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鑫

放卫星,是我国在大跃进时期产生的特定历史名词。在那个历史时期,不论农业、工业抑或是科学教育界,为了表示建设社会主义的饱满热情,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现状的渴望,改天换地的豪情,“超英赶美”的雄心,豪情满怀地响应党的号召,各行各业无视科学,对成果进行虚报夸大宣传,浮夸风盛行。当时,放卫星成为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核心,在民间歌谣中这样描述当时社会歇斯底里的“攀比”情况:“互相攀比放卫星,你跃我更跃,你高我更高,你骑千里马,我坐火箭炮,看谁先送大捷报。后来,“放卫星”专指吹牛、不切实际、夸大宣传。

但是为何称为“放卫星”?这和1957年苏联发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颗卫星的成功发射,是人类航天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1957年美国和苏联开始两极争霸,苏联为了和美国对抗,大力开动宣传武器,宣传卫星的成功发射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体现。这一重大成就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均将其视为社会主义的无上荣耀。这一喜讯的传来,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异常高兴,但过后又为其带来了很大的焦虑,因为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也要同样的展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于是,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一场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在那个时期各地盛行浮夸风,夸大虚报粮食产量。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一块2.9亩的小麦实验田里收获了3821斤小麦,这便是第一颗“高产卫星”。得到《人民日报》的肯定后,各地的吹牛比赛达到了高潮。“放卫星”这个历史的名词,自此也就随着报道的深入家喻户晓。

“放卫星”的历史背景——“大跃进”运动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这几句耳熟能详的口号,想必经历过“大跃进”时期的人们都不会陌生,这些话在那个时期极为流行。1958年初,由中央领导人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参加人员广泛、声势浩大,可谓是史上少有。凡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至今还记忆犹新,令人难以忘怀。

中国共产党于1958年至1960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极“左”路线运动,大跃进就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毛泽东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对浮夸风持怀疑批评的人举的是“白旗”,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毛泽东提出要“插红旗,拔白旗”。)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上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路线的出发点是好的,是要以最快的速度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是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当时中国经济基本状况认识不够,又忽略了客观经济规律,加之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因而在总路线提出后,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党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但是,限于当时的生产条件,想要如此迅速的取得成绩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为达到指标,各行各业欺上瞒下开始大放卫星。

农业放卫星

1958年6月初,国家计委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其中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个文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于是,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毛泽东率领中国“超英赶美”,农业领域也不甘落后。国家计划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

奔着这个目标,中国农业开始如火如荼的赶超英美,粮食高产卫星也开始纷纷上天。

首先是人民公社的建立。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对小规模的农业合作社不满足了。当时由于邓子恢进行抵制,“大社”在1957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没有办起来。1958年3月,借着“大跃进”风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上,再次提出小社并大社,并且将区、乡政府和生产合作社合为一体,即乡社合一。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建立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且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向全国发表了这个决议,加上毛泽东多次发出“人民公社好”的赞扬,整个中国闻风而动,不出3个月,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合并成2万6千多个人民公社,1亿2千万农户进入人民公社,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9%以上,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新名词,出现了很多以“卫星”命名的地点。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58年4月20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号称中国第一个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社群。该公社的前身是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公社韩楼大队在一块2.9亩小麦试验田里收获了3821斤小麦。”这是国内放出的第一颗“高产卫星”。据资料表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搞浮夸、说大话的第一人是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此人在战争年代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在1958年3月的成都全国农业会议上吴芝圃即表示,河南该年度增产几百亿斤不成问题,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

1958年7月,再次从农业战线传来喜讯。《人民日报》7月23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合作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随后破纪录的粮食亩产不断传来。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斤,再次放了一个大“卫星”。亩产万斤粮的消息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都议论纷纷,有的人甚至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榜样竖起来了,而且在媒体上公开公布了,剩下的就是各地加足“干劲”纷纷效仿。随后,各省各地区主抓农业的领导干部,亲自抓“试验田”,取得了“明显成效”。1958年8月22日,安徽省宣布成为全国第一个早稻亩产千斤省。9月13日,河南省宣布成为全国第二个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省宣布成为千斤省。到了秋收季节,粮食亩产万斤粮的报道,便接踵而来,比比皆是。更有甚者,亩产粮食不仅能够万斤,而且还能够产十万斤粮,这一产量让人瞠目结舌。据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随后,《天津日报》又分别报道天津市双林农场“试验田”,亩产稻谷126339斤的特大消息,一时轰动全国,压倒群雄独领风骚。这一产量让人难以置信,这些稻子是如何种植的?怎样管理的?经介绍是采用密植的办法,深翻土地,多施肥料,白天要用鼓风机向里边通风,晚上要有灯光照射,才有此收益。话虽这么说,但还是令人难以信服,但是天津新立村的“试验田”,毛泽东亲自到实地视察过,既然是领袖肯定的事情,因此,在全国也就名声大噪了。

1958年7月23日,中国农业部公布当年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小麦产量达到779亿斤,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跃居世界第二大产麦国。实际上,那年中国的小麦产量只有451.8亿斤,不仅比美国当年估计的小麦产量少279.5亿斤,就是比中国1957年的小麦产量也还少21亿斤。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时,问当地孩子吃些什么,孩子们咽着口水道:“吃饺子、烙饼。”县委书记张国忠亲自向毛主席汇报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等高产“卫星”,粮食已经吃不完了。毛泽东听后大喜,竟然相信了并大为兴奋地说:“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吗?”“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他还兴致勃勃地对陪同的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说:“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1958年9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大肆赞扬徐水县人民公社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同一天,《人民日报》报道说,“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从此,徐水县这个名字响遍全国,一时成为“大跃进”的明星,各地的党政领导干部纷纷来到此处学习取经。中共中央随即在徐水县进行“共产主义试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几次亲临指导。徐水县取消了商业,把房屋、家畜等个人财产全部“归公”,全部人员实行供给制,吃饭穿衣,样样全包。

《人民日报》在7月23日发表社论《今年夏粮大丰收说明了什么?》,声称“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8月2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题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宣称“地的产是由人的胆决定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出笼。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的早稻生产又放异彩。根据湖北省、黄冈专区和麻城县三级早稻高产验收团联合查验证实,这个县的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在一点零一六亩播种‘江西早种子的早稻田里,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惊人纪录,截至目前,这是我国早稻大丰收中放射出的大批高产‘卫星中的‘冠军,它比安徽省枞阳县石马乡高丰农业社及本县平靖乡第二农业社先后创造的早稻高产纪录高出一倍以上。”

1958年9月5日报道,《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9月18日,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上赫然登载了广西容县水稻亩产达十三万斤的报道,放了一颗特大“卫星”。这个鲜为人知的容县顿时名闻天下。在全国人民为这颗特大“卫星”欢呼雀跃的时侯,也让世界人民笑掉了大牙。从此,放卫星一词成为中国当代史中的重量级词汇,不仅因为它所代表的庞大数字,而且因为它所蕴含的血泪斑斑。叶浅予的《大跃进诗画集》收有名为《卫星玉米》的一首诗,描写的就是当时放卫星的“成果”:“庄稼顶上红旗飘,疑是麻雀遭围剿;走进玉米试验田,十八罗汉一稳摇。”相比来说,另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歌,更富想像力:“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不会对这种“高产卫星”没有疑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毛泽东常说:“我就不相信,粮食亩产能到万斤。不过,他在视察各地时的所见所闻又让他不得不信。当时的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回忆说,1959年7月11日,他曾经在庐山会议期间问毛泽东:“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泽东说,他看了钱学森的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利用得好就能亩产几万斤,所以他相信了。毛泽东说的这篇文章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和导弹专家钱学森1958年6月1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他在文章中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百分之三十,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他在文章中还以河南省某些特别丰产试验田亩产160万斤蔬菜作为例子。毛泽东是否真是因为看了钱学森的这篇文章就相信亩产可以上万斤的神话,现在无从考证。但是对于各地报告的高产,毛泽东从来没有公开质疑。毛泽东常说:“对人民的热情行动,不能泼冷水。”1958年10月,毛泽东在湖北省视察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亲自带毛泽东看到,在亩产万斤的良田上,长出的稻子密密麻麻一棵挨着一棵,人上去都踩不倒。事后李志绥得知,那是用“并田”的手段把十几亩地的水稻插在一亩地里,专门让毛泽东看的。

但这些今天看起来让人笑掉牙的亩产粮食数据是如何出炉的呢?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到当时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虚报产量时说:“如果说他们当中有一些人造假,比如说李井泉,现在的四川人都很清楚,他当时是造假的,他是要求底下一定要报假数字的,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官僚制度本身的弊病。就是他们上面考查下面的干部都用数字,那么谁的数字报得高,谁的数字让上面领导、中央喜欢,谁就会得到上边的肯定,就会得到表扬。没有哪个省委书记愿意自己的数字比别人低。所以,为什么从最开始的时候粮食产量从千斤,你报1000斤,我报1200斤,另一个地方报1500斤,然后长长长,慢慢慢慢大家互相攀比,拼命地往上报,最后报到1万多斤,就是这个道理。都是给上边看,谁都不能落在后面。”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估计195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可以达到6000至7000亿斤,后来又加码到7500亿斤。而实际上当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000亿斤。1958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要求1959年的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7500亿斤增加到1万零5百亿斤。而1959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不仅没有比1958年增加,反而减产15%。1958年,中国国家计委要求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2个5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0%左右。到1962年,粮食产量要达到1万5千亿斤,比1957年增长3.8倍。1960年1月26日,国务院下发文件宣布,1958、1959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库存持续增加,并继续出口粮食。东欧国家鉴于中国宣传粮食大丰收,要求中国在1960年供应84.7万吨,比1959年提高50%。而实际上,中国1963年的粮食产量为1700亿斤,仅仅恢复到1954年的水平(1695.2亿斤)。狂想和现实实在相去甚远。

大跃进、放卫星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想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反而我们看到了中华大地上曾经上演的荒唐、悲哀的一幕幕:人民公社“大跃进”,各地粮食高产“放卫星”,粮食多得吃不完了,于是,各地大办公共食堂,“放开肚子吃饱饭”,国家对农村大量征购粮食。结果,不到半年,1959年春天部分地区就出现饥荒,1960年几乎全国城乡处处缺粮,大量的人口因饥饿死亡,高产卫星叫得最响的河南信阳地区人口饿死率高达30%,河南全省一个冬春竟饿死200多万人。这就是浮夸风、共产风的恶果。但困难毕竟是暂时的,在挫折面前经过反省,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地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加强了对农业领导,纠正了种种错误做法,自1962年始,农村经济开始复苏,农业生产得以发展,1963年全地区粮食总产达21.38亿斤,扭转粮食产品连年下降的局面,为解放以来粮食产量最高一年。

工业放卫星

放卫星,在上世纪50年代,成为中国民众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主题。随着卫星越放越高,牛皮越吹越大,革命斗志也越来越高昂,不仅全国农村普遍放卫星,城市工厂也开展了放卫星活动。而习惯上,人们把农业高产称为放卫星,把工业的高速发展称为点火箭或坐火箭,卫星、火箭两个名词,与中国传统的“人定胜天”思想相结合,产生了很多气势宏大的诗歌,比如:“撼山岳,填大海,拨地球,补苍天,乘卫星,坐火箭,一跃十万零八千,不超英美誓不甘。但在具体使用中,“卫星”与“火箭”基本上是同义反复。在广泛流传的顺口溜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卫星上了天,其实在车间。日日大跃进,坐着红火箭。要问火箭谁来造,车间全体战斗员。”

农业战线上的高产“卫星”不断升天,丰收的喜讯不断传来,对工业战线也是个很大的促进。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

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1958年底,全国为满足毛泽东的意愿,把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满腔热情的农民把锄头、铁锹、秤砣、锅等都扔进土炉里“炼钢”,炼钢炉满山遍野,炉火通宵不息。

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当年本来粮食丰收在望,可9000万人上山炼钢,农民让粮食烂在了地里,无人收割,使粮食产量大减,还去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

据报道1958年9月29日,全国钢日产量58220吨,铁日产量29.2万吨,并且出现了9个日产铁万吨以上的省和73个日产铁千吨县;煤炭日产量己突破百万吨大关,铁路的日装车数己达5.2万吨。对此,《人民日报》发表《“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宣称:有了这么多的“卫星”,这就证明了只要经过努力,10月份我国钢的平均日产量就能够达到6万吨,铁的平均日产量能够超过10万吨。今年钢产量翻一番的计划一定能完成和超额完成。

放卫星在工业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果不其然,大跃进、大炼钢造成了大饥荒。据当时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中国人口减少了2000万。若加上每年本应增加新生人口1200万,所以,实际的饿死人口在4000万左右。也就是说,三年饥荒的死亡人数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牺牲、被屠杀、饿死的人口总数的2倍,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450颗广岛原子弹。连历史上从未饿死人的天府之国四川也饿死了800万人。

科技放卫星

工农业大放卫星的同时,科技界也加入了吹牛的行列,如果说普通官员和工人、农民头脑发热、口出狂言还可以理解的话,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也比赛吹牛就很难让人原谅了。然而,这又如何怪得了他们呢?1958年8月7日,中国科学院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认为从现在起以后的7年时间很重要,要做到人家有的我们都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在这一指示的压力下,科学家的大放卫星,也实属无奈。

于是各种各样的科技卫星相继发射,相关报道也接踵而来。

1958年2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开会部署科学工作大跃进。部分研究所所长纷纷表态,要在今后的5到10年之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随后,科技“奇迹”出现。同年5月下旬,中科院“捷报频传”,青年科学家研制的产品有7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1项是首创。继而1958年7月1日,中科院又宣布了300多项科研成果,“其中超过国际水平和达到国际水平的共有25项”,包括应用物理研究所研制成功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频率最高的半导体晶体,超过美国同类产品,而且是在20天内突击研制成功的。不到两个星期以后,中科院再次宣布完成1000项科研项目,其中100多项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北京大学也不甘示弱,1958年的北大没有放暑假,炎炎夏日里,全校师生在各自岗位上,汗流浃背,夜以继日地苦干、巧干,每天都在“放卫星”,声称在半个月内完成了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3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科学技术,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半个月之后,北京大学进一步宣布3406项科研成果,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981项。所有项目都是在40天之内完成的。1958年8月,南开大学为响应大跃进号召,提出“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的口号,一夜之间提出了2000多个科研项目。据报道,从8月11日到25日,共完成研究工作165项,其中达到国际水平的19种,世界独创的2种。后来的检查发现,这种所谓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绝大多数根本是天方夜谭。

军工科技在“大跃进”期间也想“跃进”。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师生提出要自行设计新型歼击机,赶超美苏当时的先进水平。结果由于技术和工艺不过关,只好草草收场。不仅如此,就连当时中国正在仿制的苏联米格-19歼击机和直升机,3年之中也没有仿制出一架合格产品,原因是为了配合“大跃进”,盲目追求产量翻番,忽视技术和质量。但是,各个军工厂领导为了报功,不是说“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就是把飞不起来的歼击机交给空军,并且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喜说,“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飞机照样上了天”。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十分兴奋,中央军委又是发贺电,又是举杯庆祝。贺龙元帅和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1960年11月视察这些工厂时才发现事实真相。罗瑞卿怒斥工厂领导人说:“闹了半天你们搞假招子,骗到我们头上了。”

毛泽东1958年8月在徐水县视察时还指示要研究粮食多了以后的用途。同年9月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执政8年总共增产粮食1600亿斤,而1958年一年就可增产几千亿斤,这叫做“突变”。“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粮食“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故提议说,“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

根据这一指示,中国科学院马上组织长春、大连、北京和上海的多个研究所进行研究,而且很快找到了将粮食转化为工业原料的方法。不过,还没等到利用这些研究结果转化多余的粮食,中国的三年大饥荒就到来了。

文化放卫星

农业放卫星,在祖国大地遍地开花,人们火热的情感引发了诗兴,于是全国在大放产量卫星的同时,又放出不少“精神”卫星。

顿时,农村诗歌遍地,“彩云绕着稻杆飘,乐得月亮直弯腰”,“端起水库当水瓢,浇灌旱地披金袍”……大字识不到半篓的农民却创造了成千上万的新民歌,墙上、门上、田埂、树杆、乃至电线杆上到处是琳琅满目的宣传放卫星的诗画。

不仅仅在农村创造出了一批批脍炙人口的歌谣,如:“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稻谷如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比人大,花生如番薯,番薯如冬瓜”、“鱼苗撒下千万条,条条长得像扁担”……除此之外在文化体育界,作家们也凭借着自己对大跃进的极度热情,纷纷创作作品来反映时代最强音。

当时最有名的诗歌,要数郭沫若创作的《跨上火箭篇》,谨录如下:“建设遵循总路线,轰轰烈烈活鲜鲜。文化革命上骏马,技术革命箭离弦。政治挂帅总领导,自力更生学苏联。地大物博人口多,超英超美有何难。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繁昌不愧叫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牛郎织女无颜色,盘古女娲骇破胆。工农生产大跃进,算盘无法再计算,需要电子计算机,大家望着科学院。文艺也有实验田,卫星及时飞上天。工农文章遍天下,作家何得再留连?到处都是新李杜,到处都有新屈原,荷马但丁不稀罕,莎士比亚几千万。李冰蔡伦接连翩,建筑圣人赛鲁班。哥伯尼同达尔文,牛顿居里肩并肩。血吸虫病成古典,恶性肿瘤已游仙,人人都是多面手,人口十亿还有多。人民内部有矛盾,随时展开大辩论。敢想敢说又敢做,矛盾促进大发展。力争上游争上上,鼓足干劲没边缘。尽快尽多尽好省,一天等于二十年。各尽所能取所需,将成老生之常谈。人间天国乌托邦,直是家常茶便饭。”

当时,就连中国大文学家季羡林先生也不例外。他是个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希望国家早日富强,但在政治上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幼儿园水平,很容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在当时全国人民热情奔涌的年代,季老怎么能无动于衷呢?他在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道:“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摘自《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我们现在还可以从1996年出版的《季羡林文集》中,读到季羡林在大跃进期间写的文章。因为季羡林在编辑自己的《文集》时有言在先:不悔少作,不避讳过去文章的浅陋或错误,凡能找到的,有文必收,并保持原样不作改动。1958年他的文章题目是《在大跃进中庆祝国庆节》,是向海外侨胞们报告祖国建设的成就并谈谈自己的感想。文中写道:“我以前常用‘祖国的建设简直是日新月异这句话;但是在今年,这句话无论如何也不够了。如果允许我杜撰的话,我想改为‘祖国建设简直是秒新分异。”

1958年,中央号召“全民写诗”。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谈到诗歌出路问题时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与此同时,毛还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俗称“两结合”。

在“全民写诗”的热潮中,昆明办了个“万人赛诗会”,一连数天,满城都是张贴的诗画。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看了三天之后,对学生说:“同学们,我仔细琢磨了三天三宿,这里面确实没有一首可以称之为诗的东西。”当时诗人韩笑1958年的创作规划:抒情诗50首,1000行;政治抒情诗4首,2500行;劳动颂30首,300行;商品宣传诗50首,250行;歌词20首,500行;儿童诗10首,600行。总计164首,5150行。韩笑说:“这个规划是否冒进了?我有些胆怯。但是我有决心努力,争取按计划完成。”

如果这些还说明不了当时诗歌创作的热情,亲历者的所见所闻可能更加有说服力,据当时在北大荒劳改农场的聂绀弩回忆说:“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要做诗……说是要使全中国出多少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立刻每人炕头都点上一盏灯。这房里是两条几十人的长炕,一时百来盏灯点起来,满屋通明,甚于白昼……”

放卫星,是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惨痛经历。在大跃进的几年间,我国的经济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导致的1960年大饥荒使人民民不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