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凯

【关键词】晋侯苏编钟;铭文;巡狩;西周;大诸侯

【提要】晋侯苏编钟铭文反映了西周巡狩行为。铭文中“ 省”即是周王的巡狩,与征伐蛮夷戎狄的军事行为相关。铭文反映的巡狩折射出西周晚期政治的种种特点,如蛮夷戎狄叛乱频繁,王权衰落,周王不得不进行挣扎,王师的战斗力下降等等。晋侯苏这样的大诸侯是周王巡狩的武力支持,他们有权力控制蛮夷戎狄,但仍臣属于周王,他们与文献中的“方伯”有共同之处。

晋侯苏编钟出自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共16件,出土2件,另14件被盗,铭文共355字,后由上海博物馆购回,公布于1996年[1]。该器历史价值重大,铭文记录了周王与“夙(宿)夷”的一场大规模战争,一经公布就成为学界的焦点,专家学者们纷纷著文,就其铭文的历日、史实、刻写技术等多方面进行探讨。实际上,晋侯苏编钟也为探讨西周巡狩行为提供了蛛丝马迹,这方面可以深入挖掘。

一、从“ 省”看西周巡狩行为

晋侯苏编钟铭文经过专家的释读,可隶定如下:

隹王卅又三年,王亲 省东或(国)南或(国)。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王入各(格)成周。二月既死霸壬寅,王 往东。三月方死霸,王至于 ,分行。王亲令(命)晋侯苏:率乃师左 (周) 北 (周)□,伐夙(宿)夷。晋侯苏折首百又廿,执讯廿又三夫。王至于 城,王亲远省师。王至晋侯苏师,王降自车,立,南向,亲令(命)晋侯苏:自西北遇(隅)敦伐 城。晋侯率厥亚旅、小子、 (秩)人先, (陷)入,折百首,执讯十又一夫。王至,淖淖列列夷出奔。王令(命)晋侯苏帅大室、小臣、车仆从,逋逐之。晋侯折首百又一十,执讯廿夫;大室、小臣、车仆折首百又五十,执讯六十夫。王隹反(返),归在成周。公族整 (师)宫。六月初吉戊寅,旦,王各(格)大室,即立(位)。王乎善夫 召晋侯苏,入门,立中廷。王亲易(锡)驹四匹。苏拜稽首,受驹以出,反(返)入,拜稽首。丁亥,旦,王 于邑伐宫。庚寅,旦,王各(格)大室,司工(空)扬父入右晋侯苏,王亲侪晋侯苏 鬯一卣、弓矢百、马四匹,苏敢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元 扬( )钟,用邵(昭)各(格)前文人。前文人其严在上,翼在下,,降余多福。苏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兹钟。

晋侯苏编钟的“卅又三年”,专家有厉王、宣王两说。就历日与史实看,厉王之说似更稳妥[2]。周王亲自“ 省”东国南国,其足迹从宗周到成周,从成周继续往东到达“ ”地,已历经两月余;周王与晋侯苏分行,命令晋侯苏包抄“夙(宿)夷”,晋侯苏取得初步胜利。周王又“亲远省师”,并命令晋侯苏继续追击,“伐 城”,晋侯苏大获全胜,周王在“六月初吉戊寅”与“庚寅”对晋侯苏进行了两次隆重的赏赐。事件的来龙去脉,铭文如同史书一样记录得非常清晰。

巡狩是帝王离开国都对境内进行的巡行视察。铭文开篇交代“隹王卅又三年,王亲 省东或(国)南或(国)”的大背景,其中“ 省”就是巡狩的反映。 ,《尔雅·释诂》:“循也”,《汉书·东方朔传》:“徼循长杨以东”,颜师古注:“循,行视也。”省,《说文》:“视也。”“ 省”是同义连用,即周王进行的视察疆土的活动。除晋侯苏编钟铭文以外,“ 省”还见于大盂鼎与宗周钟的铭文:

令(命)女盂…… 我其 省先王其受民受疆土。(《大盂鼎》,《集成》2837)

王肇 省文武堇疆土。南国 (报)孳(子)敢陷虐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 (厥)都。(《宗周钟》,《集成》260)

大盂鼎铭文中,周王命令贵族“盂”,你要为我视察先王从上天那里接受的人民与疆土。宗周钟铭文中,周王视察文王、武王开辟的疆土,此时“南国 (报)孳(子)”叛变作乱,周王给予严厉的打击,翦伐其城邑。

西周金文中,单言“省”而不是“ 省”的也有不少,比如:

[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鄙),诞省东国图(鄙)。(《宜侯 簋》,《集成》4320)

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命)中先省南国串(贯)行, (设) (居)。(《中鼎》,《集成》2751)

王大省公族于庚(唐),振旅。(《中觯》,《集成》6514)

师雍父省导(道)至于 (胡)。(《 鼎》,《集成》2721)

这些“省”,在周王省视之外,还带有很强的武力征伐意味。宜侯 簋铭文言周王省视武王、成王征伐过的商朝边鄙[3]。中鼎铭文反映的是在伐“虎方”的历史环境下,周王命令贵族“中”先视察南国,设置行宫。中觯铭文中周王亲自视察由诸侯亲族组成的军队“公族”,举行“振旅”之礼。 鼎铭文则记师雍父省视通往“ (胡)”地之“道”。“ (胡)”,郭沫若先生认为是“舒”,即淮夷[4],裘锡圭先生认为在河南郾城县[5],此“ (胡)”必是周王不能直接控制的化外之地。

据闻一多先生的总结,甲骨文中的“省”有三种意义,一是巡视,二是田猎,三是征伐。“人君出游,省视四方,谓之巡狩,明行不空行,有行必有狩矣。游猎所届,或侵入邻境,猎弋之事,即同于劫掠,山林所有,皆民生所资,故不容异族捕取,于是争端即肇,战事生焉。”“一字含有三义,正为古者三事总为一事之证。”[6]赵伯雄先生指出,巡视、征伐两项,与西周金文亦相合[7]。所谓巡狩之“巡”,《说文》解释为“视行貌”,与“省”本是同义。《礼记·祭义》“君巡牲”,即《周礼》的“省牲”。这一点闻一多先生也已经明确说明,很有说服力。

这些理解甚为精当。西周金文中周王“ 省”、“省”的地带,基本上是周王势力所及之地与异己蛮夷之地的交界处。周王所视察诸侯,即是巡狩活动;但上古时代华夏与蛮夷杂居,周王不得不对蛮夷顺服与否格外警惕,巡狩活动往往与武力征伐的军事行为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例子文献中也不乏,《诗·常武》:“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徐淮之地本是淮夷的栖居地,所谓“省”就不仅仅是巡行,更是对淮夷的讨伐。结合文献,“隹王卅又三年,王亲 省东或(国)南或(国)”、“王肇 省文武堇疆土”应可以说明,这一时期巡狩已是常见的行为,似已形成制度。周王正是通过巡狩行为,实现对蛮夷戎狄的强有力的监督与惩处,从而稳定西周政局。

二、巡狩行为反映的西周晚期政治

周王以巡狩行为有效地控制四方领土,反映了西周晚期政治的种种特点。

首先,西周时代蛮夷戎狄与华夏杂居,与周人封建的国家犬牙交错,他们在西周晚期蠢蠢欲动。西周时代的版图空前辽阔,克商以后,西周统治者征服的足迹远远超出了夏商两代。《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周初的四至:“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个四至正是以宗周、成周为中心的周人力量直接或间接所及的范围。

但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局面,只是汉人的理解,并不符合西周的实际情况。比如西周王畿附近就分布着不少非姬姓异族的小国,有陕西扶风发现的录国伯 墓、陕西宝鸡发现的 国墓地、散氏盘铭文提及的散国与 国等等;而人们熟知的《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问鼎之事,也记载“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说明陆浑之戎就在成周附近。这些部族均非华夏,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他们在生活方式与语言上与华夏迥异,有着自己的制度文化;在政治上拥有高度的自治性,对周王朝叛服不定。对于这些在周王朝版图上星罗棋布的蛮夷戎狄方国,许多时候周王朝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只要他们认同周王朝的统治,对周王朝纳贡,就允许其拥有比较大的自治权,对其内政不加过问。王国维先生曾作《古诸侯称王说》,指出西周晚期的铜器乖伯簋(《集成》4331)与录伯 簋(《集成》4302)铭文中,作器者受到周王封赏后“对扬天子丕显休”,但仍旧称其父亲为“武乖 王”、“ 王”[8],证明周王对这些异族称王的现象是默许的,蛮夷戎狄在很大意义上与周人平起平坐。但即使这样,许多时候蛮夷戎狄仍对周王朝不买账,周人不得不采用武力手段制裁他们。武力征伐性质的巡狩,采用周王亲征的方式,就是最强力的手腕。

到西周中后期,周王朝对蛮夷戎狄的压榨增大,致使这些异族的叛乱不断。“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周王或是派遣重臣平叛,或是亲征,但时局愈演愈烈,到宣王时代,“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王征申戎,破之”(《后汉书·西羌传》),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及幽王淫乱,四夷交侵”(《后汉书·东夷传》),周王朝则已遍地狼烟。

晋侯苏编钟反映的就是厉王时期周天子为应付动荡的时局在东国做出的种种挣扎。铭文里,周厉王劳师亲征,最终与周的股肱之臣晋侯兵合一处,才攻克“夙(宿)夷”。《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太) 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宿为风姓,始祖为太 ,太 也系东夷的始祖。宿在文献中是微不足道的蕞尔小邦,而周厉王和晋侯苏费如此之力,说明此次战役非比寻常的重要。除夙(宿)夷外,东国在西周晚期还有淮夷和南夷的严重侵扰,师 簋(《集成》4313)云:“淮夷繇(旧)我臣,今敢博(薄)厥众 ,反厥工吏,弗 (迹)我东国。”史密簋云:“合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州)夷 不折,广伐东国。”[9]晋侯苏编钟记所伐之夙(宿)夷,很可能背后有力量强大的淮夷、南夷支持。

宗周钟与晋侯苏编钟同时,铭文所述征服南国的史实可互相参看。宗周钟又称 钟, (胡)系周厉王名, 钟为周厉王自作之钟,这已经是不少学者的共识。宗周钟铭文云:“王肇 省文武堇疆土。南国 (报)孳(子)敢陷虐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 (厥)都。 孳乃遣间来逆邵王,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李学勤先生认为,厉王三十三年省东国南国,事迹一定不少,晋侯苏编钟铭文只是从晋侯苏的角度叙述所参加的战役[10],而宗周钟铭文则是从伐南国“ (报)孳(子)”的角度叙述的。其中“ (报)孳(子)”,杨树达先生以音求之,认为就是文献中的“濮”,或称“百濮”,在湖北京山县附近[11]。南夷百濮的老巢被周王捣毁,南夷、东夷二十六邦望风皆顺服于周。这些都是武力强压下的结果,周王巡狩行为起到了震慑作用。

其次,周王朝在西周中后期已经衰落,周王为了扭转时局不得不强行挣扎。西周早期国力殷盛,“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这一时期的大盂鼎铭文中,周王命令“盂”替自己“ 省先王其受民受疆土”,周王不必亲自“ 省”,臣子代劳则权威已至。但昭王南征、穆王巡游之后,周王室力量日渐衰退,诸侯坐大。到周夷王时代,许多诸侯不把天子放在眼里,《礼记·郊特牲》记载:“觐礼,天子不堂下而见诸侯;堂下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诸侯)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孟子·告子下》),于是周夷王必然会打击那些对自己不敬的诸侯,“(周夷王)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今本《竹书纪年》),通过行使天子杀伐之权来树立权威。西周晚期的王权正是在这种垂死挣扎中显示自己的力量,周厉王就是典型。《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厉王无道,淮夷入寇。”《史记·楚世家》也记载,在周夷王时代,周王室衰弱,诸侯不朝,楚王熊渠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封其三子为王;但是“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无疑在这一时期蛮夷戎狄是守势,周是攻势。周厉王不仅与人民争利,而且增强了对蛮夷戎狄的压力,晋侯苏编钟与宗周钟铭文里,周王通过“ 省”大规模打击东国南国夷狄,也折射出这样挣扎的情形(晋侯苏编钟铭文还突出是周王“亲 省”,强调其声势),但这不过是强弩之末了。

第三,军事上王师战斗力已经大大降低,不得不依靠诸侯国的军事力量。众所周知,周王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周六师与殷八师。这在西周早、中期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充当王师主力的周六师与殷八师已难堪重任了。西周晚期的禹鼎(《集成》2833)记载,南淮夷的首领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以致于“天大降丧于下国”,周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 (扑)伐噩(鄂)侯驭方,无遗幼寿”,即命令对淮夷斩尽杀绝。然而王师“弥怵合 ,弗克伐噩(鄂)”,对敌军普遍恐惧,不能克敌。于是周王不得不依靠重臣“武公”的军队“敦伐噩(鄂)”,最终克敌“获厥君驭方”。晋侯苏编钟表现的也是周王对晋侯苏军队的依靠,铭文中到达“ ”地后,与晋侯苏分行,晋侯苏包抄“夙夷”取得初步胜利,而并没有交代周王王师的战果如何,事实很可能是出师不利。虽然铭文大张旗鼓地宣称“王亲 省东国南国”,可如果没有晋侯强有力的支持,周王很难成功。

三、从晋侯苏看巡狩中大诸侯的角色

在周王巡狩过程中,大诸侯的作用是明显的,一方面诸侯充当周王巡狩的军事力量,辅助周王的巡狩活动;另一方面这些大诸侯是介于周王与小诸侯之间的中间环节,在自己势力所及的地域中管理小诸侯与蛮夷戎狄,使周王顺利完成对西周王朝的政治统治。这样的大诸侯正是文献中所说的诸侯之长“方伯”,有学者指出晋侯苏充当的正是这样的“方伯”[12],很有见地。《左传》僖公四年管仲描述齐国的权力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所谓“五侯九伯”泛指四方诸侯,谓齐国这样的大诸侯对四方诸侯有杀伐之权,是周王驾驭四方诸侯的股肱力量。晋侯苏的角色也可以如是观:

(一)大诸侯的军队是周王巡狩的重要武力支持。晋侯苏编钟铭文中伐“夙夷”的战役分为三次。第一次是周王在“ ”命令晋侯苏“率乃师左 (周) 北 (周)□,伐夙(宿)夷”,初战告捷,战果为“折首百又廿,执讯廿又三夫”。第二次是周王至“ 城”亲自“省师”,“王至晋侯苏师,王降自车,立,南向,亲令(命)晋侯苏:自西北遇(隅)敦伐 城”,周王亲自从车上下来颁布命令,显示出对晋侯苏是何等重视,这在金文中是十分罕见的重礼节。于是“晋侯率厥亚旅、小子、 (秩)人先, (陷)入”,战果是“折百首,执讯十又一夫。王至,淖淖列列夷出奔”。第三次是“王令(命)晋侯苏帅大室、小臣、车仆从,逋逐之”,战果是“晋侯折首百又一十,执讯廿夫;大室、小臣、车仆折首百又五十,执讯六十夫”。整个战争共“折首”380人,“执讯”114人,这在西周金文里已经是相当规模的了。晋侯苏拥有“亚旅、小子、 (秩)人”以及“大室、小臣、车仆”,这些应都是晋侯苏的武装力量,而非王师。就近年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的发掘情况看,晋国是相当强大的诸侯国,晋都的范围大大超过了周王的都城[13],则晋侯苏拥有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也在情理之中。整篇铭文中,周王对晋侯苏给予了与众不同的礼遇,对大诸侯军队的依赖可见一斑。

晋侯苏编钟可见大诸侯的军队具有比较强的战斗力。最近公布的西周晚期厉宣时代的青铜器柞伯鼎铭文补充了晋侯苏编钟的信息。铭文为西周晚期煊赫的大臣虢仲鼓励柞(胙)伯,说你应效法你的祖先周公,“今女(汝)其率蔡侯左至于昏邑”,柞伯包围了昏邑,蔡侯向虢仲报告了这一战况,虢仲亲临战场,“柞伯执讯二夫,获馘十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其中“昏”在铭文中为战争的主战场,朱凤瀚先生指出“昏”为“熏”,即晋侯苏编钟上的“ ”字[14]。在这场“昏”之战中,发挥作用的是柞伯与蔡侯,这说明西周晚期镇压蛮夷戎狄的主要军事力量往往是大诸侯的军队,而非王师。

(二)周王巡狩中,发挥了大诸侯控制蛮夷戎狄的作用。周王拥有广阔的疆土,声称“莫非王土”(《诗·北山》)、“匍有四方”(大盂鼎等铭文),但周王并没有能力和华夏、蛮夷戎狄众多方国直接接触。替代周王驾驭这些小诸侯与异族的,就是这些像晋侯苏一样的大诸侯。晋国地处中原以北,与今山西中北部、东部以及河北南部太行山脉一带大量蛮夷戎狄建立的方国有密切的联系。西周末期,史伯对郑桓公说:“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这些方国除了卫、燕为周所分封之外,其余都是北方蛮夷戎狄方国。晋国所处的山西中南部一带恰恰是这些蛮夷戎狄的主要活动范围,于是周王赋予了晋侯控制夷狄的权力。春秋时的晋公盆(《集成》10342)铭文云:“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晋公曰:我皇祖唐公,□受大命,左右武王,□□百蛮,广 (治)四方,至于大廷,莫不来王。”铭文中的“唐公”就是为周王驾驭“百蛮”、使之“莫不来王”的大诸侯。晋侯苏对“夙夷”如此穷追猛打,正说明晋国拥有驾驭“百蛮”的权力。这也是“方伯”权力的体现。《诗·韩奕》讲韩国控制“百蛮”则非常具体:“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献其貔皮,赤豹黄罴。”说韩侯以周王之命得到“追”、“貊”等蛮族,征发“百蛮”服役并接受其贡纳,“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即成为“北国”之方伯。可以推知,晋侯苏的情况与《韩奕》诗中描绘的内容是类似的。

(三)周王就巡狩过程中的表现对大诸侯予以赏赐,借此加强王权;大诸侯作为分封制度的重要一环,与周王的臣属关系仍旧稳定。晋侯苏在伐“夙夷”战争中取得胜利,因而周王回到成周之后,在“六月初吉戊寅”与11天后的“庚寅”,对晋侯苏进行了两次赏赐,分别赏赐给晋侯苏“驹四匹”以及“ 鬯一卣、弓矢百、马四匹”,这种赏赐在西周金文中颇为隆重。到西周晚期,金文中所见的册命赏赐制度已经成熟,周人以复杂的礼节与缜密的程序凸显权力,旨在强化周王的权威。于是“苏敢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元 扬( )钟,用邵(昭)各(格)前文人”,晋侯苏感激周王隆恩,以吉金作钟来光耀有文德的先祖,使先祖降福。虽然此时大诸侯已经势力膨胀,但周王借此在肯定大诸侯功绩的同时,强调君臣之间的支配臣属关系,周王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依然能够维系,说明分封制度依旧有其生命力。

巡狩行为是王权的表现。西周晚期周王为了扭转衰势,以巡狩行为亲自对政局进行干预,以非常的政治、军事手段,延缓江河日下的西周王朝的寿命。晋侯苏编钟铭文给人们提供了了解西周巡狩的重要资料。首先,铭文中“ 省”即是周王视察诸侯的巡狩活动,往往发生在华夏与蛮夷戎狄杂居之处,与征伐蛮夷戎狄的军事行为联系在一起。其次,铭文反映的巡狩行为折射出西周晚期政治的特点:蛮夷戎狄叛乱频繁;周王王权衰落,不得不进行挣扎;王师的战斗力下降。复次,铭文中晋侯苏这样的大诸侯是周王巡狩的武力支持,他们有控制蛮夷戎狄的权力,并且维系着对周王的臣属地位,与文献中记载的“方伯”是如出一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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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承源:《晋侯苏编钟》,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7期,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

[2][10]李学勤:《晋侯苏编钟的时、地、人》,载《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3]或以为“[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鄙),诞省东国图(鄙)”的“图”,读为地图之图,恐非。有学者指出:宜侯 簋叙述周王改封“虞侯”到“宜”的事件,与地图即便有关,也没有必要先看武王、成王伐商的地图;甲骨金文中“省”作视察之解习见,与“图”不谐。此说是。见沈长云:《俎侯 簋铭文与相关历史问题的重新考察》,载《上古史探研》,中华书局,2002年。

[4]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0页。

[5]裘锡圭:《论 簋的两个地名:“ 林”和“胡”》,载《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第386～392页。

[6]闻一多:《释省、 》,载《古典新义》,古籍出版社,1957年。

[7]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8]王国维:《观堂别集》,载《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79页。

[9]张懋 、赵荣、邹东涛:《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义》,《文物》1989年7期。

[11]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中华书局,1997年,第118页。

[12]王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06页。

[13]邹衡:《论早期晋都》,《文物》1994年1期。

[14]朱凤瀚:《柞伯鼎与周公南征》,《文物》2006年5期。

〔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