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宗坤，男，汉族，生于1969年11月，山东泰安人。上纪八十年代末毕业于泰安师范学校，有过短暂的乡村教员经历．后长期在媒体工作，历任记者，编辑，新闻部主任。2007年起专事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一部，中短篇小说二十余部(篇)。长篇小说《向上向下》入围第二届齐鲁文学奖，获山东省“五一文化奖”一等奖。中篇小说《在黑暗中握手》《红尘有爱》《多雨之秋》《在暧昧中挣扎》被《中篇小说选稍》《中华文学选刊》《党员文摘》《领导科学》等多种报刊和选本选载。入学不久郑红旗就跟季长军发生了一次冲突。这还得从学普通话说起。师范学校是专门培养小学教师的地方，对学生说普通话的要求非常严格，学校设有专门的普通话推广委员会；各个班级都有推普小组，普通话过关成了对师范生的最低要求，没有通过普通话考试的学生，学校不发给毕业证书。我们那一批学生基本上都是来自农村，上溯八辈子都是农民，轮到我们好不容易吃上了国库粮，怎么会因为这小小的普通话半途而废呢!好在普通话的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我们这些北方人学起来也不是太费劲，就是有些说话的习惯和腔调不好改变。要改变这种痼疾，专门教语音的老师教我们首先从矫正口型开始，于是刚开学的那段时间，不论男生女生每人兜里都揣着个小镜子，一有空闲就对着小镜子啊波眦得(8bcd)地练发音。有条件的同学还抱一收音机整天听，老师说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普通话是最为标准的。这样练了一阵子，同学们的普通话水平都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在语音测试的时候，大部分同学还是过不了关，自己在下面读得滚瓜烂熟的文章，一站起来就变味，原来的老土话像喷嚏一样不由自主地就会从嘴里奔涌出来。为此在自习课时班主任江老师帮我们认真分析了原因，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平时实战的太少了，没有养成说普通话的习惯。问题找出来，下一步就是如何解决了，江老师要求我们还是要多听多说多练，尽可能地营造说普通话的环境，这次一向和气的江老师还对我们说了狠话，要求我们以后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要说普通话，尤其是师生之间的交流，不用普通话他就不搭理我们，他说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烧了我们的草料场，把我们逼上梁山。这样我们的晚自习时间就变成了同学们展示自己普通话水平的舞台。同学们轮流站在讲台上进行模拟讲课，至于讲什么内容由自己确定。这天讲课的是班长郑红旗。郑红旗来自徂徕山区，那地方靠近莱芜，说话舌头不打弯儿没有儿化韵，把老鼠说成老夫，把说说成佛，把水说成飞，这些毛病是胎里带来的，不好改。上第一节语音课时郑红旗就闹出了笑话，老师让把“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这句话说一遍，郑红旗反应倒非常敏捷，很快就举起了手，老师让他站起来回答，郑红旗说，上坏(海)的自来飞(水)来自坏(海)上。老师听了想笑，领他读自来水，他读了好几遍都是自来飞，最后老师也泄气了，无可奈何地坐在教桌后面说，你就自来飞去吧，我可拽不住你了。别看郑红旗的普通话说得不敢让人恭维，但他可比我们都敢说，有次上街碰到位问路的游客，人家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我们都不敢言语了，郑红旗却不管那一套，撇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嚼啵嚼啵的给人家介绍哪里哪里，中间还夹杂着难听的徂徕腔，连那位问路的游客听着都笑了，我们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撇下他快步往前赶，郑红旗却浑然不觉，气喘吁吁地跑上来说，你们咋就跑这么快呢!郑红旗这次讲的是尼采哲学，很多的同学都是第一次听说尼采这个名字，对他的哲学思想就更谈不上了解了。郑红旗却讲得津津有味，一会说尼采是站在世纪转折点上的巨人，一会又说尼采是位精神病患者，五迷三道的。这么高深的理论用郑红旗那蹩脚的普通话讲出来，一开始我们感到很好玩，觉得就像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穿了一件五彩斑斓的迷你裙，后来就兴味索然了。很多同学开始忙自己的事，有看课外书的，有聊天的，还有听收音机的，我的同桌季长军干脆就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郑红旗见整个教室眼看就要变成了一个嘈杂的大市场，连喊了几声安静都没有安静下来，后来他干脆拿起教鞭在教桌上敲打起来，啪啪的声响也没能让同学们警觉，最后他是真的急了，高高地把教鞭举起来，使劲砸在面前凹凸不平的桌面上，随着穿透力极大的声响，教鞭折为两截了。教室里终于安静了下来，但很快有一个声音如乍然闯进教室的鸽子扑扑棱棱地缭绕开来，这是季长军的呼噜声，同学们都扭头朝我们这边看，只见季长军一只胳膊长长的伸出来，脑袋就斜楞着枕在这条胳膊上，下边的半边脸被桌面挤成了扁平状，整个脸部看起来就像一个不规则的大冬瓜，眼睛闭着，嘴巴半张半合，那呼噜的声响是从翕动着的鼻孔里传出来的，声音极不规则，不仅有鼻孔里的长调短调，有时嘴巴也呵呵地配合一下，来一个复合型高音。有的同学在哧哧地窃笑，郑红旗站在讲台上大声地喊季长军，用的是普通话，但还是带着明显的徂徕味，尤其是“军”的发音极不正确。季长军没有任何反应，吧唧了一下嘴巴继续睡，我使劲推了他一下，季长军的身子如面条一样摆动了几下，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谁啊!这么讨厌，人家还没有睡够呢!然后就是更大的呼噜声。我们都看出季长军是成心的，郑红旗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快步走下讲台走到季长军跟前，大声喊季长军，但季长军还是那副昏昏欲睡的德行，大多同学都笑了，觉得季长军是真能装。郑红旗伸手拉季长军，拉了好几次才把他拉起来，季长军故意懵懵懂懂地直起身子，仰头出了一个长长的哈欠，这才装模作样地揉了一下眼睛问郑红旗，你，干吗?郑红旗说，干吗?正在上课你怎么睡觉?季长军说，正在上课?我怎么不知道，上的什么课?郑红旗说，我正在讲尼采哲学。季长军说，尼采哲学?我们有这门课吗?郑红旗说，是江老师规定的模拟课堂。季长军说，江老师规定让你在模拟课堂上讲尼采哲学了?郑红旗一时语塞，气得说不出话来，季长军继续说，班长，我要给你提个意见，你身为班长不能不尊重同学。郑红旗说我不尊重谁了?季长军说，我。郑红旗说，我怎么不尊重你了?季长军说，你老给人起外号，我本来叫季长军，你却偏偏叫成季长吨，往小里说你这是不尊重同学，往大里说你这是侮辱人格，你是郑红旗我叫你偏红旗，你愿意吗!郑红旗气得脸都被憋紫了，最后才气哼哼地说，季长军(吨)，你这是强词夺理。季长军继续不紧不慢地说，谁强词夺理了?同学们都听见了吧，他是不是把我叫成了季长吨，刚才我已经给你说了，让你尊重同学，你还这样叫，你这是明知故犯，我早就说过你可以不拿我当同学，但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这是季长军挂在嘴头上的话，我们都当他是在开玩笑，没想

到他却一本正经地用在了这里。郑红旗实在忍不住了，又找不到反击季长军的措辞，就把季长军桌上的书本扔到地上撒气，季长军不愿意了，态度也随之恶劣起来，眼看两人就要动手打起来，幸亏江老师及时赶到了。在江老师面前季长军不敢讲自己那些歪理了，强调他之所以睡觉是因为郑红旗讲的尼采哲学听不懂。江老师当时就批驳季长军态度不对，你不听就能懂吗!对郑红旗也提出了批评，让他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注意方式方法。谁都看得出来这次事件季长军是有意的，郑红旗讲的尼采哲学听不懂完全可以像其他同学一样不听嘛!用不着以打呼噜的方式来抵触，更何况我们这样的讲课，主要是练习说普通话，讲课的内容也不是主要的。我们心里都明白季长军的这次挑衅绝对不是个偶然事件，他俩的矛盾由来已久。最初的矛盾应该是发生在我们入学的第二天。这天是一九八五年的九月十日第一个教师节，学校要召开庆祝大会，本来安排郑红旗作为新生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但郑红旗却不在，此时我们都还没有见过郑红旗，但对他的名字却不陌生，当时考中专的成绩一下来，我初中的老师就说徂徕有个郑红旗成绩是全县第一名，五百的总分人家居然考了四百八十多，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郑红旗还没有进校门就被指定成了我们班的班长，那时泰安师范学校的校园没有现在这么漂亮，迎着校门的是一排略显陈旧的红砖房，当时新生分班的名单就张贴在这些红砖房的墙壁上，郑红旗的名字排在全班所有人的前面，还用红笔标注了一下。一开始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按照我们在初中时的习惯成绩最后的学生才坐红椅子，怎么反而在成绩最好的郑红旗名上画红道道呢!后来我们才知道了这个标志的特殊意义。知道自己跟郑红旗一个班级有些莫名的兴奋，一安顿下来就探听谁是郑红旗，后来是江老师告诉我们郑红旗去泰山山后接新生了，本来我们学校是没有接新生这个先例的，但那一年泰山山脉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洪灾，进山的路全部被冲垮了。学校领导事先联系这几个新生想让他们晚几天再来学校，但没有联系上，怕他们独自来学校会出什么意外，就决定派人去接。江老师心中着急，又不想把这种好事让给其他班级，就临时决定让季长军来顶替郑红旗，当时季长军拿到江老师早已准备好的发言稿显得很激动，把脸重新洗了一遍，对着小镜子认真梳了梳头，脱下了从昨天一直穿在身上的白的确良衬衣，从木箱子里翻找出一身崭新的中山装换上。时间差不多了，江老师来喊我们去学校礼堂开会，走到半道，季长军忽然啊了一声，我们问怎么了?季长军说忘带记录本了。我们都说带本干什么，又不是上课?季长军却坚持要回宿合拿。我们只好等他，等了好一会儿，季长军才气喘吁吁地赶来，手里多了个红塑料皮的记录本，一边还说，要知道这么难找就不回去拿了。我感到奇怪，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还看到季长军坐在床上正津津有味地翻这个记录本哩，当时我还看到记录本的扉页上写着与某某同学共勉的字样，看到我在注意，他赶紧手忙脚乱地把记录本藏在了枕头底下，现在怎么又难找了?我又看了一眼季长军，见他两个鬓角上的头发还湿漉漉的，心想他不会是又去洗了一遍脸吧?快到学校礼堂的时候，我们看到一辆解放牌汽车摇摇晃晃地从大门里开了进来，还有几个黑乎乎的脑袋在后面大车厢里摇晃着。走在前面的江老师眼前一亮喊了声，郑红旗回来了。郑红旗长得和我们想象的一点儿也不一样，黑瘦，个矮，最明显的是长了一头黄枯枯的头发，就像田野里割完麦子以后留下的麦茬，穿的衣服也有些不合适，裤子太过肥大，整个下身看起来就像一个没有扎口的大棉布口袋，还挽着裤管，裤管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泥点子。可能是一晚上没有睡觉的缘故，郑红旗看我们的神情有些麻木，江老师催促他赶紧回宿舍换衣服，他才明白过来，抬脚往宿舍跑，差点把脚上的塑料凉鞋给甩出去。季长军一看到江老师从车厢里把郑红旗扶下来脸就黄了，也可能是被那身厚厚的中山装捂的，额头上还冒出了豆粒大的汗珠儿，他费劲地解开刚才系得严严实实的挂钩口，眼巴巴地看着江老师，江老师也正意味深长地看着他，季长军低下头，江老师又说，郑红旗回来了。季长军抬起头，故作轻松地忽闪了一下上衣领子，说既然班长回来了，这个言还是让他发吧。说着才把发言稿递给了江老师。郑红旗的这个发言让我们更感到了失望，满嘴的土话加上发音的徂徕腔把江老师精心准备的发言稿给毁了，坐在后面的高年级同学竟然鼓起了倒掌，还有人发出了嘘声，台下的我们也感到了无地自容，不敢看摆在我们前面写着八五级二班的牌子，我身边的季长军更是把嘴唇紧紧抿着，牙关紧咬起来，手指头使劲扣住前面的椅子背，恨不得要戳出个窟窿来。郑红旗从台上下来，紧张得不行，连自己的班级都找不到了，是江老师上前把他领了回来，见了我们，他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不敢抬头。季长军这时已经站了起来，眼珠子朝郑红旗挤瞪着，目光如火把一般甩了过去，见郑红旗没有反应就愤恨地跺了一下脚，大声地说耻辱啊!郑红旗刚把瘦弱的身子蜷缩在自己的座位上，听了这话本来已经成了紫茄子的脸膛显得更紫了，脑门子上的汗珠子如雨后春笋般急不可耐地往外拱，半晌才把右手圈成半握状从左至右地在额头上刮了一下，他自我解嘲般地说，我咋就佛(说)成了这样呢!我咋就佛(说)成了这样呢!……季长军一开始对郑红旗的看法和我们颇有一致，都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这种认识上的趋同性，一下子就把距离拉近了，刚开学的那阵子，我们都愿意跟季长军泡在一起，把他当成了我们行动的风向标。季长军虽然也来自农村，但长得白，穿的也比我们利整，在我们中间就像混进羊群里的一头驴。我迈进师范校门认识的第一位同学就是季长军，当时就发现他跟我们有些区别。开学那天学校很热闹，校园里彩旗飘飘、人声鼎沸，拥拥挤挤的人们个个笑容满面跟过节似的兴高采烈，学校大门上还悬着一条很宽很长的横幅：“欢迎您!未来的人类灵魂工程师。”面对这么大的场面，我有些晕，背着一大卷行李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不知去哪里交代自己，是一个穿白色的确良衬衫的男生过来帮了我，最后这位同学又把我带到了宿舍，看他那熟门熟路的样子，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个老生，直到他把我的行李放在贴有我名字的床上后，才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说他叫季长军，是我的同班同学。说着还很男人的伸出手来跟我握了一下。握完后马上就把手臂竖起来，开始摇晃自己滑到手腕上的手表。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手表可是个稀罕物。来城里参加中考的前一天晚上，我的父母想在村里给我借一块，结果串了大半夜门都没有借到，为此还白白搭进去二十个鸡蛋跟一筐子青菜。季长军和我们的不一样表现在许多方面，会打篮球会吹笛子；还会唱“三月里的小雨哗啦啦流不停”，把我们早晨喝的糊糊叫成稀饭，喝起稀饭来不像我们端起饭盒来呼呼啦啦的一会就进去了，而是拿着

个小勺一下一下地舀着喝。最重要的是季长军对学普通话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怎么认真，上语音课的时候经常在偷偷地看小说，课下也不拿小镜子练口型，而是用小镜子反射出来的光柱到处照女同学，照到顺眼的就对着镜子跟人家做鬼脸，一副不知道害臊的样子。在某种程度上他这一点很对我们的胃口，因为我们这些人从心里对学说普通话也不是太热衷，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恢复高考已经有七八年了，城市里的师资已经基本饱和，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要分配到“大有作为”的农村去当“孩子王”。而在农村普通话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在我小学跟初中经历的所有老师中没有一个老师是用普通话讲课的。据说教过我五年级数学的唐老师曾经说过普通话，那时唐老师年轻，刚从城里的学堂回来，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上衣的口袋盖布显眼地绷在一条直线上，左边的盖布上插着黑色的钢笔，冬天围一块灰白的长条围巾，无论多冷都不像村里其他人那样蒙头盖脸地把整个头脸包起来，而是在脖子里围成一个单圈，把一端搭在胸前另一端甩向身后。刚开始给孩子们上课，唐老师的口音问题经过学生们的口口相传，立刻就引来了大家的不安，于是就开始有人找校长，要求换老师，怕自己的孩子跟着唐老师也学成洋腔怪调的了，校长找唐老师谈话，让唐老师不要再撇着说了，唐老师感到奇怪，说城里的老师都是用这种口音来教学生的。校长说，城里是城里我们是我们，城里人拉屎还不出屋呢!我们也跟着学?这次谈话之后，唐老师并没有收敛自己的行为，还是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撇腔，直到一天有几个家长闯进教室把唐老师从讲台上拉下来，并组织了几次专项的批斗活动，唐老师才终于改掉了说普通话的毛病。到教我的时候，唐老师那一口土话已经标准得不能再标准了，一点也看不出曾经说过普通话的影子来了。跟我们不一样的是郑红旗，他学说普通话的热情很高，用现在的眼光看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上课的时候老是缠着语音老师问这问那，晚上关灯之后还要拿着手电筒躲进被窝儿里用小镜子练口型，有次教导处查夜的老师还以为他是在看手抄本的黄色小说，差点要把他给抓起来。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郑红旗还把这种习惯带到他的职务行为中来。他是班长，一些学校或者班里的活动自然要给同学们安排，所以每次他站在讲台上安排活动的时候，不仅撇着他那特有的半土半洋的普通话，每说完一句还要让同学们给他校正，这对我们简直就是种心灵的摧残，有次季长军就高喊，你杀了我算了。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郑红旗败坏了我们学说普通话的兴趣，我们觉得不能让郑红旗这样肆无忌惮浑然不觉来摧残我们了，我们应该反击，让郑红旗也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些代价。不久一个关于郑红旗的笑话就在校园里流传开来。说郑红旗回家跟着他爹下地，乍来到一望无垠的田野，郑红旗有些晕，不知是一时没有认出来还是故意的，指着绿油油的麦苗问这是啥?他爹当时白了郑红旗一眼没有搭腔，继续躬身搂自己的麦地。这时有路过的街坊问郑红旗，红旗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郑红旗用普通话说，昨儿晚上回来的。说这话的时候，郑红旗故意突出卷舌音，再加上语速较快，听起来就像是坐着碗回来的。问话的人听了捂着嘴哧哧地笑，郑红旗的爹再也忍不住了，大喝了一声，你他娘的还坐着盆回来的呢!说着举起手中的抓钩猛地就朝郑红旗抡了过去。郑红旗一时躲闪不及被抓钩柄敲到了后背上，疼得一龇牙撒腿就跑，一边还喊着，要打死人了，麦子地里救命啊!要打死人了，麦子地里救命啊!……尖厉仓皇的声音听起来是地道的老土话，一点儿普通话的味道都没有了。但这个笑话很快就得到张继富的质疑，张继富来自良庄镇，跟徂徕紧挨着，张继富说他去过徂徕山，由于缺水，那个地方根本就不种麦子，更别说一望无垠了。张继富最近刚跟郑红旗打了一架，因此张继富的话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两人打架的原因非常简单，郑红旗自己没有收音机，就跟他下铺的张继富协商，由他提供电池，两个人共用一个收音机，后来郑红旗不知从哪里知道了一个小窍门，用过的电池在粗棉布上摩擦之后还能重新使用，此后郑红旗就光捡别人废弃的电池。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收音机坏了，打开后盖一看，原来是电池用的时间太长，里面的硫酸液淌出来把电源线腐蚀断了。张继富让郑红旗赔收音机，郑红旗理屈说拿去修，张继富不干，两人就吵了起来，最后在其他同学的斡旋下，以郑红旗负责给张继富修好收音机了事，两人的合作自然也就宣告结束了。张继富的质疑并没有阻挡这个笑话的传播速度，反而随着同学们口头的创作，其中的情节愈加曲折细节愈加丰富了。原本一些坚持说普通话的同学开始逐渐退出阵地，最后只剩下郑红旗死不改悔，像电影《英雄儿女》上的王成那样独自顽强地挺立着。人们当然并不相信郑红旗会有这种荒唐的举动，之所以热衷传播这个笑话，关键还是因为郑红旗是班长。在师范里当班长其意义早已超越了班长本身，人校不久我们就了解到，前几届的班长们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大都留城了，有的还留校做起了我们的老师，这种瞬间的角色转换是毕业分配的最佳结果，也是我们每个师范生的梦想。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在觊觎班长的位置。尤其是季长军，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就连一向不怎么关心班级事务的张继富都说他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实际上当时我们人人都有司马昭之心，别忘了，我们在初中时可都是班干部，不是班长就是学习委员，来到师范乍受别人的领导，从心里也感到不舒服。怎奈我们班主任对郑红旗似乎有些偏爱，我们所有努力在班主任那里都没有任何的响动，再加上郑红旗又是这样刀枪不入的继续我行我素，我们很快就失去兴趣了。我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水路不行走旱路，通向人生目标的道路有千万条，关键是要自己去寻找。我为自己寻找的出路就是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的想法是：自己利用两年的时间拿到大专文凭，这样一毕业就有两个文凭，就算是将来分回到农村也加大了分量，公社往下面学校安排的时候也会有所考虑的。但自学考试是一种面向社会的成人高等教育，不允许学生报考，好在也不是没有变通办法，我找到一个在公社当干部的本家大叔，让他托人从公社下属副业单位弄了一张假证明，这才具备了报名资格。这么折腾下来，报名就仅剩下最后一天了，但这天是星期二，上午有两节代数课，只有请假了，当时我编了个理由向班长郑红旗请半天假。原本以为不会有什么事情，没想到在下次课上，代数老师拿我开了刀。代数老师姓申，第一次上课我们就觉得这老头有些奇怪，大热的天他却戴着帽子。帽子也不是很时尚的那种，而是一顶前面带遮檐的极普通的帽子，仔细一看又有些跟普通帽子不一样，帽子的主要部分是由米筛般的网状组成的。我们再看申老师，注意到他的鬓角及耳朵后面没有一根头发，至此我们才明白他为什么要戴帽子了。申老师是唯一上课不说普通话的老师，第一次上课他就给我们介绍自己是南方人，南方人说北方话就是南腔北调了，所以他不说普通话，但我们听他

的口音却没有一点南方味道。后来我们了解到申老师是江苏丰县人，实际距离跟我们很近，过去微山湖就是丰县，根本就算不得什么南方。申老师的课讲得很沉闷，再加上代数本身也比较枯燥，我们大都不愿意上他的课。对此申老师看得非常明白，时常在课堂上暧昧地问我们，年轻轻的想么呢?对他这种明知故问的口吻我们都非常反感，他的整个语气连同神态都透着一种亵渎的信息，我们把他这种态度理解为对我们青春的嘲弄与调侃。这天申老师在课堂上就我旷课的事情引申开来，说年轻轻的不能想那么多，想那么多也没用。又说旷几节课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你们铁饭碗已经抱上了，我担心的是不来上课又不打招呼，万一死了人怎么办?……申老师越说越离谱了，我在下面实在坐不下去就霍地站了起来。申老师显然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厉声地问你要干什么?我说，不千什么，我只想请老师尊重我的人格。申老师说，我怎么不尊重你的人格了，你不来上课还不允许老师说说了?我说，我是跟班长请了假的。申老师说，请假了?跟班长请的，我怎么不知道?班长郑红旗站了起来，一下就被逼到了死胡同。在申老师的逼问下，郑红旗半响没有说话，教室里出现了令人绝望的寂静，我感到自己沮丧到了极点，我是打击郑红旗的积极分子，断定他不会因为我去得罪申老师的，那么我的下场会怎样呢?无故旷课又加上在课堂上顶撞老师，情节恶劣，说不定还要背负一个处分放在档案里，这对我本来就暗淡的毕业分配恐怕更是雪上加霜了。最后的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郑红旗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就证实我确实向他请过假了，而且他在上课之前也已经跟申老师说过了。申老师没有想到情况会是这样，他本来以为在他眼中老实听话的郑红旗是会维护他的，感到有些下不来台，反复地问郑红旗你是跟我说过了?在得到郑红旗肯定的答复之后，申老师只好自嘲地笑了笑说，说过就好，看来我真的是有些老了，事情才过去一天居然就忘了。冬天来了，这个季节也是治安案件的高发期，在连续发生了两起外面的二流子来学校打架斗殴之后，学校开始安排男生晚上去门口的传达室值班，两人一组。这天是星期天，轮到我跟季长军值班了，他却回家还没有回来，那时通讯远没有现在发达，比较好的村才有一部摇把子电话，还要通过好几个总机转接才能通话，还老串线，往往这边叫了好几声爹，那边还在琢磨自己什么时候多出来个儿子。我们都分析季长军没有按时回到学校的最大可能就是没能及时赶上返城的大客车，既然这样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为他担心了，但晚上的班还是要值的，郑红旗再次自告奋勇站了出来。这段时间我跟郑红旗处得不错，也开始逐渐认可他的班长地位。郑红旗是一向热衷于替人晚上值班的，一开始我总认为他这是因为自己是班长要以身作则发扬风格，直到这次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才明白他这样做也是有私心的。过去我跟季长军值班的时候，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待大门口很少有人进出了，我们就悄悄把从外面商店买的一小瓶二锅头拿出来，你一口我一口开始滋滋味味地喝，季长军规定我们每次只能抿上一小口，说这叫细水长流，并说他爷爷就是这么喝酒的，半盅子酒要喝老半天，还就着腌得发臭的咸鸡蛋，一个咸鸡蛋要吃上一个月，每次只是用筷子头蘸那么几蘸，喝完酒就赶紧用胶布把打碎的鸡蛋口封起来。季长军说，爷爷每次这样喝酒脸上总是浮现出只有神仙才有的自得神态。季长军这么一说我也感到有些神往了，小心地接过瓶子伸出舌头往里舔一下，舌头刚有了辛辣的感觉就赶紧止住。但我很快就发现季长军却不按自己定的规矩来执行，每次酒瓶传到我手上的时候，里面的酒会明显看出少来。喝到一定的程度我们两个就开始海阔天空地穷吹，一般都是季长军说得多。他告诉我小学教师根本就不是他的梦想，师范学校只是他迈入人生的一个最基础的台阶，他二姑父是他们那个公社的党委书记，他毕业后要去公社当干部。我知道跟郑红旗值班是不可能有酒喝的，就早早地准备了一包方便面，人流散去的时候，我也感到有些饿了，就用从宿舍带来的杯子把方便面泡上。那时这种方便食品刚刚传到我们这内陆小城，我也是第一次买，不怎么会泡，放了很多开水，还把小包的辛辣料全部倒了进去，待我呼呼啦啦地把面条吃完，剩下的汤就不想喝了，我正要推门去外面的水池清洗，一直都在埋头看书的郑红旗突然抬头问我干吗?我说去把杯子刷出来。他赶紧站起来说他没有带吃饭的家什几要借用我的。我说那也得刷呀，他说不用，等用完了一齐刷。说着就把我手上的杯子抢了过去。我只好重新坐了回去，这时郑红旗已经往快餐杯里重新倒上了开水，然后从随身带的塑料兜里掏出了两个硬邦邦的馒头，三下五除二地掰开，快速填到杯里，低下头狼吞虎咽起来。郑红旗的这整套动作快速而连贯，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现象，我在他偶尔抬起的脸上也没有发现任何不自然的表情，反倒是我这旁观者，因为给别人提供了不洁的餐具，内心有些不好意思起来。那时候发到我们师范生手里的生活费有三十多块，大多数同学都够了，郑红旗却总是到月底就借饭票，娃娃头般大小的白面馒头他一顿饭能吃五个，有时我们感到纳闷，这五个大馒头是怎么装进他瘦弱的肚子里去的。郑红旗说他很早就有个梦想，要把白面馒头一次吃个够。因为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他们村的支部书记向他描述的共产主义生活，就是一天两顿菜白面馒头敞开吃。有时宿舍里难免有同学们扔的没有吃完的馒头或者包子什么的(那时师范还没有餐厅，我们都在宿舍吃饭)，郑红旗总是把这些东西捡起来，收集到一个干净的口袋里，有人问他干什么用?郑红旗会很直接地说拿回去吃呀，我们村还有从来没见过馒头的人呢!连个理由都不找，好像他收集这些东西就是最好的理由。但实际上我们真正看到的是他把这些东西都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去了，而回家时带的都是新鲜的大馒头。到十一点多的时候进出校门的人已经很少了，我出去把大门锁上就催促他睡觉，两个人值班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轮流睡觉，郑红旗却让我睡，我说我习惯睡下半夜，郑红旗说你可以都睡了。我问，你不睡?郑红旗说我离了床睡不着。我有些狐疑地看着郑红旗，觉得他不可能这么娇贵，因为有一次听他说，他们那里出产地瓜，一到秋天漫山遍野的地瓜都要收获，来不及往家运就把地瓜抹成薄片摊在地上晾干，为了抢农时就得没黑没白地抹地瓜，有次他在擦床上抹着地瓜都睡着了，以至于手被擦破了都没有发觉，怎么现在却离了床睡不着了!最后在他的一再催促下我只好在传达室的连椅上躺下来，连椅是用硬木头板子钉起来的，虽然下面铺着我从宿合带来的床单，还是感到硌人。郑红旗还在津津有味地看书，书也不是小说之类的故事书，而是我们发的课本《政治经济学》。我翻了一下身看到郑红旗那眉头紧锁的样子，感到郑红旗这个人就是有些怪，想法跟所有人都不同，将来发给我们的大红毕业证是一样

的，我们将来的区别更多地应该体现在毕业分配上，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一味抱着课本死学，有什么用呢!这样想着就不知不觉睡着了。后来我就做梦了，梦到自己果然被分配到了城里，而且还得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这下把我高兴坏了，拿着钥匙屁颠屁颠跑到自己的新房子里，看着洁白的墙壁，明亮的玻璃窗，不自觉地就笑出了声，一下就把自己笑醒了。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传达室那被白炽灯照得发黄的房顶，我听到自己还在笑，赶紧闭上了嘴巴，但那笑声还在断断续续地传来，这时我才意识到这笑声不是自己发出来的，这是郑红旗的声音。是郑红旗在抓着桌上电话的话筒笑，笑了一阵，郑红旗用普通话问对方，我刚才“水”的发音对不对?对方不知说了句什么，郑红旗就又开始摇头晃脑说一个不怎么顺口的顺口溜：我坐着飞机来飞行，一飞飞到九霄官，九霄宫里有老鼠，老鼠一见这大鸟，吓得掉进水瓮里。这个顺口溜一听就是郑红旗自己编的，其中的飞、鼠、水都是他学习普通话需要改变的关键词。郑红旗说完后就拿着听筒静静地听，我看了一下墙上的时钟，已经凌晨一点多了，这个时间也是这个喧嚣的世界最为安静的时候，话筒里丝丝缕缕地传出一个好听的女声，我感到奇怪，在这样的夜晚还有谁不睡觉来跟郑红旗聊天呢?难道平时不声不响的郑红旗恋爱了?我使劲咳嗽了一声，郑红旗的身子明显抖动了一下，手中的听筒几乎要滑落下来，猛抬头看到已经坐在连椅上的我，就赶紧手忙脚乱地把电话扣死了。学校明确规定值班的学生是不允许随便打电话的，为此还专门给电话上了锁，传达室的这部电话只能用来接听。在白灿灿的灯光下，我注意到郑红旗的脸涨成了酱紫色，就像冬天晒干了的柿饼，这让我再次坚定了自己刚才的判断——郑红旗恋爱了。郑红旗嘴唇蠕动了几下，好像要说些什么，还没有说出来，电话铃声却响了起来，在这静静的夜里，这铃声听起来非常刺耳，郑红旗把手伸了一下就赶紧又缩了回去，犹豫着该不该接，我说接吧，赶紧接吧，别让人家等急了。可能是我的话里带出了些暧昧的色彩，郑红旗有些急了，说不是的，不是你想的那样!这时电话铃声停了下来，我说，你看，你伤了人家小女孩的心了吧。郑红旗更急了，开始急赤白脸向我解释，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只是跟她学普通话，我连她的面都没有见过。可能是觉得谈恋爱比乱打电话罪行更重一些(前者是学校里的明文规定，后者只是个口头要求)，这天晚上我没费什么劲，郑红旗就向我全部坦白了。跟他通电话的女孩是军分区总机班的话务员，叫小白，北京人，他们确实从来没有见过面，在电话上认识完全是出于偶然。一次，郑红旗晚上值班，突然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对方说任同志，你的长途电话接通了，请通话。郑红旗迟钝了一会儿，很快就明白对方把线接错了，但郑红旗却没有把电话放下，他被对方的声音吸引了，对方的声音太好听太清脆了。徂徕山上有很多鸟儿的鸣声婉转动听，但在郑红旗听来那些鸟的叫声跟这个女孩的声音比起来就太逊色了。对方也很快就发现自己把线接错了，就想把电话挂了，郑红旗不知哪里来的冲动，抓住有限的时机，毫不犹豫地说，你的声音太美了，我想跟你学普通话。当时对方什么也没说就把电话挂了，郑红旗失望地扣上电话也感到自己有些太唐突了。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过了一会儿电话声又响了起来，那时候郑红旗就有了某种感觉，还没有接电话就紧张得手心里满是汗，他哆哆嗦嗦拿起听筒，直到那清脆的声音再次传进耳朵，郑红旗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就这样通过一根细细的银线交往，一开始他们之间的接触只是碰运气，后来郑红旗琢磨出在电话上锁的情况下，通过敲击听筒下扣着的弹簧片的方法来告诉小白。大多的情况下都是郑红旗给小白读或者背些什么东西，小白在那边给他校正，有的时候小白也会给他朗诵一些自己喜欢的诗词。小白是个文学青年，尤其喜欢徐志摩和舒婷，他们的很多诗篇小白都能倒背如流。郑红旗说听小白的朗诵是世上最美的事情了，小白天籁般的声音通过听筒缓缓地送出来，或激昂，或沉静，或悲愤，或忧伤，能一下子把他带入一片片如诗如画如梦如痴的境地，那种感觉给个神仙都不换。这天晚上郑红旗给我讲了很多，他说他们那个地方很苦，去自己田里干活连个路都没有，每到播种和收获的季节都是用肩膀担，常常把肩膀磨得连衣服都穿不上。小孩子上学就更难了，要跑很远的山路，老师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能认识几个字就可以当老师，他的小学老师就曾经解释三等奖的含义就是获三次奖；到了初中开始上生物课，讲到细胞这一章，生物老师连番茄是什么都不知道，说番茄就是种带水的水果。郑红旗是来到师范才知道番茄就是他们能吃到的西红柿。语文老师还常常读错字，把企鹅读成止鹅；把瀑布读成暴布。他是他们那一带有史以来第一个考出来的中专生，他记得入学通知书下达的时候，整个山乡的人都很高兴，以为中专就是最高学府了，很多家长都眼热地教育自己的孩子，你们要像红旗那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是将来咱们考不上个中专，考个大学也行呀!听了郑红旗述说的这些事情，我想笑却没有笑出来，反而涌上来一股深深的酸楚，那种感到可笑的情绪很快被严严实实地覆盖了。后来学校招了一批年轻的保卫人员，我们不用值班了，我开始担心郑红旗怎么再跟小白联系，这样的事情也不好意思问。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朦胧地感受到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她放在心的最底处，当成自己最珍贵最不可示人的宝藏。有一阵子我见郑红旗生活状态比较低迷，经常朗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以为他跟小白断绝了往来，但很快我就发现了他们交往的蛛丝马迹。一天我从传达室给郑红旗带回来了一封信，下面的落款写得比较含糊，没有具体的地址，直接写了泰安市邮电局，当时我没在意。把信交给郑红旗的时候，郑红旗一看上面那娟秀的字体，脸一下子就红了，这时我才想到这封信一定不是寻常之人发出的。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一脸认真地问我相貌就这么重要吗?我说分在什么时候，面对什么对象。他说男女之间。我明白他是有所指的，就暗暗有了某种担心。那时我已经开始看弗洛伊德的书，知道这种感情积聚压抑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机体的紧张，有时会产生一些精神上的困扰，想鼓励他大胆一些自信一些。就说，你没有听说过情人眼里出西施吗!当时看到他脸上的神情似乎放松了许多。但不久之后的一个下午，我们一同由宿舍去教室，一路上我们什么也没有说，但我分明感到他有话要对我说。踏上四楼的台阶，就要进教室了，他突然说，我决定不见了。我问什么?他说跟小白，还是不见好。后来有一次季长军突然对我说，郑红旗谈恋爱了。我心里有些吃惊，就故作镇定地说，不可能吧，看他走路目不斜视的样子怎么会呢!季长军说，还怎么会呢?相片都寄过来了，跟他邻铺的周

世国就经常看见他晚上躲在被窝儿里偷偷地看，你真不知道?找说我真不知道。季长军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满是疑惑，见我很肯定地点了点头，季长军笑了，说不知道就算了，谁管他那个破闲事，爱恋不恋，我这儿正事都忙不过来。说着就风风火火地跑开了。那一阵子季长军确实在忙正事，此时已进人第二学年的下学期，他如愿以偿地进了学校团委任宣传委员，整天琢磨着怎么把宣传工作搞上去，眼下他正在忙活着在全校搞即兴演讲比赛。即兴演讲比赛在当时可是个新的提法，过去我们学校搞过多次的演讲比赛都是给演讲者提前命题，然后再把演讲稿写出来死记硬背，每次出来的效果既不形象也不生动，把本来激情昂扬的演讲舞台变成了僵化教条的诵坛。季长军把这个自己无意中从杂志上看到的演讲方式跟学校团委书记一说，得到了团委的大力支持，觉得这不仅可以提高同学们的普通话水平，还能锻炼应变能力，是加强师范生素质的一个极好办法。立刻给各个班级下发通知，要求推荐即兴演讲的选手。我们班报的是郑红旗，郑红旗的普通话水平此时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不但是班里的推普组长，还被吸纳进了学校推普委员会，成了几个为数不多的学生成员之一。当天晚上班主任江老师拿着团委的通知在班里一说，眼睛就盯在了郑红旗身上，郑红旗也没有推脱，当时就把任务接下了。即兴演讲比赛的规则很快就出炉了，一共有十二个演讲题目，这十二个演讲题目都有自己相对应的号码，所有的演讲题目提前半月公布，但号码却死死封住，演讲选手按照上场的顺序一至十二排好，每个演讲者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上场，却不知道自己讲什么，谜底直到上台前的那一刻才揭开。演讲题目一公布郑红旗就立刻进入了战备状态，天天泡在图书馆里，常常忘了吃饭的时间，等他觉得肚子咕噜咕噜叫了，才抓起饭盒往食堂跑，跑到食堂才知道早就过了吃饭的点了，有时食堂里连菜汤都没有了，只好买两个干硬的馒头垫垫。应该说郑红旗准备得还是很充分的，他为每个演讲题目都准备了讲稿，然后就开始记这些讲稿的内容。那段时间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见到郑红旗，都看到他在嘟嘟囔囔的背讲稿。实际上郑红旗完全用不着这么费劲，季长军自始至终都参与了这次即兴演讲的策划，肯定知道不少秘密，单独找找他，把号码提前弄出来不就简单多了。季长军似乎也有所暗示，比赛的前一天季长军问我郑红旗准备得怎么样了。我说应该没问题吧。因为前两天郑红旗曾经让我检测一下他的准备情况，我从十二个题目中任意点了几个，郑红旗基本都能比较流畅地讲出来。季长军听了半晌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说，这个郑红旗也太笨了，就不知道变通一下，他也不想想我也是班里的一员，就是为了班里的荣誉我也得帮他呀!我说你怎么帮?季长军说，郑红旗不是第二个上场吗，《青春激昂在三尺讲台》就是二号，他如果提前问我一下，何必这么费劲呢!说完又有些自嘲地说，既然人家不需要，咱也不用热脸硬贴人家的冷屁股。过了一会，季长军的表情严肃起来，很郑重地对我说，你可别给我透出去，泄密的罪名我是担当不起的。这天晚上的自习课季长军去学校礼堂准备明天的大会了，郑红旗也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做最后的准备，我找了个机会悄悄来到宿舍，想告诉郑红旗明天他演讲的题目就是《青春激昂在三尺讲台》，让他今晚重点准备这个就行，别在其他题目上费劲了。还没张嘴郑红旗就明白了我的意图，一下打断我说，既然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自己也不想作弊。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见郑红旗这么不识时务我气呼呼地离开了宿舍，来到外面一想又对郑红旗就有些理解了，为了这次比赛郑红旗付出了这么多就是想通过努力来证明自己，任何的捷径对他都是种侮辱，首先他从心里就不能原谅自己。结果第二天正式演讲的时候，第二个上场的郑红旗抽的题目不是《青春激昂在三尺讲台》，而是《自豪吧!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暗暗有些吃惊，想不到季长军会这么阴险，同时心里也感到有些庆幸。郑红旗一报出自己要演讲的题目我就用眼睛朝季长军扫了一下，季长军也正在朝我这边看，见我在注意他，赶紧把自己的目光缩了回去。由于准备充分郑红旗很快就进入了状态，开头讲得很顺，也很注意语言的节奏，听起来铿锵有力的，很像那么回事。我暗暗松了一口气。没有想到郑红旗的目光一朝评委席上游离就突然卡壳了，他睁着大眼，眼珠儿直直地定格在评委席上的一位年轻女评委身上，脸上显现着猝不及防的表情。会前听主持会议的团委书记介绍，今天请到的这十个评委，只有两个是我们学校的，剩下的有电台电视台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还有市文联的作家，成分比较复杂，被郑红旗盯住的那一位好像是某个电台的播音员。整个会场立刻出现了死一般的静寂，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郑红旗身上，只见郑红旗还是像刚才一样圆睁着眼，脸涨得通红，嘴巴大张着，粗大的喉结急促地上下游动，一副被尿憋急了的凄惶样。会场上响起了嘘声，一开始是很小的一部分，很快不怀好意的嘘声就如潮水般泛滥开来，郑红旗迅速被淹没了，眼睛里蒙上了一层潮湿的水气。眼睛终于从郑红旗眼窝里淌了出来，郑红旗无奈地摇了一下脑袋，转身疾步走向了后台，一下就把身后这个喧哗的世界甩了出去。这个事件对郑红旗打击很大，好长的一段时间，郑红旗都处于郁郁寡欢的状态，整个人像被霜打了的茄子似的，一点新鲜劲都没有了。我们都很不理解，一开始演讲得那么好，为什么看到那位女评委就突然卡了壳?待伤口有些平复了，我问原因，他老半天才说，我看到了小白。我说你们不是没有见过面吗?郑红旗说她给我寄过照片。我说这也太离奇了吧，小白怎么会成为评委呢?郑红旗说，小白跟我说过，不值班的时候她就去一家电台做业余播音员。事后我一直猜想整个事件应该跟季长军有些关系，首先应该明确季长军是偷偷看过小白照片的，那他就认识小白，他又参与了整个活动，季长军是不是故意的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这种猜想也只能是怀疑了。第二学年快要结束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对季长军影响深远的事件。一个女孩跑到学校领导那里硬说季长军是陈世美，还跑到江老师那里去闹，说她跟季长军在初中的时候就订了婚，后来季长军考上师范就开始疏远她，最近季长军突然要提出断交，还把季长军写给她的十几封信拿出来做证据。女孩这一闹弄得季长军很被动，他那个当公社书记的姑父开着小车来了好几趟才把事情摆平。但季长军却从此有些威信扫地的意思了，一上三年级，学校团委就改组了班子，在新班子的名单中没有季长军的名字。三年师范生活到了实习阶段就真的接近尾声了，但我们很多人心思却不在实习上，面临毕业的同学们大都像破茧而出的蚕蛹一样，迎着春潮蠢蠢欲动了，有门子的找门子；有路子的跑路子，有关系的托关系；什么也没有的开始怨天尤人酗酒闹事，整个宿

舍楼每到夜晚都被一种莫名的焦躁、紧张、嘈杂占据着。当时我也在为自己的事情忙活，根本没顾及周围的人怎么样!季长军有一天对我说，这世界真他妈的不公平!咱们累断腿还不知道怎么样，而有的人坐等着天上就会掉馅饼。我听季长军的话里有话，就问谁?季长军说，你没见人家老郑整天恣悠悠的，也不愁也不忧，走到哪里都拿着本书像个神仙一样逍遥吗!老郑就是指郑红旗，我们从二年级开始就明里暗里喊他老郑了。我说，哪儿有馅饼掉老郑头上?季长军一听立刻有些不屑地说，那他还能回徂徕山区?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就那个兔子都不拉屎的老山窝子傻子才愿意回去呢!我有些不服气地说，填报分配志愿表的时候，我就坐在他旁边，我看到他填的就是徂徕。季长军冷笑着说，看来你还真是幼稚，分配志愿表是什么?不就是一张纸吗!他身为班长又是学生会干部，在这关键时候还不得做做姿态?今年学校有两个留校名额，老郑是其中之一，他这么做无非是为自己捞点政治资本。见我沉默不语，季长军又说，咱们这批人中属老郑最聪明，看起来傻了吧唧的，实际上比谁心里都清楚，这叫大事明白小事糊涂。我算是服了。你说这老山套里怎么就飞出来这么一只俊鸟呢!我不得不承认季长军说的有些道理，但在心里我还是不相信郑红旗是那样一种人，我忘不了我们一起值班的那个夜晚；忘不了他说起自己家乡来那种凄楚而充满热望的表情。尽管我知道郑红旗要想留校还是有条件的，三年班长，连年的三好学生，后来又兼任了学生会的学习部部长；最近又成了预备党员，这些资本留校是绰绰有余了。当年我们的实习是分两个阶段来完成的，在师范附属小学实习一个半月之后再去农村小学实习一段时间，学校做这种安排自然是有所考虑的，这意味着我们这批毕业生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要回到农村。这次来下面实习没有安排郑红旗，说他另有任务。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是学校教导处要搞什么统计忙不过来，临时抽调郑红旗去帮忙，季长军心里更不平衡了，阴阳怪气地对我说，怎么样!我说对了吧，人家这是提前进入角色，说你幼稚你还不服气。我们来的地方是满庄镇，经济条件稍微好一些，每个实习点都准备了干净的木床，齐备的锅灶，生活基本保障安排得不错。我们全班四十多位同学被分布在全公社十多个教学点上，但并没有挡住我们互相串联。作为实习老师我们本身的课时很少，不上课的日子我们就在各个实习点上聚会，今天去这家明天去那家，聚在一起就用有限的实习经费大碗喝酒小口吃肉，每次都喝得疯疯癫癫。我们分离在即，虽然不是天南地北，但很多人恐怕一辈子都见不上了，我们珍惜在一起的缘分，但又不知道怎么发泄自己的情绪，来到这陌生的环境，我们只有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来祭奠自己的青春。那段时间我们都感到自己似乎回到了两小无猜的童年，第一次把自己的同学当成了纯洁的儿时玩伴，平时有些芥蒂的同学，甚至接触不多的女同学也都融合在了一起，那感觉真像一个大家庭啊。在乡村的实习刚进行了两个星期，郑红旗就归队了，班主任江老师跟我们说这是郑红旗自己一再要求的结果。季长军对这个解释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一直对我说，这叫作秀，懂吗!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没有想到老郑会这么阴险。郑红旗到达的当天晚上我们合计好要给他接风，在全公社最大的一个教学点上，几乎全班能喝酒的男同学都到了，把教师办公室里所有的办公桌都拼起来还坐不下，又去教室搬来了几张课桌。酒宴开始的时候，郑红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真羡慕你们呀!也许郑红旗当时是真诚的，但处于那个特殊的时期，每个人都觉得分外刺耳，事情明摆着吗，自己留校了却羡慕我们这些将要被发配到农村去的人，这无论如何都让我们不能不气愤。因此一开场他就引起了公愤。以季长军为首的一大帮子男同学装出一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恭敬他的样子，班长班长叫得挺亲热，然后就寻找各种理由向他敬酒，郑红旗一开始还有所推拒，后来就来者不拒了。喝了一阵子郑红旗已经明显不行了，踉跄着站起来说要去上厕所。我悄悄跟了出来，见郑红旗摇摇晃晃地走到操场的位置，回身看了一下，迅速趴到旁边的花池子上，哇哇地呕吐起来，吐完了，就向后仰头，盯着满天的繁星看了一阵子，然后就是一声长长的叹息。我走上前去，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扭头一看是我，随即紧紧地攥住了我的手，我注意到他那棱角分明的脸庞在这初夏的夜色中分外的生动，有两行清晰的泪痕如明亮的光柱从他瘦削的脸颊上显现出来。我感到他的手在微微颤抖，我用另一只手挽住他的臂膀想让他镇定下来，他配合着把手臂圈上来，哽咽地说，小白走了，像一阵风，一下就没有了踪影，连个招呼都没有打毕业分配方案很快就公布了，大多数同学都毫无悬念地分回了农村。我和季长军也不例外，但是我内心还是感到不平，我不平是因为我付出的那些努力没有得到任何回报，我的目标也没有实现，没想到自学考试也这么高不可攀，两年的时间我只通过了四门。相比而言季长军反而平静得多，他之所以平静是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他二姑父的许诺，暂时在教育上过渡一下马上就会被借调到乡党委办公室(我们毕业的时候公社刚刚改为乡)做秘书。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郑红旗没有像我们预想的那样留校而是被分回了徂徕。我也听到了些有关他的传言，有说他在借调期间表现不好学校来了个临阵换将；也有人说被某个关系硬有后台的同学给顶替了；还有人说是他三番五次主动要求回徂徕的。当时的情况是我们拿到报到证之后就开始各奔东西，这种种说法也就没有办法来证实了。一晃二十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们很多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早在一九九三年就考进了广播电台，后来又进了一家文化单位。季长军由乡党委代理秘书干起，一步一步成了我们这个地级市治下城区的副区长。还有几个同班同学也都陆陆续续从农村逃出来进了城。当然仍有一大批同学继续坚守在乡村教育的岗位上，他们是可敬的，我们这些逃兵应该向他们致以最高敬意，因为我们深深知道，他们的坚守要有多大的勇气与毅力。季长军在我们中间职务最高权力最大，自然也就成了我们的头人，凡有聚会都是他来召集安排。今年九月的一天我接到了季长军的电话，他在电话里神神秘秘地说，你猜谁正坐在我旁边?我说，领导整天拥香偎玉，身边美女如云，谁坐在你的身边我怎么会猜得到!季长军说，不跟你卖关子了，是我们班长，我们班长来了。季长军指定的酒店是全市最豪华的海鲜酒楼，我匆匆忙忙赶到的时候，其他的几位同学已经来了，正围着郑红旗说话。二十年了，郑红旗的变化很大，本来干枯的头发更干枯了，还少了许多，青色的头皮清晰可见，脸上黑黑的皮肤仍然紧绷绷的，但已经爬满了很多细密的皱纹，两只眼睛泛出的光泽昏暗而无力，不再让人感觉明亮，就像电压不足的电灯泡。虽然已经立了秋，天气依然

很热，他却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西装质量一般，应该是那种很廉价的地摊货，袖口还带着长条的黑色商标，里面是白衬衣，领口打着一条暗红色的领带，衬衣里面还套了一件高领的秋农，秋衣的领子伸出来就像黑陶花瓶的边沿。唯一让人感到新鲜的是他居然还说普通话。我们这部分人大都已脱离了教育系统，在生活中已经没人说普通话了，所以郑红旗乍来到我们中间显得就更另类一些。季长军向我们介绍，我们班长现在是徂徕镇中心小学分管业务的校长，刚刚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这次进城就是专门来受表彰的。季长军说，今天我坐在市委礼堂里，一听主持会议的说，有一位教师在贫瘠的大山里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点亮了希望，用二十年的默默耕耘为山区的孩子撑起了一片蓝蓝的天。我就有了某种预感，果然过了一会，我们班长披着大红花出来了。那一刻，我激动得都要跳起来了。季长军说得很有激情，看我们没有反应就又说，我们班长取得这么大的荣誉，为我们八五级二班争了光，是我们每个同学的骄傲，我们应该向他表示祝贺!说着带头鼓起了掌，我们似乎这才反应过来，也挥动了自己的巴掌开始鼓掌，阔大的包房里渐次响起了噼里啪啦的掌声。面对我们的掌声，郑红旗有些不自然起来，站起来又坐下，手足无措的样子，脸上带着歉意的挤出来的笑意。酒宴快要开始的时候，郑红旗从口袋里摸出了两包硬壳的云烟不声不响地放在了红木餐桌上，季长军以为他要抽烟，就从自己面前的软中华烟盒中抽出一支递给他，郑红旗慌忙摆手说自己不抽烟，季长军问不抽烟怎么买烟?郑红旗的脸再次涨红了，显出很窘迫的表情，季长军有些明白了，身子倾斜过去，伸出肥厚的手掌拍了拍郑红旗的肩膀说，咱们是同学，不要客气。白胖的季长军和黑瘦的郑红旗靠在了一起，给我的视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我忽然想到了多年前看到的一张新闻图片，是用来讽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非洲以援助之名来行掠夺之实的题为《握手》的图片。片中突出的是两只手，一只白嫩的大手紧紧地把一只干枯的黑手攥在了掌心里。我不明白自己此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想，我更不明白时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怎么会把当初境遇相仿的两个人雕琢得如此不同。按照惯例我们每次聚会季长军总要发表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这次讲话就更出彩了。他首先回顾了二十年前我们同窗时代的难忘岁月，进一步渲染了我们同学之情的纯洁性，然后又说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种感情是多么的难得!多么的可贵!所以我们要珍惜，要爱护!有人说一辈同学三辈亲，我们要做到一辈同学辈辈亲，把这种纯洁的友谊世世代代发展下去，让我们的后代永远铭记。季长军的讲话情真意切声情并茂很有感染力，立刻引来了热烈的掌声，连我这心灵有些麻木的人都被感动了。我注意到在季长军讲话的间隙，郑红旗悄悄转身抹了一次眼泪。季长军讲完，不由分说地伸出手，邀请我们班长郑红旗也发表一下相聚感言，郑红旗缓缓地站起来，显得有些激动，洁白的桌布被他紧紧抓在手上，上面的高脚杯眼看就要摔倒，是站在后面的服务员及时把杯子拿开了。我看着郑红旗，心中忽然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仿佛二十年前的时光又倒流回来了。郑红旗眼含泪光嘴唇哆嗦了几下，说感谢季区长以及诸位同学为我准备的这个晚宴，我今天很激动，像做梦一样……在这之前，我曾经想过郑红旗要说点什么，但万万没有想到他张口会叫“季区长”，我感到自己心里一阵绞痛。我们的聚会也有称季长军为季区长的时候，但那是一种特殊需要的特殊流露，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区长身份显然是要盖过同学身份的，比如谁的孩子想上学省下几千元的择校费了，谁的亲戚想把户口落在城区了…·-我现在才想到，刚才郑红旗很少主动跟季长军说话，大概是一直在考虑该怎样称呼季长军吧。再看季长军，跟刚才一样还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从那张多肉的脸上看不出有任何的表情变化，我无法知道他听到那声季区长之后内心是否会有些波澜。这天晚上郑红旗喝多了，谁敬他都喝，而且每次都喝得光光的，后来季长军就开始阻止敬酒的同学了，我们当然唯季长军的马首是瞻，就劝他少喝点，但是他不听我们的劝告，还要回敬我们，而且是分别回敬，每次碰杯都说一句俗得不能再俗的话，感情深一口闷。说完就把自己杯子里的酒喝个底朝天。然后就攥住我们的手说自己太高兴了，二十年来这是他最为高兴的一天。中间他跑出去好几次，还跌倒了两次。最后我们看到他实在不能再喝了，就把目光齐齐地转向了季长军，季长军皱了一下眉头，掏出电话喊来了自己的司机，我们哄郑红旗上车，要把他送到他住的宾馆，他却不走，张牙舞爪地要找季长军再干一杯，我们只好连拉带扯地把他架到了车上。送走了郑红旗我们也没有心情喝了，简单要了一点面食就准备回家，来到一楼吧台的时候，季长军过去签字，吧台的服务员把账单递过来，说，季区长，您今天请的客人可真有意思，还没有吃完就跑下来结账，一听说两千八又说不结了，过了一会又下来说他只带了这么多现金，我告诉他季区长都已经安排好了让他不用管了，他却执意要留下，这钱您看……季长军正签着字连头也没有抬，说你给我吧。服务员把几张百元的票子和几张零票交到季长军的手上，季长军捏着这些钱，转身搡给我说，这个你给他。然后摇了摇头，长叹了一声，我们这个班长啊第二天上午，我醒得有些迟了，打开手机随后信息就过来了，其中一个电话号码竟然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呼了我十多次。这个号码比较陌生，我担心有什么急事就回拨了过去，出乎意料这个电话竟然是郑红旗的，郑红旗在电话里问我怎么联系季长军，我把季长军手机号跟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他说这些号码他都有，但不通，我问他有什么急事吗?他说，自己昨天晚上可能把一大串钥匙忘在季长军的车上了。看郑红旗那焦急的样子，知道这串钥匙对他应该是很重要的，我答应等会帮他联系一下看看。挂了郑红旗的电话，我试着拨了一下季长军的手机，没想到竟然通了，我问他为何没接郑红旗的电话?季长军说没有。我觉得有些奇怪，以郑红旗的认真劲儿是不会把电话拨错的，尤其是给季长军打，季长军问，他又找我干吗?我说他的一串钥匙昨天晚上可能落在你车上了。季长军说你等会，我问问再回告。不一会儿，季长军把电话打过来了，说钥匙确实落在车上了，你过来拿吧。对季长军这样的安排我有些不理解，就说你让郑红旗过去多好!还要我再跑一趟。季长军坚持说还是你过来拿吧，我说我有些头疼不愿意出门，季长军说我让司机给你送过去。我说你为什么不让司机直接给郑红旗送过去。季长军不耐烦地说，你怎么这么多事!我心里有些不快，心说我又不是你的那些手下，攥着手机没有回应，季长军口气和缓了下来，说我们这个班长啊!怎么说呢!这次见他总感觉他好像一直生活在真空里，这么多年了也没有长进，还撇着那普通话，听着就让

人不舒服。既然这样我就跑一趟吧，我赶紧洗刷然后下楼，这时季长军的司机也到了，拿上钥匙骑上自行车径直来到郑红旗居住的宾馆。我把钥匙跟昨天晚上他留在吧台上的钱同时交给他。郑红旗看到这些东西神情讪讪的，可能是昨天晚上的酒精还在起作用，他脸上的皮肤显现着一种暗淡的铁锈色，眼睛更是失去了光彩，只有间或一轮，把浑浊眼球上布满的血丝暴露出来，才让人产生一种活泛的感觉。半晌他垂下头，问长军忙吗?我说忙，当领导的能不忙吗!看到他这委顿的表情，我心里有些不忍了，想宽慰他一下，就说长军正在开会，我是通过他秘书找到他的，要不他会亲自把钥匙给你送来的。郑红旗听了，神情放松了些，喃喃地说，怪不得电话没人接呢!郑红旗告诉我下午他就要回徂徕了，并嘱咐我代他向同学们告别，并再次感谢同学们昨天晚上的盛情。最后他说，可是我辜负了同学们的情谊，喝了那么多酒，一定出丑了，让同学们不要见怪。他终于提到昨天晚上了，我知道此时我如果还刻意回避对他就是一种更深的伤害，就说昨天你是太高兴了。随即又安慰了他一番，让他放心，我一定会把他的意思传达给每一位同学的。该说的说完了，我就准备告辞了，对于我们的这次分手，我无所谓悲伤也无所谓欣喜。经过二十年的人生洗礼，我原本柔软的心胸像个愈后的肺结核病人一样早已板结钙化了。郑红旗——我曾经的同学，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过客，抑或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温暖驿站，它们的作用就是让我自己的人生更加的丰盈与充沛。我走到门口，郑红旗突然从后面喊住了我，我折身回来，郑红旗手上多了一本书，嗫嚅地说，我想……还是把这个交给你吧，这是我今天上午出去给长军买的。我抬眼看了一下，白色的封皮上印着红色的书名《党员干部廉洁自律读本》，我要把这样的书转交给季长军他会怎么想?郑红旗看出了我的为难，急忙掩饰说，我随便买的，昨天晚上那顿饭花了长军这么多钱，我有些于心不忍，就想给他买点什么，你如果觉得没有必要就算了。看着郑红旗那不自然的神态，我忽然感到有些难受。我知道郑红旗是真诚的，他说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认定季长军需要，但他还是徘徊了很久，他也有顾虑，担心引起季长军的反感，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买了，但是一掏口袋一分钱也没有了，所以他把书拿起来又放下，后来他还是决定要买，就跑回宾馆从一块来开会的同事那里借来钱把书买了。这些场景让我不忍拒绝，我把书接了过来。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要不要把书转交给季长军，怎么交给他。我知道自己如果直接把书交给季长军，季长军不但连看都不会看，甚至还会遭到一番奚落，更何况在季长军办公室的书架上，这样的图书绝对不会少于几十种的。转过路口是家邮局，看到这家邮局我突然有了主意，我何不把这书以郑红旗的名义寄过去呢!我本来以为这次跟郑红旗分手之后，我们会像以前一样回到各自的轨道上，至于哪一年再相遇就要看上帝赐予我们的缘分了，没想到过了不到一个月，郑红旗再次到城里来了。这天是星期天，老婆陪孩子去练琴了，我正巧一个人在家，门口的保安通过小区的内线说有人找，我问谁?保安说，他说是你的同学，叫郑红旗。我一听赶紧往楼下跑，我住的小区地址是上次吃饭的时候随便告诉郑红旗的，当时连个楼号都没有说，我没想到郑红旗会来找我，这么多年来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外地来的同学找季长军，然后季长军再来召集我们聚会，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主动接待同学的意识。郑红旗手上提着两个大纸箱子，在客厅里坐定我才看清：一个纸箱子上印着徂徕山核桃，另一个印着老山套土鸡蛋，两个箱子都有一样的广告词：天然氧吧徂徕山，绿色食品无污染。我一边给郑红旗倒茶，一边问，见过长军了?郑红旗迟疑地说，没有，我来了之后才给他打的电话。他说出发去深圳谈项目了，得要一个星期才回来。我明显感到季长军这是不愿见郑红旗，昨天晚上我还在电视新闻中看见了季长军，他正身先士卒地指挥着一大帮子穿制服的人搞拆迁，还对着电视镜头咬牙切齿地说，对那些无理取闹违法乱纪的钉子户就要实行强制措施，不能让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他用的是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季长军的普通话本来基础就差，再加上平时又不用，所以在电视上看到他那怪腔怪调的样子，当时我的牙就倒了。看得出来郑红旗就是来找季长军的，只不过没有找到，想到我这里来碰碰运气。这天中午郑红旗酒喝得非常节制，再加上没有几个同学(我的号召力显然比季长军差多了)，这个饭就吃得有些冷清。吃完了饭，我们虚情假意留郑红旗，有同学说晚上算他的，还有的同学要明天请，但都被郑红旗拒绝了，说明天他还有课。我送他到长途汽车站，临上车的时候，郑红旗握了握我的手，我感到他似乎有话要说，却终于没有说出来。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书房里看书，突然接到了郑红旗的电话。他在那边小心地问我季长军回来了吗?我说不知道。话筒里传来郑红旗那长长的叹气声，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吗?郑红旗在那边吭哧了老半天，才说是有个事情想跟你说一下。我说什么事情?他吞吞吐吐地说，你能不能跟长军说一声……让他帮着给协调点资金，我在电视里看到长军好像跟邵逸夫教育基金会有些联系，这个基金会已经援助他们区建了好几所小学了，都是长军去剪的彩。我想让长军也帮帮我们徂徕山区的孩子，我们这里的孩子太需要帮助了!连年的危房改造也就是涂脂抹粉，根本解决不了大问题，上个月还倒塌了一间教室，要不是学生们跑得快，就会出大问题一开始郑红旗说得有些艰难，他那原本流畅的普通话，似乎成了一条失去了源头的河流，一截一截地断开了，有的地方甚至裸露出了千疮百孔的河床。后来一说到他们那里的孩子才放开了。放下郑红旗的电话，我的心思再也集中不到书本上去了，眼前老是晃动着郑红旗那张铁锈色的脸，最后我干脆放下了书，起身来到窗前，拉开了紧闭着的窗帘。窗外是黑黝黝的星空和星星点点的楼群，不知谁家的孩子还在练习二胡，断断续续，疲疲沓沓的，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最后的喘息声，间或还伴有大人的呵斥声。终于有一个曲子持续地响了起来，但也极不着调，让人奇怪的是这或高或低的噪音在静静的夜晚氤氲开来，竟然有了一股凌厉的气势，在它的攻击下，夜色变得疏离而迷幻，仿佛是一个个不安分的精灵在上下左右地跳跃，我被缠绕在其中，骤然的紧张感一阵阵袭来，整个身心都随着这莫名的情绪在颠簸抖动。原载《清明》2009年第4期原刊责编倪和平本刊责编吴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