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智娜 张 宁

7月24日下午的北京,大雨滂沱。

在位于京北昌平区的别墅内,王兴东正在为进行中的官司奋笔疾书,对于10天前的开庭,王兴东与王浙滨夫妇并不看好,“虽然是发回重审,但我们一点儿都不抱希望,这次审完我们肯定要上诉”。

这起令王浙滨感到纠结不清的官司,缘于电视剧剧本《与皇帝离婚的女人》,这部堪称中国的《乱世佳人》的电视剧剧本是她和儿子王放放历经3年的艰辛共同创作的,是儿子的处女作。

满心希望儿子能凭借此剧“一炮而红”,用以回报他3年的创作之苦,没想到换来的却是3年都没走完的维权路。

超越信任的采访

王兴东、王浙滨夫妇是中国编剧界的大腕儿,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那段岁月,他们有着东北“夫妻二王”的美称。

10年前的冬天,已经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并转战北京的王兴东,与妻子王浙滨回到长春,他们手捧着鲜花来到医院,病房里有一位老人在等待他们。老人像过节一样,理顺了花白的头发,穿上喜庆的红上衣,虽然手背上还扎着输液针,但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力量。这位老人就是溥仪的第四任妻子,人称“末代皇妃”的李玉琴。

早在1982年,已在编剧事业上小有名气的王兴东就认识了李玉琴,在多次的接触中,他发现李玉琴是一位很有“故事”的人。“我跟她说‘我把你的故事写点东西吧,她说‘已经有人写了,叫《末代皇帝》,里面已经涉及我了。她说的是王凤源编剧的《末代皇帝》,里面有三集戏写了她”。王兴东的想法暂时被搁浅,直到1999年冬天,他接到了李玉琴儿子黄焕新的电话。

此时的李玉琴患肝硬化已经进入晚期,她想将连儿子都不详知的坎坷一生讲述给自己最信任的“夫妻二王”。“当时我们刚刚拍完《背起爸爸上学》,正是后期制作最忙碌的时候,但是对于一位病入膏肓的老人这样的呼唤,我们必须要去。”王浙滨说,他们放下手头一切工作,立刻赶回长春。

将近十天的采访,王浙滨每天都会带去一束鲜花。而李玉琴也会在两个小时的采访中,用最好的状态讲述她的两段婚姻。“她说‘我一生接受了那么多采访,像这样的采访是第一次,她和我们讲了很私密的事,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王浙滨说,那次采访他们得到的是极其珍贵的、独一无二的资料。

2001年,李玉琴走完了她坎坷的一生。两年后,王兴东创作的电影剧本《与皇帝离婚的女人》完成,并被著名导演谢晋相中,偏偏突如其来的一场“非典”,让这部还差部分资金的剧本彻底搁浅。“因为已经同意给谢导了,我们就不想再给别人了。”虽然不能将剧本搬上荧幕,但王浙滨认为他们坚持了做人最基本的诚信。

但是,李玉琴对他们的那份信任,王浙滨始终不能忘怀。“记得她临终前,儿子、丈夫谁都不认识了,唯独认识我”,就凭老人对自己的这份特殊感情,王浙滨也一定要完成老人的遗愿,于是她开始着手《与皇帝离婚的女人》的电视剧创作。此时,正值儿子王放放北京大学毕业,因为出国深造计划被“非典”耽搁,他就此加入母亲的队伍,一头扎进了电视剧剧本的创作中。

三年炼一剧

说是加入,王放放却成了剧本的主创。这个在北大拿到化学和艺术两个学位的年轻人,集理性与感性于一身,搞起创作来有着自己的套路。为深入生活,他曾五次到伪皇宫了解情况,去了关押溥仪的战犯监狱,沿着溥仪、李玉琴逃难的足迹去了大栗子沟、临江、通化、天津,实地感受人物和环境,临走时制片人送给他的鞋回来后已是面目全非了。

考察回来后,王放放便在北大旁租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开始了他的“闭关”创作生活。王浙滨说,那段日子剧本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屋子里四面墙上贴满了各个人物的故事纪要、性格,以及剧本的提纲、结构、线索图,“经常是晚上突然想起什么来,打开灯就往墙上写,写到相应的人物下面,密密麻麻麻的”,王放放喜欢用他的理性逻辑思维进行细致的分析,主要人物、次要人物的小传写了一本又一本,“这点我都很佩服他,分析得很细”,王浙滨对儿子的热情与执著很是称赞。

不仅如此,王放放还几乎穷尽了所有关于末代皇帝的传记、书信,以及关于那个时代的小说、纪实文学、影像资料,包括李玉琴的传记《傀儡婚姻》和《坎坷岁月》、李玉琴的第一手采访资料等,边研究边创作,他认为“要写一个真实的人物,必须要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出生在编剧之家,站在父母的肩膀上,王放放很自然地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生产精品。“他不希望在父母的光环下,借父母的力量怎么样,他一直希望有自己的作品”,王浙滨说,整部剧都是王放放一个人在做,“下的工夫实在是太大了”。

“创作中遇到的困难太多了,充满了艰难和绝望,因为总是达不到自己的要求,王放放也哭过,有时感觉难以驾驭”,但是他还是坚持下来了。三年过去了,当年出国的同学回来,都惊讶王放放还在写同一个剧本,但是他们不知道,王放放一心打造的是精品,他要把它创作成一部文学大戏、时代大作,这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难度有点大,但是他的热情与细腻,他的“初生牛犊不畏虎”的那股拼劲,让给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至少得到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肯定。

意料之外的官司

儿子的投入让王浙滨越来越担心,“我觉得这不是写电视剧的心态,一般电视剧不是这样写的,都几天就写一集,一位投资的朋友开玩笑地说‘电视剧都像你们这样写早就赔了!”

而王浙滨的另一种压力来自对儿子前途的考虑,她很希望通过这部剧能让儿子在编剧界站稳脚,可是她又担心儿子这样的付出没有什么结果。

2006年,王放放交出一份骄人的成绩,他完成的剧本得到业界的肯定,并有多家公司“追求”。出于对老领导的情面和信任,王浙滨最终将剧本给了中国文采声像出版公司(以下简称“文采公司”),并为公司介绍了导演丁荫楠。

本以为剧本会因少有的成熟与大气而就此轰动,但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三年的心血却引来了一连串的官司,他们陷入了无休止的纠纷之中。

最初的合作还是很顺利的,王浙滨母子依约交付修改的剧本后,文采公司先后给付了三个阶段中前两阶段总计60万元的稿酬。就在他们继续修改第三稿时,一部片名为《历史的背后》的电视剧在长春高调开机。更让王浙滨母子没想到的是,这部编剧署名胡建新的电视剧竟是自己创作的《与皇帝离婚的女人》。

这一切,王浙滨都是从黄焕新那里得知的。2007年4月12日,《与皇帝离婚的女人》的制片人到了长春,拿出剧本让黄焕新提意见。他突然发现剧本名称变成了《历史的背后》,剧本封面署名“编剧胡建新”。

面对权益被践踏,王放放再也无法忍受了,“当时我们正在赶拍《一个人的奥林匹克》,8个国家的演员把我忙得不可开交”,可是王放放一句“妈,我们必须起诉”,把王浙滨拉回现实,让她不得不正视即将开始的诉讼。原本王浙滨和王兴东都不想让儿子卷入官司之中,而这个20多的小伙子却异常坚定。

2007年6月,他们提起了合同违约之诉,将文采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对方支付剩余的30万元稿酬;紧接着文采公司也以王浙滨晚交5天的剧本同样提起了合同违约之诉,要求对方返还60万元稿酬并赔偿经济损失18万元。

诉讼之路就这样开始了。接到对方提供的证据后,王放放没有放过每一个细节,也正是他的认真,让他有了突破性的发现。“放放在对方提供的证明我们晚交剧本的电子邮件中,发现有一封他们发给胡建新的邮件,名为‘FWD:最后三集,那正是由我发给文采公司的名为‘最后三集的邮件转发而来的。”王浙滨说这个有利发现让他们赢得了被违约的官司,法院驳回了文采公司的起诉。文采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

然而,王浙滨起诉文采公司的诉讼,也因法院采信了“《历史的背后》是文采公司委托职业编剧胡建新另行组织重新创作的同一题材的剧本”而被驳回了。王浙滨没有上诉,因为这次诉讼反而让王浙滨拿到了一份十分有利的证据,那就是《历史的背后》的剧本。

接踵而至的诉讼

拿到《历史的背后》的剧本对王浙滨母子来说是个意外,更是一份惊喜。“我们正发愁拿不到剧本,没有证据启动侵权诉讼呢,文采公司正好把它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了,这对我们来说太有利了。”王浙滨笑称他们的证据“得来全不费工夫”。

正是这个有利的证据,坚定了王浙滨将诉讼走到底的决心。2007年10月,王浙滨向法院提起了侵权案,但由于违约案文采公司上诉了,二审法院认为新提起的侵权案与上诉案需要合并审理,因此,案件被移至二审法院审理。“可是开庭审理已经一年多了,这个案件还没有结果”。王浙滨对迟迟不来的判决表示不满。

就在王浙滨母子等待侵权案的判决期间,突然有人告诉王浙滨,一部名为《传奇福贵人》的30集电视连续剧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报备立项。“对方告诉我,这部剧的题材和我们写的《与皇帝离婚的女人》一致”。经过查询,王浙滨发现这部电视剧便是《历史的背后》更名而来,而它在广电总局立项时,相关手续和名称竟然是《与皇帝离婚的女人》。

“我们立刻和广电总局的电视司进行沟通,4次见面、10封书信都没能解决问题”,2008年9月8日,《传奇福贵人》获得播放许可证。这让王浙滨很是气愤,“明明知道我们有这么多的投诉信,而且我们的侵权案还没有结论,却依然发放播放许可证”。

经过再三的犹豫,王浙滨还是将广电总局告上法庭。拿到这起行政诉讼判决书的日子是2008年的最后一天,“结果让我们全家都很意外,我和王放放意外被‘踢出这部剧了。我们三年的辛苦竟然‘与该剧没有关系了。这个结果让我们全家不但没有心情过元旦,连春节都过得没有味道了。”王浙滨坚决地提出了上诉。

2009年4月2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认定事实错误,法理不清”部分诉讼发回重审。“当时我眼泪都流下来了,放放特别掩饰自己,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也很激动。”王浙滨说,为了这几起诉讼,王放放天天都在研究法律,“我们虽然请了律师,但放放觉得不够,连《起诉书》都是放放修改的,他认为律师写得不够一针见血。家里的《民法》、《合同法》、《著作权法》都被王放放翻烂了”。

庭审中,王放放更是对程序了如指掌,对证据如数家珍,提到哪一点就迅速地找出相应的证据。他们的证据用一个大旅行包装着放在旁边,还创造性地把关键证据放大到海报那么大,让法官和旁听席上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王放放可以做律师了。”王浙滨苦笑说。

从官司一开始,王浙滨就心神不宁,渐渐地晚上睡不着觉,只能依靠安眠药睡上一会儿,安眠药从1片增加到2片,王浙滨越来越憔悴,“这是一种摧残,对人的心智的摧残。”

“我觉得这次打官司我自己变得顽强,放放长大了,他让我懂得为了自己的目标要顽强地去追求。”王放放在整件事情中起着支柱的作用,他没有垮,但是,他怕了,辛苦的创作带来的不是可喜的成功而是接连不断的官司纠纷,这期间有犹豫、无奈、愤怒、痛苦、滑稽可笑,他开始怀疑这条路要不要走下去。

现在的王放放在打官司的同时,开始了新的工作。投入地工作成了他调节心情的唯一方式。他做电影,做策划,自己找导演,可惜不再写电视剧了。

“我不再干涉他的工作了,《与皇帝离婚的女人》完成后,就是我找的制片人和导演,结果引来一连串的诉讼。有朋友说这是我送给儿子的‘礼物。”王浙滨苦苦地笑了。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9年8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