益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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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69页。

[2] 同[1],第17页。

[3]同[1],第277页。

[4]同[1],第60页。

[5]同[1],第76页。

[6][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仪器厂工人理论组:《满城汉墓》,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70页。

[7]同[1],第373页。

[8]同[1],第371页。

[9]同[1],第111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25页。

[11]高蒙河:《铜器与中国文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年,第100页。

[13]《中华文明史》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84页。

[14]同[6],第33页。

[15]同[1],第88页。

[16]同[11],第122页。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