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片区的命运转机

在国家“十一五”期间重要大遗址的100处名单中，陕西省和河南省各以十位数以上的份额赫然占据榜单前两名，而西安和洛阳作为各自省份的文保核心，更成为这份名录的重中之重。与其地位相称的是，2009年6月12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杭州召开的“良渚大遗址保护论坛”上表示：目前，各地的大遗址保护已陆续启动并逐渐步入正轨，包括西安、洛阳、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在内的“两片三线”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已初步确立。

西安和洛阳成为大遗址保护的“先锋片区”，是历史的机遇，也是命运的选择。有学者做过明细统计，在我国历史上，至清王朝结束，作为正朔中原王朝的首都，洛阳的累计建都时间最长，达800多年，西安其次，近800年；北京第三，近600年。西安和洛阳跨越三千年历史，长期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曾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开放的大都市，而如此众多的古迹、遗址，又如此密集地分布在有限的范围内，这在全世界都是不多见的，它们成为大遗址保护的首善之区，自是当仁不让。

当然，我们也听到了命运的敲门声。2012年，中国将联合中亚五国向世界遗产中心联合申报“丝绸之路”，接受世遗专家的考察评估，目前已初步确定了国内的48处遗产点，而“丝绸之路”的东起点正是源于汉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在洛阳，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白马寺和汉函谷关四处遗迹人选申遗名单；在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唐长安城遗址(包括大明宫遗址、西市遗址、天坛遗址、明德门遗址、延平门遗址、兴庆宫遗址、含光门遗址、大雁塔、小雁塔)、鸠摩罗什舍利塔、兴教寺塔、大秦寺塔、西安清真寺等共6处14个文物点人选，是丝绸之路“申遗”工作的重点城市。因此，西安与洛阳大遗址保护的成功与否，对丝路申遗的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事实上，早在2006年，这项跨国申遗计划的实质性行动即已展开，2007年时，各地的申遗工作就开始进入了倒计时状态。时间紧迫，西安和洛阳的大遗址保护被迫提速，成为“风口浪尖”上的焦点。也正是在这样的际遇下，两座古城迎来了命运的转机，在对大遗址保护不断地探索与体悟中，破茧而出，化蛹为蝶。

文化的守望者和城市的发展者

可以说，西安和洛阳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始终是与遗址和文物亲密相伴的。没错，谁让这些古城真的是“秦砖汉瓦，俯拾皆是”呢!在城市发展的初期，鉴于对历史遗迹的保护，它们向来都是以避让为先，能让则让，但是到了20世纪末，城市扩张、土地资源、遗址所在区域居民生活与遗址保护之间的矛盾，已是避无可避。

以西安为例，人口较密集的主城区及近郊区总面积为827平方公里，而分布其中的遗址保护范围就占地108平方公里。主城区内的遗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城市规划中均划定为不可建区域，而汉长安城范围内有5万农民，阿房宫遗址范围内有2万农民，大明宫遗址核心区则达到了25000住户，约10万人口。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使大遗址不堪重负。另一方面，以往的保护措施往往局限于对生活在遗址上的民众行为进行限制，例如不让盖高楼、不让建厂房等，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导致出现了“四条锁链”、“害城”这样的称呼。即便如此，遗址被侵占、破坏的状况仍然愈演愈烈，人为叠加其上的苍凉印记触目惊心：大明宫遗址内垃圾堆积成山，汉长安城遗址被当成自由墓地，清晰可辨的坟头达100多座，更有甚者竟将古城墙铲除修渠，致使部分城墙浸于水中……这种消极的防御式保护，让大遗址和当地百姓两败俱伤。对此，西安市规划局局长和红星一针见血：“为了保护民族的物质遗产，保留千年的历史记忆，经济能力不足时，默默地守候着、守望着传统文化遗产，城市遗址放弃了工业开发，只能种地……这种观望与等待也严重滞后着城市的发展，我们就在这种恶性循环中等待了几十年。”“在城市发展中，西安迫切需要找到遗产保护突围的新途径、新方法。”

幸运的是，几个对大遗址保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相继召开。2005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在西安举行第15届大会，发表了振聋发聩的《西安宣言》，明确指出，保护古遗址不仅仅是保护遗迹的本体，还须和周边环境综合起来加以保护。2008年10月，中国“大遗址保护高峰论坛”通过《西安共识》，强调遗址周边环境中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不容忽视，应“以人为本，因地制宜，让全社会共享保护成果”。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古城的大遗址保护工作拨云见日，以大明宫遗址保护改造工程为代表的创新模式横空出世。

大明宫：废墟上的涅槃与重生

大明宫建于634年，规模宏大，规划严整，占地面积3.2平方公里，是明清故宫面积的4.5倍，诗人王维曾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诗句描绘其高耸入云的官阙、气势磅礴的殿堂、万国来朝的盛况。唐高宗和武则天正是在此治国理政，唐玄宗和杨贵妃亦是在此共谱爱情传奇。在存世的222年间，大明宫见证了大唐前所未有的荣耀，也目睹了这个帝国不可逆转的衰落。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文物工作者开始了大明宫的考古发掘，并实施了一系列的保护工作，如对麟德殿和含元殿遗址局部进行包砌等。

历史上，大明宫遗址保护区曾是抗日战争沦陷区难民和河南黄泛区移民的聚居地，70年来，遗址所在的道北地区由城乡结合部变为“城中村”，棚户区云集，道路坑坑洼洼。由于建设受到规划的限制，人们长期为上下水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环境脏乱差、交通难、收入低等问题所困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为此，市政府在启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项目的同时，将遗址及周边19.16平方公里的道北地区纳入第四次城市规划。在空间上，整个大明官遗址区保护最终将形成“一心两翼三圈六区”的格局，即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中心，以火车站北广场为轴、沿陇海线东西两翼进行城市改造，形成未央路、太华路、北二环三个商业圈，建设文化旅游区、商贸服务区、商务核心区、改造示范区、中央居住区、集中安置区六大功能区域。

按照这个规划，在大明宫遗址公园核心区的3.2平方公里内，要拆除掉的面积达350万平方米，相当于2007年西安市商品房建成面积的一半，其规模可谓前所未有。更复杂的是，整个拆迁工程涉及到所有的棚户区，以及含元殿村、自强村、孙家湾村、先锋村、炕底寨村、联志村和八府庄村等7个城中村，此外还有89家国有企事业单位和近万户建材商户。令人称奇的是，整个公园范围内的拆迁工作仅用了4个多月就基本完成，而按老体制则可能需要三四年的时间。10万人口的拆迁和安置，何以如此迅捷地取得成效?

据了解，大明宫遗址拆迁补偿标准是西安地区最高的，这正是当地政府充分利用民间和企业闲置资本，“企业受益、群众受益、政府受益”

的结果。在拆迁现场，有专门设立的法律咨询处、信访接待处，由区人大、政协及监察局、司法局、民政局、法院、民宗局等十多个部门专人入驻，现场办公，解决拆迁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工作组还筹建安置房屋交易中心，拓宽了被拆迁户寻找过渡房及安置房源的渠道，而安置国有企事业单位居民户的“泰和居”小区，安置棚户区约4000户居民和部分城中村村民的“八府颐园”小区，分别于2008年9月和10月份开工建设……人性化的工作方式，使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得到了群众的大力配合，不仅没有出现一例闹事，反而迎来了1000多面锦旗。在居民写给拆迁办的感谢信中，有这样一句话：“过去总说是文物保护让我们受苦，没想到现在是文物保护让我们住上了好房子!”

“拆”，独辟蹊径，“建”，则又使这里成为全世界各路精英的竞技场。2008年1月，“西安唐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暨国家遗址公园概念设计国际竞选方案评审会”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亚、挪威、以色列等八国的设计团队奉献了自己的方案。最终，以色列的阿里·拉哈米莫夫建筑师事务所和意大利的丹尼尔·庇尼建筑师事务所获得了最佳设计方案奖。他们以超凡的智慧和先进的理念，为大明宫遗址的规划设计提供了国际视野下的全新视角，使古遗址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质和艺术审美，又充分融入普通市民的游憩生活。

也许是水到渠成，在保护与建设的过程中，这一最有历史内涵的、也是最穷的地区的土地价格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虽然拆迁才刚刚结束，遗址公园要2010年才建成开放，但这里的地价已由原来的每亩50万元，迅速提升至每亩200多万元。2009年9月9日，一部叫做《大明宫》的电影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国际首映式，电影以3D动画特效重现大明官的辉煌，并以宏大的叙事讲述了唐长安城在公元七世纪的盛衰荣辱。据说一部华丽的大片放完，拍摄地的地价就可能上涨10倍。立竿见影，中国建筑、中海地产、华远地产等房地产商蜂拥而至，城市经营的商业价值前景大好。对此，西安市副市长段先念认为，这绝非炒作的结果，整座城市生活质量的提升，才是地价升值的理由。

可以说，大明宫遗址保护工程的新模式，正是在国土、文物、规划、房管等十几个部门的协同工作下，采用招商引资的灵活策略，“政府主导、群众参与、市场运作”，从而实现遗产保护与提升百姓生活的双赢。

爱生活，爱遗产

以西安、洛阳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名城，其天然优势就是源远流长、厚重博大的文化积淀，这种历经千年而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是任何人凭借热血和干劲都难以速成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城市的情况日益错综复杂，如今虽然同样面对着历史与现实的冲突，但由于各自不同的发展脉络，也许每一个城市的大遗址保护模式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

以洛阳为例，由于历史原因，1961～1970年，国家在洛阳的文物遗址上规划建设了一批原隶属于中央的老国有企业。如洛玻集团整体建在隋唐宫城遗址上，一拖集团建机公司、洛阳印刷厂等企业建在隋唐宫城核心保护区范围内，三家企业占地约1035亩，同时还有900多户居民居住在该区域内。从大遗址保护和企业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搬迁这些工厂。但是按照国家有关大遗址保护的规定，企业搬迁后腾出的土地无法实施换地置业等商业化运作，也不能利用土地级差收益作为搬迁费用，在这些限制下，如何筹集资金，有效实施大遗址保护工程，再现洛阳厚重灿烂的历史文化，都需要深思熟虑。2009年10月31日至¨月1日，国家文物局、河南省人民政府在洛阳联合召开“大遗址保护洛阳高峰论坛”，来自韩国庆州、日本奈良和国内北京、南京、西安、郑州等城市的官员、专家、学者咸集论坛。围绕主题“城市核心区的大遗址保护”，洛阳，正在探索自己的大遗址保护之路。

《西安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之一，ICOMOS前副主席西村幸夫曾在书中写道：“一个地方的魅力，其实要归于那些深以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为荣，并爱惜这些地方的人们的魅力。”如此，让遗产在历史中孤独地沉睡是可怕的。历史如果仅仅只是往事，遗产也就真的成了“被人遗忘之产”。积极地把历史变成现实的文化产业，让每一个人爱这些遗产，爱自己居住的城市，爱物质与精神一并充实着的生活，才是对遗产的尊重，对城市的尊重，对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