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帆

宋夹城、金沙、大明宫等等这些曾经只在考古学的教科书上才能看到的生僻字眼，如今，已经进入大众的视野，并逐渐甩掉“被人遗忘的角落”、“城市改造的死角”、“贫穷落后”、“拖地区发展后腿”的帽子，摆脱被垃圾堆、简易棚、危旧房包围的尴尬境地。先民留传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即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们会逐步成为地区新的文化中心，成为品览灿烂华夏文明的园地，成为城市“最美丽的地方”。

这些古代文明的遗存，都有一个共同、却又略显陌生的称谓——大遗址。

“大遗址”这个字眼，始见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份文件——《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在这份由国务院印发的《通知》中第一次使用了“大型古文化遗址”的提法。国家文物局在长期开展各类遗址保护工作所积累经验的基础上，随即启动了对那些具有较大规模、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作为我国五千年灿烂文明史的典型例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备突出价值的大型古代文化遗址的重点保护工作。中国的大遗址保护工作由此拉开序幕。

大遗址究竟有多“大”?

在财政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中指出：“大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特点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及文化景观。”这是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第一次定义“大遗址”这一新生事物。对绝大多数人来讲，这样的描述可能有些晦涩。那么大遗址究竟有多“大”?什么样的遗址是“大遗址”?这恐怕是很多人心中一直存在的疑问。

大遗址之“大”在于遗址自身的规模和范围之大。宏大的规模和宽广的占地面积可能是人们关于大遗址之“大”最直观的印象。在首批100处大遗址名单中，即便是规模相对较小的景德镇御窑遗址，经考古工作者确认的地下遗存分布范围也超过10公顷。规模较大者如汉长安遗址、良渚遗址、殷墟遗址、牛梁河遗址，其遗存分布范围往往达到数十平方公里。而对于像秦直道、长城、丝绸之路、大运河这样，具有超大时空尺度的大遗址来说，即便采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恐怕都无法全面量测其遗存分布的精确范围。

大遗址之“大”在于遗址蕴含的文化价值之大。大遗址的内涵特别丰富，综合并直接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是承载五千年灿烂文明史的主体。细数那些已经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从圆明园遗址到大明宫遗址，从殷墟遗址到周口店遗址，将这些大遗址串在一起，几乎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从元上都遗址到靖江王府及王陵，从热水吐蕃墓群到古格王国遗址，将这些大遗址组合在一起，几乎可囊括我国各民族文明史上最辉煌的成就；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到石寨山古墓群，从南越国宫署遗址到丝绸之路新疆段，将这些大遗址拼接在一起，几乎可以充满整幅中国地图。

大遗址之“大”在于遗址对经济社会影响之大。出于保护文物安全的需要，对于有地下文物分布的区域，任何可能干扰遗址的行为都被严格禁止，因此，无论农业还是工业活动都很难开展。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受文物保护之“累”，大遗址沦为地区发展的负担，成为贫穷落后的同义词，遗产地民众基本的生活条件难以得到改善。90年代以后，伴随着文物保护理念的转变，大遗址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尤其它们是作为社会发展重要资源的观念，逐步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大遗址保护为城市有机更新、提升城市形象、推动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契机，从而成为了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标志。

大遗址之“大”在于遗址对于文化遗产事业带动作用之大。我国大遗址的总体分布貌似分散，但若按其属性和特征分析，可发现其中一些大遗址可串点成线形成若干条带状分布的文化线路，一些大遗址则可聚点成片形成若干成簇分布的文化景观。因此，做好这些在遗产本体规模、文化价值、影响力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重要性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充分发挥其带头作用和示范作用，对于带动其周边和文化线路沿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进而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在启动大遗址保护工程之初，国家文物局即提出建立由西安片区、洛阳片区和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组成的“两片三线”为核心的大遗址保护格局，也应有这方面的考虑。

大遗址之“大”在于遗址保护的复杂度之大。与大遗址的重要性形成对比的是，多数大遗址的地面遗存部分已残破不堪、难于辨识，而其埋藏于地下部分的保存状况又很难被全面掌握，再加上饱受历史岁月的侵袭和干扰，因此，当大遗址面对各类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威胁，尤其是在面对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这一基本国情的时候，其重要性在城市化率从2000年的30％向2020年的65％高度迈进的需求面前就显得异常苍白。很多古代遗址，正是在推土机、铲车的铁臂钢爪之下被发现，被认识，又在钢筋混凝土、大型基础设施的百年基业之下被埋没，被破坏。

“大遗址”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概念，那些具有重要价值，或具有一定规模、范围，或面临较大威胁的遗址，都可被视作大遗址。“大遗址”概念诞生于文化遗存极为丰富的中国，诞生于中国文化遗产应对城市进程加速严重威胁的敏感时期，同时也诞生于文化遗产保护受到社会各界空前重视的新时期。“大遗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尽管尚未形成科学、全面、严格的定义，但它的提出反映出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在应对我国现阶段文物保护新形势方面所进行的探索，是具有独特创新精神的产物。

大遗址保护“大”时代

大遗址保护工作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在进入21世纪以后，大遗址保护则迎来了全面发展的“大”时代，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近5年，大遗址保护成果的斐然可用一连串的数字来说明：

20——文物保护经费快速增长。自2005年起，国家设立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集中对大遗址等重大文物和世界文化遗产实施保护，其中“十一五”期间安排保护经费20亿元，比“十五”时期2.5亿元增长87.5％，同时还带动了地方各级经费投入逾300亿元。

100——首批100处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编制工作顺利完成。规划确定我国大遗址保护应“坚持把握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关系的原则；坚持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原则，坚持中央主导、地方配套、统筹规划、集中资金、重点投入、注重实效的原则；坚持规划先行、突出重点、分步实施、侧重本体、优先展示的原则。”按照规划制定的目标，到2010年，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

15——大遗址环境整治工作成绩斐然。根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5年时间里，

各大遗址所在地人民政府，结合城中村改造、新农村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等，对占压遗址、威胁遗址本体安全的企事业单位、民居等进行了搬迁，拆除面积达数百万平方米，近15万城乡居民因为大遗址保护成为直接受益者。通过整治工作，不仅确保了文物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推动了遗产所在区域的更新和发展，将遗产保护和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初步实现了大遗址保护成果惠及民众。

7、2——全国各地积极推广大遗址整体保护理念，促进了大遗址相关考古研究、科技保护、展示利用工作的开展，先后建成了高句丽王陵及墓葬区遗址公园、殷墟遗址公园、金沙遗址公园、鸿山遗址公园、扬州宋夹城考古遗址公园等7处遗址公园，唐大明宫遗址公园、南宋皇城遗址公园、良渚国家遗址公园、汶川地震遗址公园等一大批遗址公园正在有序的建设中。其中，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和殷墟等两处大遗址先后于2004年和2006年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大遗址保护的成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

8851.8——20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始修筑长城。作为军事防御设施，长城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追求和平、保护家园的永恒追求，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最伟大的工程奇迹。但是，长城究竟有多长，多少年来一直是存留在每一个华夏儿女心中的疑问。而今，在大遗址保护工作的推动下，文物、测绘部门通力合作，各省调查队员历时近2年，行程10万公里，完成了明长城资源野外调查及量测工作。2009年4月18日，国家文物局、国家测绘局联合发布明长城长度为8851.8千米。

正如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在2009年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指出的那样：“当前，中国的大遗址保护已渐入佳境，各地陆续启动大遗址保护，包括了西安片区、洛阳片区、长城、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的‘两片三线大遗址保护格局初步确立。”大遗址保护取得的成绩令人振奋，对全国文化遗产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意义和示范作用。与此同时，随着大遗址工作的开展，大遗址及其周边环境整体保护理念等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

“大遗址”正逐渐从所在地的“负担”摇身一变，变成“城市名片”和地区发展的“软实力”，成都市甚至将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作为了城市的标志。2008年的金秋十月，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在西安联合举办“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来自西安、郑州、杭州、成都、洛阳、无锡、扬州、荆州、安阳、朝阳和开封等11个城市的市委常委、市长们出席论坛并发言。这些重要遗产城市的主要领导能够在一起共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计，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大遗址面临“大”挑战

由于太遗址规模巨大、涉及面广，保护和管理难度极大，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有很多“大”挑战将继续考验大遗址保护工作。

尽管大遗址保护工作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城市发展也从中受益，实现了保护成果惠及民众。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大遗址保护设施落后、环境风貌差、自然和人为损害严重等难题仍然存在。而与此同时，部分大型建设项目以及屡禁不止的盗掘文物的犯罪活动都使原本已异常脆弱的大遗址面临着致命冲击，严重威胁到大遗址的生存和安全。

在经济利益的驱导下，一些不具备旅游开发价值的遗址点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地位，而那些具有旅游开发潜力或已成为成熟旅游目的地的遗址，又往往出现多个部门争夺管理权的现象，造成管理资源大量浪费，形成旅游收入多人争抢、保护工作无人投入的状况。

大遗址的规模之大、投入之大、影响之大、成效之大，使它们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排头兵。然而，一些与大遗址风貌不相协调，甚至威胁遗址安全的建筑物、设施未经论证、审批就仓促上马，干扰妨碍人们观察遗址、品味历史，并严重影响遗址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甚至对遗产本体造成了直接破坏。大遗址不是建筑师竞技的舞台，大遗址保护应谨守不破坏遗址的原则。

回望大遗址保护十年，也许我们仍能看到钢筋混凝土的“怪兽”在向大遗址阔步迈进，也许我们仍会注意到大遗址珍贵的历史讯息在继续遭遇雨雪风霜的侵蚀，而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也在“大”工地、“大”广场的模式中继续艰难挣扎。但与此同时，一座座考古遗址公园正在我们的身边悄然出现，它正将尊严归还给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将绿色归还给我们日夜守望的家园，将宁静、恬淡和安逸归还给我们每一位与城市、与遗址心心相系的人。十年磨一剑，大遗址保护在路上，我们与它一路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