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浩

作者简介李浩，男，1971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河北省作家协会。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某年秋天，我在云城县邮政局谋得了一份差事，成为了一名邮差。对于这项工作我谈不上喜欢，但至少，它将我从每月的无所事事中打捞上来，所以工作起来还算尽心。而且工作也不算忙，沧州过来的邮车往往在中午或下午一点的时候才到。在等邮车的时间里我可以和其他的绿同事们天南海北鸡毛蒜皮，也可随手翻翻尚未分发下去的报纸刊物，重温一下自己的诗人梦。当然这属于个人的秘密，我有意掩盖着它，像伤疤一样羞于示人，从不让它众人面前悄悄发芽——好了，打住。事情就是这样，前年秋天的时候，我在邮政局谋得一份邮差的差事，负责县城东片和居留、安成两个乡镇的书信往来。顺便说一句，安成是我的老家，我在那里出生并曾当过八年的“小社员”。关于我的日常，我的工作，包括我这个人，都没什么好说的，我知道它对你构不成吸引，所有的日常都那么大同小异，缺乏新鲜感。所以简短介绍之后及时打住，后面谈的，可能会有趣一些，你只需要再拿出一点点的耐心，一点点，就已足够。我发现，每个周一、周五，一个老人都会在下午一点左右准时到来，他冲着每个人笑，尽量让自己不太显现，在我们忙碌的时候并不多余——看来大家都已习惯了他的存在，有时还丢给他一支烟，在搬动报纸或邮包的时候叫他搭一把手——他的左手缺少两根手指，缺得相当整齐，应当是被什么锋利的刀具或机械切掉的。我问过他，他说是工伤，工伤，然后一脸窘态，马上岔开话题……”其他人也不知道这个老人的经历，只是猜测他大概在外地当过工人，受伤之后回到了云城，也许无儿无女。他叫杜清明，这个名字就连我们局长都知道，每次我们分完报纸和信，将它们装进各自的邮袋，这个杜清明就过来一一询问：“有杜清明的信么?你查一查，有没有杜清明的信?”没有。当然是没有。一直没有。有一次，我认真地问他，他等的是一封什么样的信，是什么人的，其实完全用不着这样等下去，现在通讯如此发达，打个电话问一问就解决了。记得当时我还自告奋勇了一下，“如果你怕说不清楚，你把电话告诉我，我给你打。”老人的脸上又带出了窘态。“没什么，没什么。我不急。”他被我的热心弄得……那天没等我们分完报纸他就走了，周五没来。他没来，我的绿同事们反复提到他，猜测他等的是一封怎样的信，猜测他为什么不来……那个周五，我如坐针毡。好在，等下个周一他又来了，在邮车停下时他跟着我们匆匆跑过去将车上的邮件袋一一卸下来，很用了些力气——从那之后，我再也没追问他要等的是一封什么样的信件，我压制了自己的好奇。除了刮风下雨，每个周一、周五他都准时到来，我们一遍遍回答：没有。没来。在我充当邮差的时间里，有人给自己寄了一个邮包，里面是一身淡紫的裙装和一本《地球是平的》的书。知道她将邮包寄给自己纯属偶然，我说过，在等待邮车来的上午我基本无所事事，用和同事们吹牛，翻阅杂志来打发等待的时光——那一天，负责收寄邮件的同事接了个电话，于是她叫我先顶替她一下，在我上班后经常被这样呼来唤去地顶替，都已习惯了。她是在我顶替的时候来的，按照要求填写了邮寄单据，称重，交费，随后离去——邮寄收件人是云城东片的某科局，而寄件人一栏填的是：内详。记得她离开时我还和她开一句什么玩笑，针对于这个“内详”，她似乎没有应答——这事就算放下了。那天我去送邮包，按平时，将它放在收发室由负责收发的人签个字就行了，我再骑车去下一家单位。可那天，我到收发室门口的时候发现前面有许多的人在围观，还停着两辆警车……习惯性的好奇心让我忍不住和负责收发的那个老头儿打听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很健谈，很会渲染，一个偶发的车祸让他说得风生水起，紧张乃至悬疑。他一边跟我谈，一边拨通了电话，叫收件人来取邮包。于是，我再次见到了那个女人，她的高额骨让我一眼记起了她来，虽然当时我没有表示自己的惊讶。后来，我时常想起这个女人，想起她给自己寄的邮包，无论如何，这都算是一件奇怪的事儿，虽然王菲的一首歌中唱道“写一封情书寄给自己”，但那是歌曲不是生活，何况，在云城县这样一个偏僻之地。她的做法让我浮想。包括那本书《地球是平的》。后来我忍不住自己也购买了这本书，但我没能找到任何能解开谜团的密码。是的，我没想去接近她或者通过什么渠道打探她的生活，这个发现只是我个人的发现，它也进入到秘密之中。我想她肯定有自己的理由，我的打探也许会破坏掉许多的东西，不该问的不问，不仅仅是一个邮差所应当的职业要求。还有一次送信，我被人家用木棍和酒瓶追了出来：他喝醉了。我的敲门声在他看来是一种挑衅。我送过一封信，把一个染着栗黄色头发的小女孩送成泪人儿，傍晚时候我骑车再经过那条街道，那个女孩坐在路的中间哭得已不成形，她拿着手机，一遍遍冲着它声嘶力竭地大喊，停下的车辆和围观的人们也一并感觉了心被撕裂的疼痛。她不顾劝阻，“你们滚开!你们让我死吧!”我的自行车一停没停。在我充当邮差的那段时间里，最喜欢送的，是大学生的录取通知书，凡是这样的信，我都坚持亲手送到本人的手里，我喜欢看他们接过书信时的表情，那一刻，我有时会产生自己不是信使而是天使的错觉。当然这里也有例外。这种例外让人心情沉重，算了，不提它了。我是个信使是个小小的邮差而不是天使，就是这个邮差的活儿，也是我父母找了关系才得到的，让他们费尽了心思。作为一名邮差，邮递员，我在云城县邮政局平平静静地干满了一年，虽然对这项工作谈不上喜欢，但还算尽心，办公室主任还曾对我说过，我如果不是临时工的身份，很可能会评上当年的先进工作者，他的语调里充满了鼓励和无奈。在他这样说过之后，我发现，几个天天和我天南海北、鸡毛蒜皮的绿同事悄悄对我有了疏远，有时还话中有话、指桑骂槐……我用多种方法对我们的关系进行弥补，甚至有意在工作的时候显得懈怠，说几句风凉话，然而效果并不明显，我承认，真正的懈怠已经来了，它在我的身体里突然就越积越厚——就在这时，接连发生了几件奇怪的事儿。下午，我将县城东片的报纸和信一一送完，然后骑车去居留和安成，它们距离县城都不算远，居留三公里，安成四公里。在路上，我遇见一个穿白衣的、瘦高的男子，他在我经过他身侧的时候看了我两眼，抬起了右手——我的自行车很快便从他身边疾驰而过，然而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有种莫名的恐惧，一股寒意从骨头的里边散了出来，骑出一百多米，我停下车子，回头，那个白衣人已走得很远了。阳光灿烂得有些发烫，路面上闪着细细的白光……所有一切都显得平常而日常，没有任何的可疑。我送完居留的报纸和信，然后赶到安成，在递出报纸的时候，忽然从中间掉出一个暗黄色的信封，它鹅毛般飘曳着落在地

上。信很薄，里面应当只是一张纸片。在捡起它来的瞬间，某个念头在我大脑里飞快地闪了一下，在我分拣信件的时候，在邮局里，似乎并没有见到这封信。这封信是什么时候的呢?从邮戳上看，它是两天前从安徽合肥寄出的，另一邮戳则提示，它到达我的手上就是在今天——当时我并未多想，对邮差来说，某一封信的存在他毫无印象也是正常，许多带有群发性质的各类广告信函有时就像洪水，这算不得什么，何况我当时对自己的工作已经有所懈怠。那个下午天色还早，我就按照信上的地址和姓名敲开了一家房门。许多人都在，开门的是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他的眼圈发红，像是缺少许多根骨头，所以他不得不倚在门框上做些支撑，他伸出的手也在微微颤抖。接过信去的时候，他背后的电话铃突然响亮而尖锐地响了起来。一个中年男子一边接着电话一边痛哭起来。那天晚上我心情沉重，仿佛叶面积攒了乌云，仿佛里面压上了大小不等的几块石头。我给自己的两个哥们儿打过电话，几个人在一起喝了十几罐啤酒，然后一起去K歌，那天晚上我唱得天昏地暗声嘶力竭，然而我的心情依然莫名其妙地沉重。在歌厅，我很想和我的哥们儿聊一聊那天的发生，可又不知从何说起。说什么呢?我自己除了心情沉重之外理不出任何的头绪。三天之后，我在分拣信件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那样的信封，暗黄色。比一般的信封似乎略小。不知为何，我突然有种预感，它来自于何处一样也难以说清楚，但那种预感带着一股寒意在我心口重重捶击了一下。它发自本地，收信人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虽然我们多年已未曾联系。他叫呼建，一个诗人。一个落魄的诗人。他还可以算是一个失败的商人。在烟雾、混浊的霉味儿和暗淡的光线之间将他从中分辨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他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样子，甚至可以算作“面目全非”。他倒是很轻易地认出了我来，招呼我坐，坐，给我搬来一把满是灰尘和布满焦痕的椅子，我知道，焦痕是烟蒂留下的，他有将没有燃尽的烟蒂丢在桌子或椅子上的不良习惯。我说不坐了还有事儿，他的脸上立刻显现出不快：你小子现在阔了，不是当年跟在我屁股后面的时候啦，走吧走吧。我只好坐了下来。随后的时间完全是种煎熬，我们艰难地寻找着话题，有些小心翼翼……我知道，在最近几年，他从不和人谈诗，从不谈自己的过去，仿佛其中埋藏了易爆的火药，埋藏了刺伤他的刀子和令人羞愧的东西。我对他说，他的脸色很不好看，(他摸了一下自己的脸，是吗?)也许应该出去走走，散一散心。他用鼻孔哼了一声，侧过身子，“我完全是自作自受。弄得众叛亲离。现在没人嫉妒我了，现在，现在，真让人高兴是不是?”沉默了一会儿我起身告辞，说实话，看着呼建的样子我有些心酸，但这种心酸不能在敏感的呼建面前表现出来，多年以来，众多的挫折给他的身上插满了刺，使他变成了一只有些歇斯底里的刺猬。我说我要送信去了，这是我现在的工作，再见。“再见?”呼建莫名其妙地笑了一下，他站起来穿着蓝色短裤的身子，冲我摆了摆手：“我推荐你看一部片子，《莫迪利亚尼》，一个画家。一定要看。”那封让我忐忑的信在他手上。几乎是逃离。尽管我的自行车骑得很快，但有一根线一直在我前后牵扯着，这根线连在我的骨头里，虽然没有疼痛，虽然那种牵扯时断时续，可它总是让人很不舒服。第二天上午我一到邮政局，就有绿同事神秘而兴奋地告诉我：“你知道么?咱县的那个诗人，呼建，昨天晚上自杀了!”我愣了一下，随后点点头，我知道。似乎是真的知道。呼建的葬礼在一周后举行，来自沧州、盐山和山东的一些诗友也参加了他的葬礼，在死亡中，他凸显了自己的诗人身份，也许这并不是他的所愿。我和云城另一个写诗的朋友负责招待他们。呼建当过农民、乡广播站的记者、云城某局的办事员、某服装厂的业务员、某公司经理，可我们似乎更愿意记起他当年的诗人身份。葬礼的那天两位来自山东的朋友提议要在呼建的坟前开一个小型的诗歌朗诵会，他们专门写来了长长的悼诗，这个提议最终遭到了呼建父亲的拒绝，他没说拒绝的理由，只是斩钉截铁：不行，绝对不行。送走呼建，大家长出口气，卸掉用在葬礼上的表情，来到一家酒馆。在酒桌上，两位山东客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们声情并茂地进行了朗诵，赢得了三五杯酒和一片掌声，不过，在他们的诗中，有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呼建。之后的酒宴一片混乱，出于极为简单的原因我喝醉了，拉住一位来自沧州的诗友滔滔不绝。我跟他说呼建，说我曾给呼建写过一首诗，不过呼建并没有看过，题目叫《那个人》，其中句子我还记得，那时我就谈到了死亡。我跟他说，不管你信不信，呼建的死和我有些关系，和我送出的一封信有关系，我给他送去的时候就有一种预感，当天晚上他就自杀了。我对他说，我绝不是瞎说，几天前我也送出过一封类似的信，通过派出所的一个朋友查过了，收信人现在已成为死者，他在安徽的路上出了车祸。说着，我的泪水流出来了，因为酒精的缘故后面的发生已记不清楚，和我一起负责招待工作的朋友说我那天又哭又闹，说了不少胡话，好在大家都喝多了，没有人当一回事。我问他我到底说了些怎样的胡话，他仔细想了想，“记不清了。反正当时觉得特别可笑。”呼建的葬礼之后我请了三天病假，然后又请了两天，理由半真半假。我的口腔出现了大面积的溃疡并在我上班时它还未痊愈，正好充当生病的证明，虽然这不足以成为五天病假的理由。应当说我并不是一个胆量很小的人，但那两封神秘的甚至是过于巧合的信还是让我心神不宁，我感觉身体里的一部分，一种游丝一样的气，或者说是魂魄，被这两封信给扯到了空中，使我有些恍惚，莫名地紧张。如果不是母亲无穷无尽的唠叨，这个病假我还会继续请下去，她一边指责我好吃懒做缺乏上进心根本不理解当父母的心情当父母的艰难，她为我现在这个工作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一边劝导我生活应当有人照顾总这样下去可不行，你韩姨给介绍了一个条件不错的应当去见一下别总让父亲母亲不省心…“我原本想和她聊聊那两封奇怪的信，但最终我充当了一块木头，一个哑巴。在一沓捆好的信件之间，我又发现了一封那样的信l我几乎是跳了起来，啊，啊，我指着那封信，嘴巴里仿佛堵着一大团棉布。“怎么啦!怎么啦?”有两个绿同事问我，他们看我的样子有些好笑。我说这封信，这封信有问题。一个同事将信拿了起来，冲着上面的光线照了照，“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啊。”他将信放下，冲着我露出他的牙齿：“哥们儿，你要不要再请几天病假?”周围一片哄笑，包括那个在邮政局里等他信件的有断指的老头儿，也跟着笑了起来。我找到主任，和他说了前两封送达后的发生，对他说，这样的信带有某种不祥，带有死亡的气息和密码，我们应当将它们扣下来。主任看了我两眼，然后拿起那封信仔细地看了看：“它没什么特别。它大概是某类广告信吧。”随后主任岔开了话题，他谈到了呼建的死，说本来也准备去参加葬礼的，但出门在外未能赶回来。主任说，当年他也写过诗，和呼

建很熟，八十年代经常在一起，“后来他生意也做得挺红火。没想到一下子就垮了，成了那个样子。”在他感慨的间歇我再次提到了信。主任显出了一丝的不耐烦：“我们的职责是把信送到，你要想如何及时准确地将信送到收信人手上，至于它会造成什么后果，是什么内容，都不是你要考虑的事。私扣信件违法，这事我当然不能答应。而且我相信，这两个人的死亡和你送出的信毫无关系，你要是有这本事，这工作也不用做了。”随后，他对我最近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已经有几个人跟我告过你的状了。你不能再懈怠下去，那样谁也保不住你。临时工我们随时可以找到。”信，最终还是送达了收信人的手上。随后几天，都没有送往那个小区的信件，而报纸放在收发室就可以了，我在经过那个小区的时候总是行色匆匆，故意不去打听，不去看见。可我还是在小区的门口遇到了送丧的队伍，他们的出现打碎了我的故意，使我的心沉向了谷底。我飞快地超越了送丧的队伍，是的，飞快，当我完成了七份报纸和三个邮包的投递之后还有些气喘吁吁、心跳过速。将云城东片的信函全部投递完后，我又骑车赶回了那个小区。收发室的人告诉我说，有人去世的那家姓周，在一个显要的科局任副职，可有钱了。死去的人是他的母亲，好像是肺癌。“怪不得场面那么大呢。”我装作对送丧的场面有巨大的兴趣才来打探的，“那个老太太是不是姓刘?”“那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姓刘。我找个人问一下。”收发室的热心人叫住一个有些肥胖的中年女人，“她们是邻居，关系很好，应当知道。”那个中年女人果然知道。老太太当年可是县里的风云人物，三起三落，受过中央领导的接见，当过沧州行署副专员，后来下放到一个工厂里，还劳改过一年，最后在云城县妇联退休。“她叫什么名字?”“她叫叫……叫什么来着?看我这记性，我们还在一起工作过半年……”我说出了一个名字。“对对对!是她!”烈日高悬，我的身上却仿佛浇上了一盆带着冰凌的冷水。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向右，向左，枕头的里面似乎藏着一只老鼠或者刺猬，它们不停地来回爬行。我将枕头丢在一边，然后，又将它重新放回到自己的头下。里面的老鼠似乎有了繁殖，当然更可能是刺猬，因为枕头的里面有了更多的刺。电灯直直地亮着，灯管里电流在吱吱吱吱啪啪啪啪地响着，它们不肯宁静，同时又显得宁静得可怕。我尽量不去想那些信，不去想死亡，不去想它们之间的相关以及对我的纠缠，我要用更多的“别的”来填充我的大脑，让“别的”把我大脑里的所有空隙都一一塞满。我拿过一本《唐诗三百首》。但唐诗里面的空隙太多了，有关信件和死亡的念头还是一点一点挤进来，于是我将它放下，随手抽出了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他的书里布满了太多的死亡……我索性下床，穿着一条蓝花短裤来到客厅，打开DVD，挑了盘周星驰的片子放进去——片子看完已是深夜。另一间卧室里母亲的鼾声像是沉闷的雷，可我却毫无睡意。在沙发上，我随手拿起一张过期的《云城日报》，从第一版看下去。报纸五版，呼建的自杀占有了一个角落，和他的死放在同一版的还有天天证券问答、房产广告和一则某地副市长骑自行车上班的新闻。消息中，呼建自杀前换上一身最好的衣服，但从七楼上跳下的他使“身上的衣服已看不出原来的样子，多处裂开，沾满了血污”。消息中，呼建当年的诗句又被重新提起，“本质上说，呼建是一个为诗而生的诗人，尽管他曾经过商取得了相当的业绩，但诗歌一直是他生命中难以舍弃的基石。他是云城的海子。他的死，标志着一个诗歌时代的过去。”离开报纸，我重新回到床上辗转，困意如同一些石灰灌进我的大脑里，它变得发沉发木却始终无法让我入睡，电灯悬在头上吱吱吱吱啪啪啪啪地响着，总能把我踏进梦中的一只脚突然地拉回来，它这样亮了整整一夜。在失眠和困倦的拉锯中，直到凌晨困倦才开始小有战胜。我做了一个灰白的梦，我梦见了呼建，是他的一个旧样子，穿着风衣，竖起的衣领遮住了他大半张脸，使他的面容更加模糊。他叼着支烟，在梦中，它一明一灭，闪着红色的光——那是梦里唯一有颜色的部分。他不说话，就在我的对面站着，似乎依然有很多的不快，心事重重。我问他，你不是死了吗，他仍旧没说话，把头偏向了别处。远处，似乎有雪花飘着，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在他的风衣上。我再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放不下的?是你离异的老婆还是在车祸中丧生的女儿?突然，我想到我送出的那封信，一阵泛滥的恐惧很快充满了我留在梦中的身体，四周的光线也随之暗了下去——那封信，那封信……在梦中，面容模糊的呼建转过头来，他将烟蒂吐在地上，然后抖落肩头的雪，那些凝在一起的大片雪花忽然变成了一封封带有死亡印迹的信，那么多，风吹起它们……带有死亡印迹的信，那种特殊的信似乎成为了历史。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里，我再没收发那样的信，心情也逐渐恢复了平静，当然，这份平静和之前的平静多少有些不同。一个人的时候，我偶尔还是会想到死亡，想到那几封奇怪可怕的信，想到死者呼建——当这些“想到”在我大脑里出现的时候我便尽自己的最大力气想一些别的，努力将它们挤出去，让它不能发芽，甚至我想使用铁锨、锤子与灭草剂，将它们连根挖起砸成碎泥。我发现，驱逐那些“想到”的办法有打麻将、在酒桌上把自己灌醉、看所谓的黄色录像以及不停地跑步，在不同的时间使用不同的方法。我和主任谈起了我所送出的第三封信，他虽然依然认定这仍是偶然但又吩咐我，如果再有类似的信件要先告诉他，他说他在邮政局都干了近二十年了还从未有这样的听闻。然而信件却不再来了。我也以为都已过去，没有必要再把信件的事放在心上，无论它是巧合还是其他的什么。这一天，我来到邮政营业厅，和一个关系较好的绿同事在那里聊天，把胳膊架在椅子的背上——在偏僻的云城，书信和包裹的业务量很小，大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无所事事上，那天也是如此——我突然看见，那个人走了进来。我一眼便认出了他，认出了他身上所带有的那股寒气，以及一股混合了纸灰、泥土和香燃烧之后的气味。他向我的那位同事购买了邮票，然后将它贴在一个我已见过三次的那种信封上，投入了邮筒。我看清了他的脸。他的脸有些夸张的长，五官倒还匀称，但其中隐隐有种让人说不出的……不是煞气，要比煞气轻，也不是不祥和死气，也不是恐怖，在程度上它比这些都弱一点，弱那么一点儿……等他走后我悄悄和绿同事说了我的感觉，他却一脸茫然：“那个人，很正常啊，像是个村上人，掉在人堆里你肯定找不出他来。”不，不，我能认出他来，即使是在半年前我只在路上匆匆地见过他一面。我向那位绿同事讲述了我的遭遇和猜测，他一边将邮筒打开一边发表他的怀疑：“不会吧?不会都是你编出来的吧?”邮筒里只有两封薄薄的信。一封寄往沧州的一所学校，从字体上看寄信的人应当是一名学生，另一封寄往山东的一家电器

公司，它们使用的都是我们邮局出售的标准信封，没有我明明见到那人投寄的那封信。“这封信应当是他的，”绿同事指着寄往电器公司的信，“他也许是哪家商场的人，与电器公司有业务往来。没什么不正常啊。”没有那样的信，我和同事认真看过了，内内外外前前后后，那封明明投入邮筒的信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可它还在，一直到吃过晚饭，它依然被我挂念着。为了将这封不知所终的信甩在脑后，晚饭之后，我堵上耳朵，一意孤行地绕过母亲没完没了的唠叨，去了一家网吧。在游戏中我似乎是永远的菜鸟，它凸显了我的笨拙，无论是cs还是魔兽争霸，我都是屡战屡败，即使有个不错的开场我也会输得一塌糊涂，死无葬身之地。一个间隙，我抬头，晃动一下自己的颈椎，前面两排的电脑桌前突然一阵喧闹，有什么重物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等我走上前时已经围了许多的人，一个男孩捂着头从地上坐起来，从他的手指缝隙间渗出了血，如同爬行的蚯蚓。他摔得并不很重，但在他的眼里却摔出了血丝和一缕凶光。“你过来!”他指着一个高他半头的男孩，那个高些的男孩脸上带着轻蔑，他的两只手抱在胸前——他的右手上，竟然拿着一封信，一封和我送到呼建手上的一模一样的信!这个发现让我有了一种突然的眩晕感，而双腿则如同注入了铅，却抽走了骨头。矮个儿的男孩扑过去，他根本不是高个儿男孩的对手，周围的几个人也分开了他们。网吧的老板也走过来，他们吵嚷着，矮个儿的男孩拿起他放在电脑桌旁的电话。“你和虎牙比比西一起过来!我受气了!快点，我在——”我上前夺下了他的手机。我对他说，都在一起玩，争吵和打架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别把事情闹大，没什么好处。网吧老板也过来制止，看得出，他对那个矮个儿的男孩还小有威慑。“你他妈的也想找练是不是?”我的火气也来了，伸手抓住他的衣领，“我告诉你，我是为你好，小毛孩子，做什么事得想好了后果!”那个矮个儿男孩歪着他的脖子，用一种故意的恶狠狠的眼神用力盯着我。我压下自己的火气，松开了手。“别冲动。有事说事，我们，”我指了指老板，“我们也可帮你。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板指了指他，你跟我来。矮个儿的男孩跟着老板走出了网吧。这时，我发现，刚才那个高个儿的男孩已在一台电脑前坐了下来，枪声响亮，血光飞溅。我用一种平静的甚至有些低矮的语调问他，哥们儿，刚才你手上拿着一封信是不是?能不能……他头也不抬。“我没拿。”我说，我刚才可看到了啊。要知道，那封信，那封信……“我真的没拿。现在谁还写信。”这时老板走了回来，他拍拍我的肩膀。“那个孩子呢?”老板说，走了，让我说走了，没事了。我说，我对这事有种不是很好的预感，我觉得……老板制止了我。什么啊，都这么大的愣头小子，争吵打架是家常便饭，哪天不得处理几起，开这破网吧就甭想省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我看那孩子的劲头，可能还会回来，他肯定觉得自己很委屈，别闹出什么事来。“你一千个放心!”老板笑了笑，递给我一支烟，“给他一百个胆儿。来我这儿闹事，哼。你去玩吧，去吧去吧。”在被兽族的步兵们拆毁了我的商店之后，我想这件事我必须制止，必须。于是我又走到那个高个儿男孩的背后。我对他说，你最好找一下那封信。我告诉你，我在邮政局工作，那封信是有问题的，它会让你……”染上病毒。我得把它收回来。他停下手上的动作，眼睛却依然盯着屏幕，在游戏里，他已经被杀死了，敌人从他的尸体旁边大步迈了过去。“我真的没收到什么信。骗你干吗。再说，我收不收信也是我个人的私事，你邮局的就能管?”我说绝没有那样的意思，邮局当然不管，只是那种信封上出现了问题。好了，你坚持没收到我也没什么办法，但我想提醒你，时间不早了，你也应当回家了。他用鼻孔重重地哼了一声。新的游戏又开始了，他丢下手上的手枪，拿起一把AK47。尽管那天的发生最终平静收场，但我还是有些隐隐的不安。几日之后，我重新回到那家网吧，递给老板一支香烟，然后和他攀谈起来。我将话题绕到那一高一矮两个孩子身上，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两个孩子从那次打架之后就没再来，“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火气。”我问他，是否知道那个高大男孩的住址或姓名，老板的脸上马上显出了警觉：“你干吗?你想干吗?”我说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只是出于好奇，他看上去也就十三四的样子，是不是以前总来?盯着老板的脸色，我又加上了一句，我是一个作家，想了解一下青年人和更年轻的人们的生活。老板的警觉挂得更加明显，他表现得很冷：“网吧不负责查户口，也不负责干涉青少年生活，走什么样的路是他们自己的事。”随后他问我：“你过来是玩的么?我招呼别人去了。”就在他背过身去的时候，远远地，两个警察朝着门口的方向走过来，其中一个警察在进门的时候晃了下自己的脖子，然后又退后一步，朝上面看了两眼——我和主任说，毫无疑问，那些信和人的生死有密切的关系，所有收到那种信件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死去了，无论死亡的原因是病死是车祸是自杀还是他杀。我和主任说，我能认清那些信件，但和别人一起看时它就会变成另一封信，这种障眼法使我显得像在说谎。它是真的，是事实，我亲眼所见的事实，我不骗你，你也知道这对我没任何好处。我和他说，我建议由我在我们送出的信件中将那些信挑出来，然后销毁，这样可以救不少人的命。主任沉吟了一下，他转动着手上的钢笔，“要让别人特别是客户知道我们焚烧或销毁他们的信，对我们会是怎样的看法?行不通，会给我们惹来大麻烦的。再说我们送出的也就是一封信，顶多算个什么通知，它在本质上也许影响不了什么，该死去的人照样会死。要是你不把信送到那人就不死，你说我们云城会不会人满为患?这事不该你管，你也管不了。你当自己是阎王爷啊。”在主任办公室里我呆了大约四十分钟，其间和他有了点小小的争执，他用一种阴冷的语气告诉我，别忘记自己的身份，是干什么的。只要将我说的这些话向上边汇报，我就会遭到辞退，上边肯定会认为我的脑子出了问题。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讲，我都不能失去这个工作，所以在随后的时间里我开始示弱，带有一些谄媚，最终使他也软下来。“行了你走吧，我还有个汇报材料要写，”他摆摆手，很一副领导的样子，“记住，工作上别放松，我发现你经不起表扬。”我暗暗做出了决定。两天之后，真的又有了那样的信。我若无其事地将它装入我的邮袋。在骑车经过县城东边和居留河时，我掏出了它，将它从桥上扔下去。河里已没多少水，仅剩的河水一动不动，呈酱紫色，飘散着一股化学的气味，信一左一右地飘下，落进了水里，在水面上停了大约十几秒，突然就沉入水中，完全消失不见。我的身体有了前所未有的轻，前所未有的松，这些日子它仿佛一直被捆绑着，一直被重压着，一直被什么黏黏的东西所塞满——我骑车

向居留的方向，有些飞快。转过那两株槐树，我看见了他。他从白色风衣的里面露出了脸，“邮差，”他对我招招手，“你丢了一封信。”那一刻，如果用好莱坞的方式拍摄成电影，如果使用电脑特技合成，我想会是这样：天色在瞬间突然变暗，刚刚还附着于槐树叶片上、大路上的阳光四裂成小小的碎片，慢镜头，它们在空中悬浮，然后雪片一样融化，或被风吹走——风要在这个时刻到来，它吹得树影摇晃，衣衫猎猎，镜头摇近那个穿白风衣的男人，定格……这一段镜头用时两分钟，去掉自然的声音和配乐，甚至可以将画面处理成黑白——那一刻，我的胸口好似受到重重一击，在重击下，我的心脏跳到咽喉和口腔的连接处，它堵住了我的呼吸……他和我保持着距离，站在一边，等待我稳住自己的心神——“我……没有丢。”这几个字从我的口中挤出来，从堵在咽喉处的心脏一边挤出来显得异常细微、费力。他笑了。他笑容里多少有点亲和的成分一“可我看到了。我替你拿回来了。”信在他的手上晃了晃，然后塞进了我自行车上的邮袋。“你是信使，信是不能丢的。你的做法不会对后面的发生有任何影响，但却对自己不利。你会因此受到惩罚。最好别这样。”我用力咽了口唾液，把悬在上面的心顶回去，“为什么，是我?有那么多人，为什么是我?”“许多人都是。”他伸手摘了一片树叶放进嘴里，“只是他们不知道，或者没和你谈起过罢了。”他把头缩进风衣里，换上一副严肃的面容：“我们的惩罚是很严厉的。别再做傻事。”他转身，身后刚刚还绿着的几株高大的艾草已出现了枯萎一“你是谁?”我压住自己的不安和紧张。“他们叫我马面。你也这样叫吧。”“我能不能，”我又咽下一口唾液，“我能不能辞掉这个差事?我想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现在，我总感觉我对那些人的死负有责任。我被这差事压得，都喘不过气来了。”“不能，现在不能。”他说，“你会适应的，它和其他的工作没有特别的差别。”它能和其他的工作一样么?不，不一样，肯定不一样。我当然可以从中找到这一“工作”与当一名医生、警察或税务人员的所谓相似，但也能找到它们的巨大不同，我无法说服我自己。某日下午，我又在信件之中发现了一封异样的信，在众人没有注意的时候我将它锁进了我的抽屉。那个下午我在一种忐忑、恐惧和小小的崇高感中度过，多少有些草木皆兵——傍晚，从安成归来，半路上我接连打了三四个喷嚏，并且感到脖子后面，汗水的后面一阵阵发冷。吃过晚饭，我母亲感觉她的头痛病又加重了一些，而我的肚子也有些痛，可能坏食物在里面翻滚。当我母亲支着脑袋唉声叹气时，似乎我身上的疼痛也转移了方向，转到了头上……那一夜，我一气看了三部“周星驰”，努力将大脑里的不安甩出去挤出去，但这些不安却越积越厚越来越高大狰狞，并不时在我脖子的后面制造响动，发出狞笑。那一夜，我数次在自己的噩梦中惊醒。我梦见我被飞驰的汽车撞得支离破碎被一块石头砸中了额头被一只手狠狠按在水里被雷劈成了两半儿被一群小鬼拖向一个可怕的去处……“我几次醒来，屋子里的黑暗深不见底，仿佛一片树叶漂在无际的海上，在我周围茫茫一片，所能听到的声音是表针的走动和快得多的心跳。第二日上午，骑车赶往单位的路上我竟毫无征兆地摔了一跤，虽然不重，可它却给我的心脏罩上了更大的阴影，从那一刻起，我不仅草木皆兵还要风声鹤唳，忐忑和不安钻进了我的每条汗毛孔并且吸入了冷风。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惩罚，会不会像我梦见的那样?时间一秒一秒或者一微秒一微秒地过着，上午十一点，局长突然来到我们中间，带着一股重重的怒气。他批评我们懈怠，事业心差，报刊信件不及时，不爱护公物，有人在等邮车的时候竟坐在桌子上，在屋里吸烟……尽管是在一个角落，尽管我的头已低得很低，但我依然如坐针毡——他似乎是专为我来讲这番话的，虽然我不曾在屋里吸烟，也没有坐在桌子上的习惯，但那封藏起的信……“干什么事都要尽责，你得想办法对得起自己的工作，对得起自己的薪水。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别以为你可以为所欲为。不想干的，哼，看我有没有办法收拾你。”——这些话，哪一句不是话里有话，不是针对我说的?在他走后，绿同事们纷纷猜测局长发火的种种原因，没有一种可能与我有任何牵连，但这并不能使我的压力有所减轻。我的头时断时续地痛一下两下，它导致我全身都是如此，我按不下它们。将信和报纸分完，我打开抽屉，将那封藏起的信塞入邮袋，我必须将它送出去，这是职责的一部分，我实在受不了那种没完没了的折磨。它几乎将我压碎，使我的神经出现了崩裂的声响。那天晚上，我鼓起勇气，向心情还算不错、正在专心观看《辕门斩子》的母亲提出我要辞职，想再找一项新的工作——“什么?”她一下子站了起来，用遥控器指着我的头：“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然后她冲着被报纸遮住半张脸的父亲大喊，“把你的报纸放下!一个个都没安好心，想气死我啊!你也来听听，你这儿子翅膀硬了，不服管了!看你出息的!”我不想再复述那日的发生，现在想起来依然无法让我平静。那个晚上，我母亲使用怒斥、责骂、泪水和劝告并辅助肢体语言，一直滔滔不绝了三个小时。最终，我向她保证，以后绝不再提辞职这件事，除非我找到更好的工作。我跟我的父母提到了那些信件和它们造成的结果，他们认为这完全出自我的臆想，至多是种巧合。“就算是真的，你也不必为此辞职，说不定为他们送信还会有特别的好处，以后升官啦发财啦，不生病啦，一家人平平安安……”我父亲竟也跟着附和，然后将电视换到体育频道，专心致志。他弓着身子，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得多。我不辞职，保证，我对他们说。当然我也想过，请另外的绿同事帮我送这样的信，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先做了些铺垫，和往城西送信的绿同事走近关系，请他吃饭喝酒，送件小礼物一有一封送往居留的信，我将它混在其他的信件之中，就像将一粒沙子埋入沙丘，然后对他说，请他帮我送一送居留和安成的信，因为，因为今天下午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女友，让我三点前去见一见。很有心计的绿同事未置可否，而是翻动我的报纸和信件，将那封挑了出来。“这信必须你去送。别人送不好，别问我为什么。”我还是固执地问了。他说，他知道这信的用途，他早就知道，他不去送完全是为了我好。“我们在为同一个人工作，”他将手挥了挥，脸上挂出一种特别的笑意。“可是，为什么换另一个人送就不行呢?那样做，会有怎样的后果?”我继续问，我很想知道。也许是我之前所做的缘故，这位绿同事看上去很推心置腹，究竟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也说不上来，这事马面也不能掌握，他只能将我们的表现填入表格，列出完成情况如实向上面汇报，至于如何奖惩马面根本无权过问，他只是个小喽哕，就像……一台机器上的螺丝。当然我们是更小的螺丝。“怎样奖惩……难道我们只能一无所知?要是一无所知，那怎么知道会有奖惩?”绿同事警

惕地看了看周围，再次将声音压得更低，几近耳语：“可怕就可怕在这里，奖也许无所谓，但惩，唉，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更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到底如何惩罚，它就更让人提心吊胆不是?”他的眼神扫了下四周：“我告诉你，他们多数都和咱俩一样……其中还有密探，专门给马面或他的上级打小报告，千万别有把柄在他们手上。”他那张轻微口臭的嘴又移近了两分：“你是不是把信藏起来过?有什么异常么?”我说是。我说那天下午我有了感冒的感觉，肚子痛，晚上吃了几片药才得以缓解。我提到晚上的噩梦，第二日莫名的摔跤，局长发火，这些也许是惩罚的部分，那份惩罚似乎还波及了我的母亲。“这些，应当是惩罚不?”说完之后我马上感到后悔，它也许本不该说出，它多少会构成把柄。他拍拍我的肩膀。是不是惩罚他说不清楚，像是，又不像。“反正以后不要再将信藏起来就是了，这信你送不送都对事情没有影响，只会让自己受罪，何苦呢。反正人的生死都是各人的命数，谁该死该活我们说了不算。老弟，别把这事看得太重。时间长了就习惯啦。干别的事，也会有不得已，人在江湖嘛。”绿同事装好自己的信件，吹了两声口哨，然后走出去，走进大片大片的阳光里。我突然觉得他有些让人恐惧，他也是恐惧的一个部分，在恐惧的空气里。我成了双重身份的邮差，在另一任务中，我负责将某人即将死亡的通知递到他的手上，不知道那封信中藏有怎样的秘密，怎样取走一个人的魂，将他的呼吸取走，使他变成一具尸体。手是他的，臂是他的，但他已不在那里。眼睛还是他的，但它们紧紧闭着，不能张开……”黑暗斜钻进他的眼睛，但他不在那里。每送出一封这样的信，都会有几天使我心怀不安，感到愧疚和痛苦。我努力寻找麻木自己的方式，努力劝告自己，自己所履行的只是上苍所赋予的职责，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邮差，我不对任何人的生死负责，我……这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我承认。我知道自己心脏的壁厚在慢慢增加，有时，将信递到收信人的手上，我可以做到手不再颤抖，也不再显得特别慌张，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但不安还在，愧疚和痛苦还在，它们会像一条时浓时淡的影子追在我的背后，阳光下，灯光下，甚至是睡眠前夕的黑暗中，这条影子都在。不同的是，在睡眠前夕的黑暗中，影子呈现一种灰白的颜色，人形，比黑暗的颜色要淡。“你的衣服把你的影子裹在里面，当你脱衣时，影子铺开，像你过去的黑暗。／而你那被忘掉的像树叶在空中飘荡的话语，在某个无人知晓的地方，你的影子把它们捡了回来。／你的朋友们把你的影子还给你。／你的敌人们把你的影子还给你。他们说它太沉了，让它盖住你的坟墓吧。”……这是一个叫马克·斯特兰德的美国诗人的诗句。在我充当了死神的邮差之后，这些诗句从我记忆的深处浮现上来，充满了阴郁的气息，在我的大脑里留下更深的刻痕。当我知道，我是具有双重身份的邮差，世界在我的眼里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还有周围的人，有些之前我觉得不可理解的行为和事件似乎变得见怪不怪，而有些熟视到无睹的事与物，则变得怪异，难以理喻。虽然我尽量地压抑着它们，可某些想法还是层出不穷地冒出了头。走在街上，我看着路上的人来人往，忽略掉多数人的面庞，而想象他们和她们接到死亡的信函时的样子，想象是怎样的死亡会夺走他们或她们的生命，熙熙攘攘、匆匆忙忙有时便显得无味也无趣。电视上，某人意气风发，颐指气使的样子引发了我的冷笑，我想，假如我给他送出那封信时他会是怎样的表情。断指老人杜清明来得还那么准时，他要等的信据说已经三年了，我在想，如果他等到的是另一类信……这个想法让我一阵心酸。那天，我给他递烟，倒水，略有过度的热情让他小有不安，为我给邮包和分发报纸的时候也格外卖力。之前，有绿同事说过，这个杜清明年轻的时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要不然也不会离两次婚，开除公职，工伤的医疗费都没有拿全——他是听自己的一个亲戚说的，他的那个亲戚曾和杜清明在一家工厂工作过，现在是副厂长，很有钱——即使有了这个线索，年老的杜清明也并未因此显得讨厌。我觉得，那个杜清明和这个杜清明不是一个人，这个杜清明身上带着谦卑，甚至怯懦、小心，透过死亡的眼睛再来看他和他可能的过去，那些都不值得一提。那些日子，我忽然喜欢上五六岁之前的小孩儿，每次看见都会停下车子看上两眼，甚至有种想过去抱一抱他们的冲动——我在商店里买了许多样式的奶糖，不忙的时候，找一个不惧怕我的孩子逗一逗，然后递上奶糖，同时将另一块奶糖放进自己的嘴里……我母亲竟也发现了我的这一变化，要知道，她一直粗枝大叶、目中无人——她对我这一变化的解释是，我想结婚了，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她的解释给了她巨大的鼓励，四处找人给我介绍对象，乐此不疲……其实我对孩子的喜爱与此毫无关系。不过，我是想有一场属于自己的恋爱，之前那种松松垮垮、无所事事的日子有些慢待自己。在这期间，我去医院看望了我的大伯，胃癌晚期，大概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而已。我去医院的那天他的精神还好，和我说很多的话，反复说的，是等病好了，开了春，去小树的家里住些日子。小树是他最小的儿子，大我一岁，在郑州当工人，生活相当拮据。他谈到我的父亲，问他还那么爱看报纸么，腿怎么样，然后叫我大哥哥从床下的包里拿出一个很旧的塑料皮本子。大伯指着上面的字，“这是从你老爷爷那辈记的，前面的家谱破四旧时烧了，只记得，我是在十一世上，你老爷爷的父亲哥仨，有一个爷爷叫柱，一个爷爷叫槐。”大哥哥对我说，你大伯的脑子有些糊涂了，我们是十六世，他是十五世才对。名字也不对。不信你问问他，你是谁?我笑了笑，没问。过了一会儿，大伯又睁开眼睛，盯着我身上的制服——“我是人民解放军。”“什么?”我问。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错了，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你是小浩，金龙家的。”一句话逼出了我的泪水。离开医院的时候我和大伯告别，他用沙哑的、带有裂痕的声音说：“走吧。好好学习啊，光阴不等人啊。”大哥哥将我送出病房，“给你树哥哥拍电报了。过两天就回家，看样子没有多长时间了。”随后，他伸出头看了看大伯的方向，“癌细胞大概已进了大脑了。一时清醒一时糊涂，见谁让谁看他抄在本上的家谱，嘱咐人家好好学习。”……我充当着双重身份的邮差，那些正常的、不知内容的信件与包裹不曾给我留下任何印象，但带有死亡信息的信件却始终让我印象深刻，深刻到它们一直在我大脑的上方徘徊，挥之不去。在充当双重身份的邮差之前，我感觉云城完全是一个平静的、近乎不老的小城，一年半载也不会有谁谁死去的消息传人我的耳朵，我觉得它距离我那么遥远，除了在诗行中，在一些纸上的故事里。然而现在，死亡那么多，它近乎是随时将人飘摇的魂魄取走，就像将一盏盏灯吹灭。它那么密密麻麻，层出不穷，让我感觉恐慌，仿若末日——我觉得，整个云城县就像建在沙丘上，风在一点点吹走支撑它的沙子，假若某天风再大些，这个

云城也许会沉陷下去，被风吹散——我在医院工作的同学对它表示了嘲笑，他说，死亡并不比以前多当然也不比以前少，你要在医院里就知道了，当然，你要在火葬场工作，见得会更多。“你现在还写诗吧?”他说我要是需要，他可安排我在医院外科病房或太平间体验生活，“那样你的诗会深刻得多。天天能见到死人。看你还无病呻吟不。”一桌人哄笑之后，有人端起酒杯：别总谈什么生生死死的，怪吓人的，咱们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是人的就把它干了，快不是人的就喝一半儿!他的话引起了新的哄笑，这是一个新的高潮，“养金鱼呢?是不是不想当人了?”“拿着捏着，还真想带走啦?快点快点!”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一件残忍的凶杀案在云城闹得沸沸扬扬，它几乎在发生之后的第二天便家喻户晓，有着沸腾的热度。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六岁。被斧头砍得血肉模糊。然后是汽油，点着了尸体，警察进屋的时候还有一股烤麻雀的味道。四处都是血……口若悬河的讲述者多数不是目击者没去过现场，但这不妨碍他们的热烈、渲染和传播。很快，邮政局的门口贴出了凶手的照片，下边的文字详细说明了凶手的特征、身份证号码，以及举报电话和悬赏金额，然而案发过程却极为简略，仅有六七个字。凶手的那张照片略有些模糊，而且明显带有凶相，不知公安局在选择和使用他的照片的时候是否带有倾向，甚至有意通过技术夸大了他的特征。我需要详细地叙述一下事情的经过，为了说得更为明确、清晰，我也要将这个凶手的背景略作交代：他原在名声显赫的赵四爷手下做事，名义上是公司职工，其实是保镖和打手，干得相当卖力而深得赵四爷的赏识。后来，赵四爷一高兴，将自己的一个情人作为奖赏赏给了他，也有人说是他从赵四爷手上夺去的——两人生活了一个多月。后来那个女人产生了厌倦，大概因为得过赵四爷的恩宠多少也有些有恃无恐，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便离开了他，到外地躲避了几天。然而她回来后的第二天这个男人便找上了门，二话没说，举起斧头便砍——这一事件的后果是，女人被毁容，号称云城四大美人之一的她成了四大丑女之首，而他则被送进了监狱。四年之后他被放了出来，成为四大丑女之一的她只得悄悄南迁，据说在广州福建一带打工，不准备再回云城——被放出来的他每天无所事事，而赵四爷虽然依然显赫但明的暗的生意都大不如从前，已不再需要他的参与，上上网吧、四处游荡的他遇到了一个刚离婚、带着一个六岁男孩的女人，是的，她就是案件中被砍杀而后被焚烧的孩子的母亲。另一个孩子，是她哥哥家的，她的侄子，她儿子的表哥。这两个孩子已变成了灰烬，再无儿子、侄子、表哥、表弟这样的关系。时间在他们两个那里停止了，但在别人的钟表里还走，一秒一秒，孩度永恒。离婚的女人陷入了危险的恋爱，危险在她的头上呈现了越来越大越来越重的阴影，带有毛刺，像扩散的癌，可她对此一无所知。危险让她沉迷。具有先见的、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她的哥哥率先发现了这一危险的存在，他必须出来制止、反对，用喷雾器、吸尘器或其他的什么将这份危险驱散——他反对妹妹的恋爱，反对得异常坚决。他的态度当然被那个从骨髓里都渗着暴虐的男人知道了，在那个男人看来，她哥哥的举动等于是要毁掉他后半生的幸福，而她哥哥的态度已经对她构成了影响，使她出现了退缩、犹疑……他找到了她的哥哥。对于找上门来的这样的一个人，她哥哥自然赔着十二分的小心。他几乎调动了自己所有的经验和智慧，利诱并施，进退共用，最后两个人来到一家酒馆——他们一共喝了四个小时。其间的发生众说纷纭，有人说她哥哥苦苦哀求可他始终不愿，并留下狠话，你不让我好肯定也没你的好。有人说两人发生了争执，她哥哥的头也被打破了，最终不欢而散，有人说……这里面有太多的合理想象，即使酒馆的服务生也不清楚两个人之间的具体发生——“他们要的是包间，除了要酒要菜开一下门，其他时间不让我们进去。听见里面大呼小叫，挺乱的。”最后，两个人，带着满脸满身的酒气回家，分道扬镳，女人的哥哥一进门便昏昏睡去，鼾声如雷，两个在外玩耍的孩子根本叫不动他——不只是叫不动他。酒精堵住了他的耳朵，暂时地烧坏了他的全部神经，以致那个男人进来，叫他，推他，最终抄起放在屋外的斧子杀掉他的儿子和外甥，抹掉他们的惨叫和呼吸，并找来汽油，在屋子里将火点燃——他都毫无知觉，只有不断继续的鼾声。据说酒精也烧坏了凶手的部分神经，他跌跌撞撞走到街上的时候身上不仅有血还有火焰，一个放学回家的小女孩帮他将冒着红光的火焰扑灭，但他的衣服已被烧出了一个大洞。据说他又回去了一次，灭掉了尸体上的火，并将充当凶器的斧头放进怀里……这时，女人的哥哥依然沉沉睡着，他的神经需要在半小时之后才能重新接上……“一家人，就这样毁了。”大家感叹，一些善感的女性眼里还含满泪水和愤恨。“凶手抓到没有?放火的时候怎么没把他烧死，”大家的感叹仍在继续，“真是没天理。你说这样的人，在监狱里关他一辈子不得了，干吗把他放出来害人?早在监狱里弄死他算了。”“这种人，活在世上就是害人的。”“也有那样的女人。怎么能看上这样的人?哼，这下……她怎么去见自己的哥哥嫂子?肠子都悔青了吧!……”大家七嘴八舌。我知道，这种七嘴八舌的感慨还要蔓延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事件渐渐淡去，云城再出现新的下一个话题。一周之后，杀人者的尸体也找到了，在一个被废弃的瓜棚里。居留村一个农民在外地赶集回来感觉有些内急，但路上车来车往，慌不择路中他将自行车丢在沟里，急急地奔向那个瓜棚——他一头扑进了瓜棚，褪下裤子。忽然发现前面密密麻麻的苍蝇受到惊吓，闪出了地上半张人的脸——这次，轮到他遭受惊吓了，他大张着嘴巴一个箭步便跳出了瓜棚，可一股难闻的尸臭还是追上了他，将气息塞入了他的鼻孔。是自杀。他砍断了左手的动脉。不知道里面涌出黑红色的血之外，是否还有残留的、未曾稀释的酒。在他同样恶狠狠的自杀动作里，酒精，能在其中占有多大的比重?七嘴八舌中，有人将一个陈年的旧事又翻了出来，我一直怀疑里面有夸张和杜撰的成分：某年，盐务局一工人与人喝酒，直喝得天昏地暗人事不知，有人将他抬回宿舍里——这位老兄经过一阵折腾之后多少有些清醒的意思，至少暂时告别了人事不知，他向送他上床的人表示他还没有喝醉，拼命护住自己的面子，便抽出一支烟来给自己点上……很快他便睡得如同一个死人，可手上的烟没死，它点燃了被子、褥子和草席，引发了火灾。等人们把他送到医院前去抢救的时候他已奄奄一息。就那样，他的酒还没醒，举起被烧焦的手指一口咬下去。这位老兄的最后一句话是，烤得这么糊了，怎么吃啊。我对马面说，我不能再做下去了，求你了，放过我吧，我的某根神经如同被拉长的琴弦，它被扯得细长，马上就要断了。它已经不具备任何的韧性，大概只要再加一根稻草。马面用细细的勺搅动着咖啡，玻璃和金属之间发出碰撞的声响。他皱着眉，一言

不发。那我继续。我说，人们反复说那两个孩子，每次我都心惊肉跳，有种被抛在冰窖的感觉，有种被刀子划破的感觉，他们是在说我，仿佛我是凶手，是我害死了他们。“你不是凶手。你只是信使。”这我知道。可我说服不了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残忍，残暴，如果他们要死，如果这是不可改变的命运，为什么不让他们死于另外的方式，譬如车祸，譬如在水塘里淹死，譬如，譬如……既然你所说的上苍知道所有人的未来和事件的即将发生，那为什么不能仁慈一些?或者对某些人更不仁慈，在事件发生之前早早将他除掉，非要让他作那么多的恶?……马面专心对付着面前的咖啡，他用那细细的勺将咖啡送进嘴里。整个茶馆只有我们两个客人，吧台前染了黄发的服务生趴在桌面上，右手伸出，一副慵懒的、无精打采的样子。在僻凉的云城县，几乎没人喝茶喝咖啡，他们更需要喧闹和酒。先见的老板他的先见在云城也许是过早了些。“也许是各有各的命数。我想，上苍也不能去改变这些，他的所做也只能是顺应，服从。谁知道昵?”马面冲我笑了笑，他的脸上有一股人类的忧郁，这时他完全不像是一个死神——“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觉得我掌握某种规律，至少是了解它。其实不是。我什么都不了解，和你一样我也只是信使。差别仅仅是，我可以来往于阴阳两界。”他用勺敲了敲玻璃杯的杯沿，“在阴间，我也只能到奈河桥，那边是什么，会有怎样的发生我也不清楚。我也只是猜测。”他再次露出一个艰难的笑容，“我没有传说中那么大的神通，没有。我只是信使，传递一下消息，将魂魄送到桥边而已。”“你信么?关于奈河桥那边，我的信息来源是来自于人间，没人，也没有神仙或鬼魂和我谈及过那边的事儿。”信。没有理由不信，他没有必要为此说谎。在表达过我的相信之后，我问他，难道他把这些通向死亡的信一一送出，就没有一点儿愧疚、痛苦和不安，难道就没有对这一职责的厌倦，心真的会变成石头?马面没有及时地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招手叫来服务生，让他再倒一杯咖啡——我说书上说一天不能超过两杯咖啡，否则会对身体有害，当然，对你马面来说也无所谓，因为你用不着在意它。马面用小勺碰响玻璃杯：“在你的角度，和在我的角度，看到的事物可能会有巨大差别。”我追问，按照你的意思，如果站在你的角度，那一切的发生都是合理而简单的，丝毫的愧疚和痛苦都不会引发?可现在，我想请你站在我的角度。我无法让自己做到看到某个人的死亡就像看到一只蚂蚁的死亡，一只鸡或金鱼的死亡。我无法做到。最后我对他说，如果我再次送出这样的信，送给那些完全无辜的孩子或什么人的话，那我会想办法改变事情的发生，我至少会给他们提个醒，让他们想办法避免死亡的来临，让他们努力躲过死神肮脏的手指——我记得很清楚，我说到了“肮脏”，声音足够让对面的马面听见——“你不要做这样的尝试。你不会改变事件的发生，但你自己却会很惨，甚至影响到来生——假设有来生的话。据说有人曾像你想的那样做过。他先是被恶鬼缠身，半个身子无法行动，最后被敲掉了所有的牙齿，魂魄锁在囚车里面押过了奈河桥。”他的话音结束之后是一段相对漫长的停滞，我几乎听得见自己的呼吸，恐惧悄悄借着呼吸钻入了我的鼻孔，它在向我的全身蔓延。马面打掉了我的勇气，在他说这番话之前，我原以为我已认真想过了，并不惧怕，甚至有种……如果有一面镜子，我想当时自己的脸色一定显得苍白。我觉得，我很不适合你给的这项工作。我的声音像丝一般，细而飘曳，并且黏黏的，吞吞吐吐，于是我只得加大力量重新再说一遍。我觉得，你选我充当这一角色……我有些做不来。说的时候我的眼眶里涌满了泪水。他看着我的眼：“医生刚开始也未必感觉自己适合医生的工作，警察刚开始大约也是如此，我刚刚成为马面的时候也不适应。其实你想的那些我在刚开始的时候也这么想过，痛苦绝不会比你更少，我还要将那些不管怎样死去的、哭哭啼啼的魂魄们带到奈河桥。为了能够重新回到躯壳里，它们谁没有十八般武艺八百条理由……到现在，每次要将人的魂魄接走，我还是会提前感到头痛。”他喝光了第三杯咖啡，“现在还不是这样。”临走，马面对我说，既然我如此厌倦死亡的邮差这一角色，既然我如此痛苦，那他就想想办法，但我必须要干到年底。“前提是不许出错。到了年底，自然会有人接替你。”他说，这样更换邮差对他来说还是首次，从来没谁能让他如此改变主意。“还有四个月。好自为之。”四个月，时间在这里充分显示了它的相对性，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它时而像一只厌倦爬行的蜗牛，时而又像过隙白驹，好在，它给出了限度。这一限度，使后面露出了一丝希望之光，使一切都显得还可承受，还可忍受。在房间里，我给自己制作了一个倒计时的牌子，每过一天，数字就会相应变小，出于一种相对放松的、游戏的心态，我在这个自制的计时牌下面贴上一张长长的纸条，上边抄录了一段文字：“我把表给你，不是要让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可以偶然地忘掉时间，不把心力全部用在征服时间上面。因为时间反正是征服不了的。甚至根本没人跟时间较量过。这个战场不过向人显示了他自己的愚蠢与失望，而胜利，也仅仅是哲人与傻子的一种幻想而已。”在这纸条的下面，是我新近买来的两块钟表，它们对时间的表示基本一致，但样子却有很大的不同：一块表是石英的，时间刻度用指针表示；而另一块则是电子的，时间在它那里是闪烁、变幻的数字。我的一个朋友曾来到我的房间，我对他讲，抄录的这段文字来自于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他伸长脖子仔细地看了看，“不错，挺深刻。”至于为什么制作一个倒计时的牌子，我用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谎言搪塞了他，当然，他只是随便问问，并非是对我房间里的布置有什么兴趣。有“兴趣”的是我的父母。我母亲对此忧心忡忡，她觉得我越来越怪，再这样下去没办法更好地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当然也不会有姑娘喜欢我，而我父亲则更坚定了他对我的看法：我是一个废物。一个对家庭，对社会都无益的人。我的存在只能是消耗粮食，充当他眼里的钉子。他哗晔哗哗地翻动报纸，从不用正面的眼光看我一眼。我再次送出了一封信。收信的是一个老人，她居住在居留村一间低矮、破旧的土房里，我敲过很长时间的门可是没人应声，我将信从门缝里塞下去，后来想了想，推开了门。屋里一股浓重的阴潮、霉变的气味儿，它几乎是胶质的，我一进屋便被封在了里面，就像琥珀里被松汁粘住的小虫儿，费了很大力气我才从中挣脱出来。我看了一眼躺在炕上枯瘦的老人，她已奄奄一息，身边放着两个青灰色的碗，半碗水，另一只碗里是干硬的馒头。从她家出来，我去了村委会，一个会计模样的老头听过我的描述，走进屋里打开了喇叭：“×××，×××，快去你娘那里，快去你娘那里，人不行啦!”他接过我递上的烟，“都说养儿呢。老太太可没少受罪。”另一封信，递到一个女孩的手上，她长得不算很漂亮，但肤

色很好，眼睛里透着一种让人心动的晶亮——当然，这种“晶亮”也许是我加入的，因为我知道她接过的是死亡——将信件递过去的瞬间我有些犹豫，甚至有了某种冲动，但最终我的怯懦和私心还是小有战胜。我涨红着脸，声音里带着沙哑，“好好，保重。”她笑得简直像一块水晶，“谢谢，邮差。”我知道她对我的话和我的动作表情有着误解，她绝不可能听出里面的潜台词——面对已被关紧的门，心里的冲动还在一波波汹涌，但怯懦和私心的堤坝也随之越垒越高，某个声音不断对我进行着提醒，你的阻止并不能真正阻止，个人的力量太微弱了于事无补，反而会给自己造成灾难。你也得想想自己的父亲和母亲。那个声音还说，你只是做了你的职责规定的事，你的职责和医生和工人没有什么不同……离开女孩所居住的小区之后，我尽量让自己显得平静、平常，可内心里，大大小小的碎石相互撞击、摩擦，发出着声响。三天后，居留河里出现了一具遭到肢解的女尸，她已被河水泡得不像人形，而两条腿其中的一条在距离她身体一公里的地方找到，另一条腿则始终无影无踪。是那个女孩。她是在两天前遇害的，警方正在追查凶手——我没有去听绿同事们的议论，故意堵住自己的耳朵，故意将种种议论抛在一边，专心致志地翻看一张由新闻和广告拼成的报纸。在一次漫长而无聊的例会上，办公室主任对我近来的工作进行了表扬，受到表扬的还有老A、老B……和上一次不同，我没有获得任何的兴奋，而是将视线悄悄地移向窗外，那里阳光灿烂，带有火星，空气里一股股热流在街上弥漫，行人们也仿佛被晒干了水分，这时我看见了一个人。他穿着一件熟悉的蓝格上衣，低着头，仿佛心事重重——是呼建!应当是他，无论穿着、形态、走路的姿式……空洞、无聊的例会终于有了生气和活力，我强按住自己的屁股，怕一旦有所放松它会自己从椅子上弹起来冲出去，冲到大街上，冲到那个人的背后。我用力按住了自己的屁股，但无法按住自己的思绪，它跑得更为飞快，更为辽远。没人能够理解我当时的激动，不只是别人，现在写下这篇文字的我也难以把当时的激动还原，它就像倒入河流中的水，再也无法将它重新收回——那一刻，我有一种强烈的恍惚感，感觉自己在一个梦中呆了很久，把梦中的发生当成了真实，现在，梦醒来了，曾经被梦弯曲的时间又接上了从前，呼建，和所有在梦里“死去”的人都还好好地活着，什么都不曾发生……我喜欢这样的结局，我愿意让自己相信这样的结局。接了邮车，分完报刊和信，我骑上车飞快地朝呼建的家奔去。迎接我的是紧闭的门。我敲着，出于某种小心我并没有呼喊呼建的名字——另一边的门打开了，她看我的眼神像在打量一个贼。“他们家没人。晚上才回来呢。别敲了。”我停下手上的动作，“哦。请问，这家，是不是姓呼?”“是。”她把自己的“是”关在了门外，被关在门外的还有我，我盯着呼建紧闭的门，竟然生出了一丝的隔世感。傍晚，我再次敲响了那扇门，开门的是一个穿着短裤的陌生男子。“你找谁?”我说，我来找呼建，他原来是住这里的。陌生男子上下打量着我：“这房子现在是我的。这里，没有你找的呼建。我不认识他。”也许那个呼建只是我的错觉，只是一个和他长得很像却有着不同名字不同命运的人，和那个叫呼建的人毫无关系；也许呼建在另一地重生，但被取消了全部记忆，这次来到云城只是偶然经过，他奔赴到另一个和他更为相称的命运中。也许，时间和幻觉在跟我开一个特别的玩笑，它重现了往日的某一片段，就像海市蜃楼，将我带入到幻觉之中，然后再部分地将它击碎，让我无法辨别哪一点是真实的，哪一点是虚假的梦。当然，它也许是马面有意给我安排的一个梦，我从一个梦里醒来其实还在另一个更大些的梦中，在此之上，还有更大的梦在包裹着它。也许……另外的也许，更多的也许存在着，它在我的理解能力之外。晚上，我重又找出那些年写给诗人呼建的诗，它在一家刊物发表过，但呼建并没有看到。我写这首诗的时候呼建已经很坚决地告别了诗歌，那时他在经商。刚刚离异。穿着风衣，从风的缝隙里走出的那个人戴着墨镜，把面孔隐藏在背后的那个人行走着的，吹口哨的那个人停下来，系着鞋带的那个人从我的门外走过，像灰尘一样消失了的那个人从我的门外走过留下了雪、脚印、泥巴和烟蒂的那个人他们说，他曾是个诗人有关他的传说，我相信，没有一件属于真实，就像我相信，没有一件不是真实一样。三年之前，他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死亡，正如他，在三个月前，把自己的一截断指交给了曾经的爱情在一杯咖啡的里面，他只剩下了苦，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傲气，潇洒，而习惯着隐藏和缄默。如果不是那枚断指，爱情，怎么会这样的脸色苍白?别对他再谈什么诗歌，你会逼出他脸上的皱纹，不屑，恐惧和一千种复杂的表情但在谈色的时候他是投入的，飞扬的眉头始终按不住也别跟他谈钱，尽管现在，他仍在经商穿着风衣，从风的缝隙里走出的那个人戴着墨镜，把面孔隐藏在背后的那个人行走着的，吹口哨的那个人停下来，系着鞋带的那个人从我的门外走过，像灰尘一样消失了的那个人从我的门外走过留下了雪、脚印、泥巴和烟蒂的那个人他们说，现在，他什么也不是这首旧日的诗作让我记起了呼建旧时的样子，记起我将信件递给他时的情景，不知道为何他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像一只顽固的苍蝇，挥之不去。把呼建比喻成苍蝇并没有特别的不敬，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总爱这样比喻，写过不少有关苍蝇的诗。想起那个年代真让人有些百感交集。再次遇到马面时我和他谈起那日看到呼建的事，他对我说，绝不可能。从他接受死亡的信使这一差事、来往于阴阳两界的那一刻起，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复生的事情，除非是出现了怎样的错误，抓走的魂魄也没有经过奈河桥。所谓看到呼建，一定是我的错觉。我嘴硬了一下，固执了一下，有人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时间是往复的，我说，同一场景可能在之前的时间里出现过，也会在之后的时间里出现。大概苏格拉底、博尔赫斯都持有类似的观点。我说，你怎么认定，呼建的再次出现只是幻觉，而不是在另一时间里的存在?马面愣了一下，随后他笑起来：“这我倒没想过。也许会这样吧。不过这种情境我从未遇到过。”四个月的时间，越来越呈现它的煎熬性质，也越来越呈现出希望。这期间，我又送走了四封装有死亡的信，其中一封送给了我的大伯。那封信在我拿到手上时就显示了重量，在离开县城前往安成前我给父亲打去了电话，告诉他说，我大伯已经不行了，你马上去看看吧。电话那端，我父亲对我的信息，很不信任，他说，要是你大伯不行了你大哥哥早打电话来了，可他没有来电话。我听见，电话那端噼噼啪啪，他应当是在打麻将。“我说的是

真的。你还是马上去吧!”放下电话，我已是泪流满面。路上，我一遍遍想起负责西片报纸的绿同事的话，他说，如果信件要送到他最亲近的人手上，他会不会送?会。他没有别的选择。在那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中，绿同事颇有些感慨：人，真到了事上就知道了。人在本质上是自私的动物，何况你又无法改变什么。在层层叠叠的泪水中，我一遍遍告诉自己，你又无法改变什么，你又无法改变什么。第二日凌晨，大伯走了，他被悄悄塞在枕头下边的那封死亡信带走了，向着远处，未知和陌生。下岗的、贫困的、肝硬化的树哥哥还在路上，他还在接受生活的颠簸，和他焦急的心作对的缓慢、无奈，以及种种失望和打击。大哥哥说，他在路上，我们谁也别告诉他父亲已去世的消息，别让他着急。大家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大伯的后事，在渐渐乳白的天色中忙忙碌碌，躲在昏暗中的大伯像一个被摆放的物件，显得不够真实。大伯走了。有着记忆和许多美德的大伯走了。天色开始渐亮。姐姐哭出声来，她打开了哭声曲颈瓶的瓶塞，里面的哭声早存了那么多。我向单位请了一周的假，一直请到大伯的葬礼完全结束。在向主任请假的过程中，我部分地夸大了大伯对我、对我全家的好，运用了报告文学的某些手段，使一向苛刻、小气的主任显得异常慷慨。给大伯守灵的晚上，我一遍遍想着我所送出的死亡之信，一遍遍想着、猜度着死亡。我也想问一问我大哥哥，大伯的那本“家谱”放在了何处，是否还在，但他们的忙碌和另一些原因让我放弃了询问。死亡是一个故事，葬礼则是另一个故事，我将会在另外的文字当中记述它。死神邮差这一角色使我改变了很多，虽然我难以说清改变的都是些什么。我承认，在收到那种死亡信函的时候，有几次，我都有改上另一个人、另一些名字的冲动，这种改变有充分的理由，被换上名字的人在我看来早就应当死去并且不止一次，可他和他们还活着，逍遥，为非作歹。大伯枕下的那封信上有着纷乱的画痕，那都是我用一支钢笔画上去的，但最终，我还是……我的骨子里有我一直鄙视的怯懦，每到某个时刻它都会站出来变成另一个我，在我的耳边和大脑中对我提出警告，给我展示一幅可怕的场景。和它站在一边的还有我的自私，它有一条长长的尾巴，一条灰色的阴影。它们也是我，我的一部分，若不是充当死神信使的经历我大概永远不会这样清晰地看见它们。它们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合成一个，以使自己高大一些，甚至有了光辉。……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尽管缓慢，尽管还有被什么笼罩着的感觉，但更多的光照进现实，它在云城的冬天尤为重要。还有两天，一天，我擦掉倒计时牌上的数字2，改写成1——我有着太多的激动、忐忑、疑虑和不安，它们使那一天变得极为漫漫漫漫长，也使我的枕头里生出了起起伏伏的刺，让我的头在上面辗转，昏昏沉沉却难以入睡。我将房间里的钟表统统移到了客厅，甚至努力塞住耳朵，但嘀嘀嗒嗒的声响却还在，贴在我大脑的上方，清晰、顽固。闭着眼，昏昏沉沉像吸满了水的海绵，可睡意依然被阻在外面，它们在用力拉锯……临近黎明的时候我才睡去，并做了一个清晰无比的梦。在梦中，马面穿着白色的上衣，他坐在我的对面，四周是灿烂无比的白光。在他的面前，我丝毫没有掩饰我的如释重负，我用晶亮的小勺敲击着咖啡杯的杯壁，让它声音清脆，如同音乐——马面笑眯眯的，他好像说了一句祝贺的话也好像并没有说，咖啡屋里，作为背景的是一曲经典的乡村音乐，马修·连恩的《狼》，我熟悉它的节奏和每个音符。这时，马面掏出了一个信封，递给我，他的笑容那么勉强地挂在脸上——收信人一栏里，写着的，是我的名字。不，不，这不是真的，怎么能这样……我在梦中大喊，挣扎，以致咖啡屋里那位一直慵懒的服务生也支起了自己，朝我的方向看——我说不，我不要，你不能这样对我l我满腔复杂，举起手里的咖啡杯，重重地摔向了地上——那一刻我醒了过来。光线突然暗下去瞬间之后又熏新明亮起来，阳光已洒满了窗棂，并照在我的床上。在醒来的那刻，咖啡杯破裂的脆响也跟了过来，同时跟过来的还有马面的半身衣服，我看见那缕白光在我身边闪了一下，然后快速走到门口，从门缝里挤了出去。经过三至五分钟的停滞，我稳住自己的血压和心跳，开始寻找那封马面留下的信，死亡的信函：床边，床下，枕头下面，被子的下面……这时，屋外传来母亲层出不穷的指责，一个个好吃懒做，做好饭了一遍遍叫都不起来，大的小的老的少的没一个有良心，我这样腰酸背痛也没谁想搭一把手，该上班的不去上班该找活干的不找活干，谁瞎了眼跟你们一辈子……我直起身体，认真听着，这些平日让我无比厌烦的唠叨指责竟让我露出了笑容，同时泪流满面……原载《青年文学》2009年第8期本刊责编章颖创作谈：《邮差》杂说李浩●《邮差》多少和我以往的写作小有不同，尽管在大方向上依然具有强烈的一致性，它是我2000年左右某类思考的延续与延伸——王虹艳在电话里对我说。这是我第一篇她不用硬着头皮看下去的小说，作为多年的朋友，这肯定是句实话。所有的写作者，大概都会在风格和改变之间进行着摆荡。在写作这篇小说时和之前，我正经历着对小说认识，对自我认识的某种转变与调整，这种转变与调整对一个作家来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难与外人道出——有时，一种修辞，一个句式的改换在它的写作者那里都可能经历过小型的雪崩，在阅读中作家当时的战栗已被新雪掩埋，它容易被忽略。当然多数时候也不需要被重视。●在准备这篇创作谈的时候我刚刚读完了拉什迪的《羞耻》不久，而写作《邮差》之前，我正反复向朋友们推荐帕慕克的《白色城堡》……《邮差》也许部分地成为我以后写作的一个方向。至少是叙事策略上——也许不会。下一篇，我愿意尝试另外的可能，我不知道什么会延续下来。之所以提到拉什迪，是因为他带给我强烈的冲击。他完全是一只陌生的野兽，在我这个自诩熟悉多个物种的人看来。李敬泽曾对我说，你李浩一直幻想自己是只野兽，其实已变成一只家畜了——这句话于我是不断在耳边敲击的钟。我当然不甘。让自己警惕。但阅读拉什迪，我缺产生了自己已是家畜的感觉。他的“汉语”竟也引我不适，着迷。如果将《邮差》作为方向，我也必须努力剔除可能的媚俗。我一直谨慎有余，身上野兽的血液并不多。●写作在我的此刻看来可以是一种智力游戏，作家负责安设路标，将一些魔术道具沿途一一埋藏，有深有浅。有时会有意露些马脚，但露了马脚的地方未必真的藏有魔术道具或谜语，它可能只是马脚，核桃或镜子。它引诱魔术爱好者和猜谜爱好者。有时还会强调“非诚勿扰”。在我的《邮差》中我埋下的是……嘘。●感谢李兰玉。她的敬业和对文学的谦敬让我感动，她从则臣的手里抢来了这篇小说，让则臣对我大大地不满。感谢则臣。他给我的《邮差》提出了三条很好的意见，现在的《邮差》是根据他的意见修改的结果，有这样的朋友让我温暖。感谢章德宁，她挖到了我在小说中的得意埋设，对世界和人生，我们有着众多共同的共通的理解。感谢和我共同工作过的的《北京文学》，当然更感谢文学。●小说，应当说出那些其他学科不能替代唯有小说才可说出的东西，它要努力留住和呈现“不可言说”。我想，这也应算是一个方向。或者标准。至少针对于我个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