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才旦卓玛,女,中国文联副主席,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藏族民歌手,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

解放前,儿时的才旦卓玛仅靠放牛牧羊来维持着艰辛的生活。西藏富有灵气的山水赋予才旦卓玛天生的好歌喉。1957年,她被保送至陕西咸阳西藏公学院学习,后又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民族班学习。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上演,才旦卓玛参加演出并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受到了全国观众的极度喜爱。

才旦卓玛的演唱,高亢、明亮、婉转、动情,《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等是她的代表曲目,久唱不衰。

凄惨的童年

1937年,我出生在西藏日喀则的一个贫苦农奴家庭,和平解放前的西藏,我和家人过着凄苦的生活。当时,我家是比较穷的,没地,也没有房,都是奴隶主的。在那个时候,能去学习文化的,基本上都是那些贵族的子女,还有的是家里有钱的,一般的穷人家,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贫苦农民子女,家庭条件不允许我们上学。我们几个姐妹,没有一个有文化的。当时总觉得我们的命运就是这样的。人家有钱人,农奴主子女命好,我们的命就这个样子,从来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至于以后我能从事歌唱事业,那更是不敢想的事情。我们小的时候,一般就是放羊、放牛,白天放羊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互相唱唱什么的,慢慢也习惯了唱歌。记得小时候我爸爸他们大概一个季度大家互相聚会,稍微小一点的小孩可以带去,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爸爸就带我去他们聚会的地方,大家喝酒喝的差不多的时候,也要唱。一般唱那个藏族的,藏戏唱得多,那个时候我有12、13岁,很喜欢他们大人唱,就跟着他们唱,听会了以后自己就唱,这样慢慢地就唱起来了。

解放军带来了新希望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随后,人民解放军来到了我的故乡日喀则,从此我的命运开始发生了改变。

解放军进藏以后,从来不给老百姓找麻烦,他们住的都是搭的帐篷。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打水有一个井比较远一点,我们从家里带着桶去,然后去打水,打水下面有很多农田,农田冬天都是空的,空了以后,他们在那里搭的帐篷,然后就住在那里,吃在那里。当时看到他们生活,由于缺氧他们的嘴巴什么都烂了。解放军和以前的藏兵完全不一样,以前藏兵来肯定要占老百姓的房子。他们选的房子,你必须腾出来,他住在这里,他的吃的,都得你们负责。新旧一对比,才知道解放军是怎样的人,他们从来也不给藏民找麻烦。

1956年,我们那里成立了青妇联,又叫青年联谊会。青妇联成立以后,活动很多。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参加,因为家里不允许。我们有个邻居,她是一个贵族老太太,那个老太太比较爱国,她动员我们去参加。就这样我就去了。

十八军进藏到日喀则以后,离我们家里比较近,有个十八军的文工队。这个日喀则文工队天天在排练,又唱,又跳。那个时候,觉得他们太幸福了。我们劳动回来了以后,就赶快到他们那个门口去,从门缝里头看着她们唱呀跳呀。

过去我们西藏对艺人,大家都有点瞧不起的。那个时候我还小,十几岁,也不知道顾忌什么,那个贵族老太太就让我们去参加解放军那边活动,跟着她们唱呀跳呀。就这样,后来他们文工团也听了我唱歌,听了以后觉得这个小姑娘嗓子还是可以的。

其时在我的同龄人里比我嗓子好的也有,但是有个问题,她们的家庭不准他们去。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谣言,说什么解放军来了以后,就把我们西藏的这些年轻人都带走了,解放军不会对我们好的。所以有的人也会有想法的,就不准子女去。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父母确实是心胸非常宽广的。我们家生活本来就很苦的,我去了以后,父母他们很高兴,很支持我。参加了青妇联以后,全区的一个青年会议在拉萨开,各地区都要带自己的节目来。刚好我们日喀则需要一个唱歌的。原来唱歌的那个女的怀孕了,去不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会儿,那个贵族老太太说有一个女孩,她是我们家的邻居,唱得可以,嗓子也可以。后来她们说叫我唱唱,她们听一下。当时一听就说可以了。然后就叫我跟一个老艺人学她唱的那个歌,学了以后,她们说我们到拉萨来参加这个会议,让我唱歌。就这样,我的嗓子慢慢就练出来了。

第一次内地之行

青妇联在拉萨开完会以后,又从各个地区的代表中选出10个人到内地去参观。我也被选中去了。那时候的交通还很差,我们当时都是坐汽车,顺青藏公路走。在青藏公路走的时候,都是以兵站为准,今天到什么地方,明天什么地方,一直这样下去。我们代表团去内地参观,组织上也是非常重视的。我们去的时候,有护送的部队,解放军中央的部队,比如说前边、后边都有部队保护,我们走在中间,就这样一直到了青海。一路上非常颠簸,那时候路也没有,好在大家那个时候都年轻嘛,也没有其他想法。经过七、八天的时间,我们先到了格尔木,休整了两天,然后又到了西宁。从西宁开始,我们就坐上火车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火车、第一次坐火车。

有个事情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是在西宁,当时我看到一处卖喝水的缸子的,那个缸子红红的,很漂亮,我非常喜欢。因为在西藏从来没有看见过,我就买了一个。然后坐火车的时候,我把缸子放到了桌子上,火车一开咚咚咚一晃动,那个缸子掉在了地上。哎呀,我那个心疼呀。因为那个缸子在我心目当中是很珍贵的。

到了北京以后,中央给我们代表团安排参观,然后给我们做新衣服。后来将近一年的时间,就是全国各地走。当年的武汉大桥刚刚开始建设。我们去了以后,就带我们去参观。因为长江的水很大、很宽,人家给我们介绍,从这边开始,一直把桥搭到那边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参观团在全国参观了好多地方,自己感觉眼界更开了,感觉自己有那么好的祖国,对未来也充满着信心。在去参观之前,我们知道有个北京,也大概听说过毛主席、周总理、共产党怎么怎么样,至于具体的东西就不知道了,到内地参观了以后,人家那边的农民、工人都生活得非常好。没有给他们压迫剥削,都是自己种的地,自己可以拿收成。工人也是,大家都有人身自由,可以自己来劳动。这样,慢慢的在思想上,对党的情感、对参加革命的心情就更深厚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就是因为当时内地的情况和我们西藏的情况反差很大。当时内地农民,全是种自己的地,但西藏还不是,那个时候是1956年,虽然讲和平解放了,但还是按照原来的制度搞的。我们没有土地,也没有房子。今年收成好一点,你还可以过得好一点。收成不好,你租的那个地还必须要交租,你不交不行的。所以一比起来看了以后,真的感觉共产党是好的。我们去了将近一年,回到家里以后,父母看到我,说人都变了,人也胖了,衣服穿得又好,而且还是公家给我们做的。因此,父母也说共产党好,毛主席是好人。以前我们都想的是我们的命不好,碰着我们自己受苦,就觉得是命,没有别的什么原因。

梦开始的地方

我唱的第一支歌是《献给毛主席》,当时我从日喀则到拉萨去参加青年会议的时候,带来两个节目。一个舞蹈,一个我和一个男的,我们两个用藏文对唱《献给毛主席》这首歌。

到了1959年,我又被选派到陕西咸阳,进入设在那里的“西藏公学”学习,从小没有受过教育的我终于走进了课堂。那年,我22岁。在咸阳西藏公学,实际上也只呆了半年时间。主要是学文化,学汉语拼音。后来,机遇再次降临在我的面前,为了培养西藏音乐人才,上海音乐学院开办了民族班。1958年的一天,上海音乐学院来咸阳西藏公学招生,我被录取了。至于说为什么被录取,我当时也不知道的,反正这样,当时办民族班嘛,民族班的要求可能稍微低一点,但是我们西藏是为什么呢,因为西藏是解放最晚的,还需要更多的培养人才,这个中央可能有要求吧,让更多的人培养成人才。

到了学校以后,我想,我是不是做梦嘛,后来学校来招生,我们好多人都考试,原来的文工团里有很多汉族同志,他们也来考试,后来老师就听我们那些文工团的人介绍,说这里头有一个女孩嗓子很好的,叫才旦卓玛,你们可以听一听。然后听了听我的嗓音,他们说可以了。

就这样,我迈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到学校以后,语言不通,话也不懂,王品素老师,她是当时声乐系的系支部书记,是个非常慈祥的人,我对她的印象是很深的。开始上课以后,我感觉难度太大了,说我想回去,我不学了,最难的是语言不通,老师为了教我,给我上课的时候,她先学一点藏话,你我他什么的这些话都学,你好,太阳,月亮什么都教给她,她就记下了。然后她练声的时候用这些,不是用“A、E、I、O、U”这些,我们也不太用,“A”会一点,因为我们歌好多都是“A”,其他很多不太清楚的,老师学了以后,比如说练声,你说“太阳出来”你们的藏话叫什么?“密嘛下九”。“密嘛下九”,老师钢琴就教“密嘛下九”,就这样练声。

我的成名曲

1959年,我为一部纪录片唱了主题曲,名字叫《翻身农奴把歌唱》,这也是我最早的成名曲吧。当时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了一个大型的纪录片,这个里头要用这样一个歌,他们写了一首歌,打算最好能够让藏族同志来唱,后来他们知道我在上海学习,就跟上海音乐学院联系,能不能叫我唱,老师说可以。我跟老师说,我不会唱那个,歌词里那么多的汉语。老师说没事,我给你一句一句教,一定会教好的。就这样,学会了以后就到了北京,在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录了音。这首歌曲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结合,西藏刚解放不久,西藏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时间不长,正好这个时间写出这首歌,我觉得表达出藏族人民对党的感情,也是人民对党要说的话,都在这首歌曲里表达出来。我自己唱的时候,也是这样想,也是表达这样的心情,这些歌是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唱这些歌曲不是表现我个人怎样,这首歌是代表我们藏族人民,特别是藏族解放的人民对党的深厚感情,要通过歌声来表示感谢。这确实是首非常好的歌!一直到现在,我到什么地方去演出时,我就问他们要我唱什么歌,他们第一个就点《翻身农奴把歌唱》这首歌。

在王品素老师的精心培养下,我的演唱水平得到了很快提升。1963年,偶然从广播里听到了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任桂珍老师唱的,我一听这个歌这么好,特别是我对这个歌词感觉非常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对我来说就是这样。“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这是我自己想说的话,都能够说出来。后来我就跟老师说,我想唱这首歌,老师一笑,他说你怎么想到唱这首歌?我说这首歌,我很喜欢,她说喜欢什么?我说喜欢这歌词,歌词它表达出我对党的感情,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里头表达出来。“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我说虽然我的身上没有,但是我亲眼看到我们好多藏族的农民们身上有,我都看到了。然后就是“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我说我自己的路子有点像这样走过来的,共产党来了以后,看到共产党派来的那些解放军,他们的行动,他们对我们的爱、感情,都表达出来了。

后来老师说那行吧,你下去先练一练看看,然后下次上课的时候,我听一听。就这样,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1963年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我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唱完后反响很好,因为我刚开始唱的时候,唱到旧社会之前,我自己有点控制不住了,我眼泪出来了,当时唱完这首歌,确实观众非常欢迎的。这个歌演出唱完了以后,上海广播电台录了音,全国都放,放了以后,大家都觉得很感动,我有一次火车,从上海到北京,火车上还听到放了,后来有人认出来了我,才旦怎么会讲上海话,大家说都是她唱的,后来有人说给我们再唱一下,我说可以,唱一段。那个时候我年轻,到什么地方唱,我也不怕,就唱了。我觉得大家爱听的这首歌是因为对党的感情,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共产党为我们,为人民做好事,使全国人民能够过这样好的生活,都在这些歌曲表达出来。不管你是老的、小的、中的、青的、藏族、汉族,不管哪个民族都有这样的爱国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