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智

我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工人家庭，在九兄妹中排行第五，从小总是穿哥哥穿旧了的衣裳。父母以及全家的节衣缩食，使我从来都没有奢望能穿上新衣裳；再加上男孩子没有女孩子那种对新衣裳的强烈渴求，也就从未因此怪罪父母，以至于认为生活本该就是如此。

只靠父母微薄的工资很难维持这个大家庭。于是母亲很早就学会了裁剪衣裳的手艺。她与家属院里几个妇女开了一家缝纫店，靠着一天到晚为别人做新衣裳挣点儿小钱补贴家用。母亲就没日没夜地裁剪衣裳，除了从事家务、相夫教子之外，这几乎成了她生活的全部。

即便我家有了一个当裁缝的妈妈，我也从未要求她给我做一件新衣裳。倒是母亲看到别家的孩子经常穿上新衣裳而感到过意不去，于是，她前后三次买了便宜的布料，给我做过三件新衣裳，这使我终生难忘。

20世纪50年代末期，我开始读初中。当时流行中山装，母亲就给我做了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好像是送给我的学习生涯中一个转折点的一份礼物。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母亲事前并未告诉我这件事，也没有用她那条已经用得字迹模糊的皮尺量我的身段。她怎么能做得这样合身呢？穿上崭新的中山装，我真是神气了好一阵子。我把钢笔插在衣服左上方口袋里，把俄语单词本装在右下方口袋里，走起路来也是昂首挺胸，念起俄语单词也格外流畅。不过那时，蓝色中山装几乎成了中国人统一的着装，因此被“老外”戏称为6亿蓝蚂蚁。由此可见当时国人那种“趋同”的审美追求。

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军装成了青年人最时髦的装束。尤其是女孩子，穿上一身绿军装，腰间束一条武装带，左臂戴上写有“红卫兵”3个金字的红袖章，头上扎两条马尾辫——那就是革命和身份的象征，就是“红五类”象征，就是“美”的象征。而我，当时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被视为“黑五类”，被驱赶到社会边缘和底层，几乎成了革命的对象，自然也就不敢奢望穿上绿军装。没曾想，母亲又是一声不响地给我做了一件绿军装。我兴奋地穿在身上，再配上蓝色的裤子，使人误认为我是空军转业人员。心中顿然升起一般自豪感。当然，那是一股虚假的自豪感。那时，社会上的一切，即便是“流行色”，也闪耀着鲜明的政治色彩。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西装开始流行起来。当许多人身着西装，足登革履的时候，我还是不合时宜地身着“军干服”，足登“运动鞋”，我好像永远赶不上时代的脚步。这时，我通过1977年的高考，正在郑州大学文学院读书。母亲认为，年届中年的的我，应当有不止一件的衣裳了。于是给我做了一件笔挺的西装，又花14元钱给我买了我的第一双皮鞋。哎呀！我也能身着西装，足登革履啦！当我的胸膛同样笔挺，当我的皮鞋在柏油路上咔咔作响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好像换了一个人，我感到我和中国一道跨进了一个新时代。中国人除了穿那种严谨的毛式制服之外，也能和外国人一样穿上这种开放式的西装了。

如今，每逢打开我的衣柜，逐一审视这些年来买的一套又一套衣裳的时候，我总感到哪一套也比不上母亲给我做的那三件新衣裳。

如今，母亲已经九十有四，耳聋目昏，背驼齿落，头上的白发也越来越稀疏了。几十年没日没夜地站着裁剪衣裳，严重地伤害了她的双腿，十年前她已经不能走动了，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度日。几十年来她给别人和她的家人做了多少新衣裳，恐怕是成千上万，而对自己的衣裳，却奉守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原则。很长一段时间，缝制衣裳的人却往往穿着最为破旧的衣裳。这就是我的母亲。

一想起整个家属院总是我家的灯光最后熄灭时，就想起我伏案裁剪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