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御 杨文秋

国际视野下的大遗址保护

1964年，国际文物工作者理事会(ICOM)在威尼斯召开会议，通过了《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亦即著名的《威尼斯宪章》。从此，对城市古建筑和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成为世界性的潮流，文物保护的对象从历史性建筑物扩展到“包含能够见证某种文明、某种意义的发展或某种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

《威尼斯宪章》要求，“保护一座文物建筑，意味着要适当地保护一个环境。”这和我国“大遗址”概念的内涵是相当接近的，而在实践上，也非常注重把考古遗址的维护与文化、生态景观结合为一体，注重在新时代保持文化遗产的活力。

法国在对遗址保护的探索中，认识到仅仅保护历史建筑只能将保护停留在孤立、静止、消极的状态。很快，历史建筑周边的“自然景观地”——包括从瀑布、泉水、岩石、树林等到人造的田园景观和城市特色景观——都被纳入了保护范围，巴黎城区内的三月广场和埃菲尔铁塔周边区域都成为列级保护的对象。而能够区分“巴黎之所以是巴黎，里昂之所以里昂”的历史街区，也被整片保护起来，保护区内居民有关居住、就业、服务和交通等的需求都得到了保证。

在意大利的罗马、维罗纳、锡耶纳，老城区都被划为历史保护区，并制定专门的保护政策。而新城区则通过城墙、绿化带和河流与老城区分割开来，在锡耶纳，甚至新城区都不允许修建高于四层的建筑。

名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意大利费拉拉将9公里长的古城墙护城河遗址作为环城公园严格保护下来。而德国的明斯特和法兰克福，都把城墙遗址建成公共绿地，以树木花卉进行植物造景，其间布置了良好的步行道，人们可以在这里娱乐或休息。

在欧洲，许多古建筑被合理利用，作为博物馆、展览馆。此外，意大利维罗那始建于罗马帝国时代的古斗兽场，早在1913年就开始用作露天歌剧院；奥地利维也纳的老皇宫被用作国家图书馆，还能举行音乐会；德国纽伦堡干涸的护城河甚至在绿化以后成为全民运动场……

20世纪70年代，日本启动了对历史公园的建设，许多遗址在考古发掘完成后，都建成了规模不同、风貌协调、特色各异的历史公园，然后面对公众开放。日本的历史公园有露天覆土保护、异地复原、陈列和发掘现场展示等多种保护利用方式，既展示了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又展现了人类和自然环境的融洽和关系，还增强了观赏性，使历史公园成为游览胜地。

如今，世界上已经有了许多著名的遗址公园，除了日本的飞鸟历史公园、吉野里历史公园等外，还有希腊的雅典卫城，意大利的庞贝古城，柬埔寨的吴哥窟遗址，突尼斯的迦太基考古遗址，摩洛哥的沃吕比利斯考古遗址等。可以说，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已经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形式之一。

“让大遗址如公园般美丽”

考古遗址公园在中国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83年，北京就建成了中国第一个遗址公园：圆明园遗址公园。1985年，北京大兴又建成团河行官遗址公园。今天在北京，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皇城根遗址公园等已成为市民们访古观光、娱乐休憩的胜地，而各地初步建成的集安高句丽遗址公园、安阳殷墟遗址公园、无锡鸿山遗址公园、成都金沙遗址公园也都受到了广泛欢迎。

考古遗址公园在国内外的成功无疑为大遗址保护指明了方向，于是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2009年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发出了满怀激情的呼吁：“让大遗址美如公园!”而会上达成的《良渚共识》则宣告了考古遗址公园已经成为“加强大遗址保护、深化大遗址利用与展示”的新形式。

几乎与此同时，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瓶窑两镇内三面环山的河谷地带，良渚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正式启动，新的遗址公园把良渚古城、莫角山、反山、汇观山、瑶山、塘山等良渚文化遗址连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遗址现场剖面展示、复原展示等生动形式，点线面结合展示良渚文化的丰富内涵。这样，一个深邃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得以用平易近人的形象重现在公众的面前。更耐人寻味的是，当地政府承诺，公园建成后，原住民将参与该公园的导游、保洁等工作，并为旅游提供配套服务。

大遗址是全民共有的文化遗产资源，应该走出考古学的“象牙塔”，实现全民共享。考古遗址公园打破了过往陈旧古板的说教，以轻松愉悦的形式出现，为民众所喜闻乐见，也使大遗址获得更多的社会认知和共鸣。今年，在成都的第二届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金沙遗址公园作为“非遗节”的分会场，公园的园林区白天实行免费参观，园区内设立了六个演出区域，轮番滚动演出国内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自异域的哥伦比亚民间舞蹈、马达加斯加鼓舞、南非土著歌舞和本土的云南佤族木鼓舞、土家族毛古斯舞、贵州锦鸡舞等“活化石”都在此与观众实现亲密接触。到了晚上，遗址公园更是异彩纷呈，“博物馆奇妙夜——夜游金沙”的活动，门票仅为正常票价的1／4，而且在公园内的西山水景广场和下沉式广场还有大规模的综合性展演。如此“文化狂欢”，怎能让人不亲近大遗址，爱上大遗址?

考古遗址公园以考古遗址为核心，在保证教育和科研功能的前提下，美化了生态环境，还原了遗址本身的自然景观；更多地融入了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并能通过各类辅助设施优化游客体验，为民众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甚至可以进一步拉动内需、解决就业、改善城市人居、丰富城市功能，从而回馈社会。

如此看来，大遗址不但可以美丽如公园，而且还能真正成为城市的名片。

从“文化产业集群”到“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

长期以来，一部分大遗址保护区域给人的印象是经济不发达、基础设施落后、环境风貌恶劣，这都是“全面保护、拒绝开发”的后果。由此，“大遗址保护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提法应运而生，文化遗产事业的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以及经济功能被并列提及。

大遗址底蕴深厚，拥有挖掘不尽的文化资源，在此基础上，以文化为导向，可以形成由旅游业、现代服务业、房地产业和文化产业组成的文化产业集群，而具体项目则包括模拟考古、餐饮娱乐、赛事演出、会展交流、旅游商品生产加工、地产开发、图书出版、影视产品制作等等。

2006年，中国第一部史诗电影问世，其主题就是著名的大遗址——圆明园。《圆明园》以精美绝伦的手法真实再现了“万园之园”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并且创下了600万的票房成绩，为中国纪录片之最。今年9月，又一部以大遗址为主题的纪录片电影《大明宫》在人民大会堂和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首映式，迅速在全球掀起了一股“大明宫热”。其实，这正是一种以影视为遗址公园造势、用宣传营销带动文化产业的尝试。

面对现有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对大遗址整体保护的不利影响，一些有识之士还提出了在西安、洛阳等大遗址比较集中的区域，调整原有的行政区划，设立“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的建议。以西安为例，汉长安城遗址的规划保护面积近60平方公里，但分布在西安市未央区汉城、未央官、六村堡、三桥等四个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由于这些大遗址区域被分割归属不同的行政辖区，各自为政，无法形成保护和管理的合力。

成立特区管委会，则可以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全面负责大遗址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城乡规划、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旅游开发等工作，以文化遗产保护带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使当地民众直接受益，并“反哺”大遗址保护，实现大遗址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大遗址，曾因其大而险些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烫手山芋”。而如今，它因其大而彰显了非凡的意义，因其大而取得了文化遗产保护的辉煌成就，因其大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正在全国推广，大遗址文化产业方兴未艾，大遗址管理体制正在探索创新。我们有理由相信，也有信心期盼，大遗址保护一定会有一个“大”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