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山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安排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分析比较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相关性的各种理论学说观点，对正确认识今天中国改革发展的根本原因及今后改革发展趋向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关键词：制度变迁经济增长

1973年发表的经济史学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改变了以往人们在技术革新中寻找经济增长原因的传统，开创了用制度变迁解释经济增长的先河。1979年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标志，中国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奇迹”，也被证明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一、变迁理论与经济增长模型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众多的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的因素及其作用的认定不尽相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大类：(1)生产要素的数量；(2)人力资本；(3)技术；(4)经济组织；(5)制度。将制度视为内生变量，去研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西方制度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将制度视为研究的重要变量，打开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尘封了许久的制度“黑箱”。下面就以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来探讨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关系。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是相对价格的变化和追求制度创新的收益。在一个动态经济系统中，已有的制度安排决定了现有的成本——收益结构，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收入流以及速度。当某种外在性的变化传导到经济系统中，从而引起相对价格的变化，将改变现有的收益——成本结构。但这种变化引起的潜在收入流，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进行制度的变迁与创新，通过新的制度才能把潜在的收入流转变为现实的收入流。当技术变迁被看作是相对价格变化诱致时，就不能认为技术变迁是外生于经济系统的，相反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诱致因素。因此研究经济增长就不能把技术变迁简单地看作外生过程。必须研究技术与制度的互动，才能真正找到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二、我国改革过程中制度变迁的实践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分析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制度创新过程中，制度变迁是一个小群体为了获取现有制度的外部利润而自发组织起来并经过一致同意而进行的。他们对这种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比较大，在这种预期收益激励下，制度创新就应运而生了，并被推广到全国。

由此可见，这种制度变迁是源于群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发展于国家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群体对获利机会的理性选择促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国家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社会总产出，以强制实施来补充基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达到国家与社会在制度变迁中的互动，以较小的制度创新成本获取较大的制度创新收益。

2、设立经济特区的制度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等地设立经济特区，试行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由政府主导进行的一次制度变迁试验，在经济特区进行的制度变迁，政府给予了很多的扶持，国家在经济特区进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投有设定太多的框框来限制。经济特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实施制度创新的主体是特区政府，特区政府采用的制度变迁路径是：一是自主进行制度创新，二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中比较规范的市场经济模式、同时国家对特区制度的变迁时刻关注着，不断进行评估和总结。

3、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变迁分析

国企改革是国家做出的重大制度变迁举措，国企改革是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强制实施的制度变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种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整体性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一直主导着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方式，变迁策略的选择也都是由政府一手操纵，一手安排。政府是变迁的主体，制度变迁的方式和路径不是由企业自主选择，而是由体改部门和财政部门决定后强迫企业接受，企业没有选择的空间和权利。

三、制度变迁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发展与不足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学说有以下几种：

1、渐进式改革与经济增长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的经济改革以经济增长和国民的富裕为目标，逐渐市场制度在双轨经济体制中的作用已经超过了计划经济。90年代初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在我国盛行，学术界出现了用制度变迁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型，在认同“改革就是制度变迁”的基础上，一批经济学家对“渐进式改革”进行了探讨。

2、政府与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一般认为具有“政府主导型”特征。这意味着要理解中国的改革过程，必须首先理解政府的行为。杨瑞龙针对中国的制度变迁由政府主导这一特点，提出了“以供给为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

3、产权、企业与经济增长

盛洪最早看到市场规则在国有企业扩展，他看到国营企业内计划义务和权利的货币化、产权化对于改变政企关系、有效配置资源、增加激励的重要性。田国强则探讨了激励机制(制度)变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该理论框架从产权界定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关系出发，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以设计出一套激励机制(制度)来有效地配置资源。林毅夫则引入“自生能力”的概念，认为解释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成功有赖于企业自生能力的成功解决。

四、总结与分析

综观30年来改革的历程，制度创新贯穿了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始终，并对经济增长起着加速推动的作用。可以说,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波动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波动”其实质是制度创新的边际收益由递增到递减而最后为零的过程。制度变迁成为中国改革30年经济增长的最动态原因。

然而，制度因素不可能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一旦制度变革的结果使生产关系已基本适应生产力的要求，也即制度已达到新的均衡时，起重要作用的将不再是制度，而是技术(生产力)。对目前的中国而言，制度不均衡仍然存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仍将深入场券进行下去，因而制度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然而，又由于中国的制度创新已达到一定阶段，制度创新的效率递增趋势已经减缓甚至有可能出现效率不变或递减的状况，我们又必须加强对知识的重视程度，使知识和制度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腾飞的两大发动机。

参考文献：

[1]L.E.戴维斯，D.C.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A]，制度创新的理论：描述、类推与说明[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李建标，经济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与制度安排的可设计性，经济评论，2001(2)

[3]张红芳，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延安大学学报，2000(3)

[4]何恒远，结构调整、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三者互动关系研究，山东经济,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