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静

摘要：《窦娥冤》是关汉卿的名篇，以往很多研究者都将窦娥悲剧的渊源归结为羊羔利的高利贷剥削，流氓无赖张驴儿父子的无耻行径以及官府中滥施刑法的官吏们，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随着窦娥形象在元代时代背景下的逐渐凸显，我们发现窦娥的悲剧正是她自己造成的，是她恪守自身理念的悲剧。

关键词：窦娥冤社会意义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09－0025-01

我们知道，一部作品是否成功，主要看他是否有激烈的冲突；研究一部戏剧作品的人物塑造的是否形象，不能靠抽象的理论述说，而是应该依靠形象的戏剧画面，也就是说，要探究《窦娥冤》的社会意义，就必须从《窦娥冤》的戏剧冲突人手。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羊羔利的高利贷剥削，流氓无赖张驴儿父子的无耻行径以及官府中滥施刑法的官吏们是造成窦娥悲剧的根源，因此，窦娥被看作是反抗经济压迫以及政治压迫的双重斗士，甚至将她提升到了反封建社会的高度，窦娥的形象也因此大放异彩。遗憾的是，当隔了六七百年的烟尘回头望时，我们才不情愿的认识到，自己对《窦娥冤》的误解太久了，我们一厢情愿的认为原来的所谓经济压迫以及政治压迫是悲剧根源的论断，实际不过是关汉卿使用的一个小小的障眼法，因为在关汉卿心中，那一切不过是一种淡化了的背景。

《窦娥冤》的戏剧冲突有两个：一是窦娥与以张驴儿父子为代表的流氓无赖这种社会恶势力的冲突，一是以太守为代表的滥施刑法的官吏们的冲突。而当这两大戏剧冲突淡化成晕而定格的时候，活跃于其中的窦娥就成为了+时代的代言人，甚至是一个种族的代言人了。因而，《窦娥冤》整个冲突的实质，正是以窦娥为代表的道德人格与以张驴儿父子、太守为代表的不道德现实的冲突。

窦娥三岁上失去了母亲，七岁时又因家庭贫困被父亲卖给了高利贷者蔡婆婆，作了童养媳，十七岁成亲，没两年便丧了丈夫。童年丧母的悲痛，青年寡居的遭遇，使窦娥人生底色上满是灰色调，在她的心里，应该是充满着对爱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可她从小所接受的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教育又使她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断压抑自己真实的人格，努力想着自己的现存人格靠拢。

“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始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

“则问那黄昏白昼，两般儿忘餐废寝几时休?大都来昨宵梦里，和着这今日心头。翠人泪的是锦烂熳花枝横绣闼，断人肠的是剔团圆月色挂妆楼。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间皱，越觉得情怀沉沉，心绪悠悠。”

可窦娥在严格防范内心情欲的同时，并没有感到从此就天下太平。外界社会风气的变化使她无所适从，困惑不已。传统伦理要求她从一而终，可婆婆却要她改嫁张驴儿；孝敬，听婆婆的话，如此一来，她便无法对丈夫尽忠；相信王法，相信官府，却将她送上了断头台。理论与实际的严重脱节，让她的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动摇。

之后，当窦娥与张驴儿对簿公堂时，忍住了严刑拷打，但为了救蔡婆婆而担下了杀人这一滔天罪行，这让她的心中承受着巨大的羞辱，传统伦理要她遵从事公姑，孝公姑的三从四德，孝公姑让她容忍了张驴儿父子无故白赖在家里，孝公姑让她容忍张驴儿这一无赖泼皮的调戏，事公姑让她永远担待下了杀人的罪名，是公姑让她最终走上了断头台。窦娥终身信仰的伦理观念惨遭摧残，自己的善行又被毁灭，窦娥的冤屈真是让人无可奈何了：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到做了惹祸的胚胎!

是自己的父亲首先将自己推向了悲剧的交叉口，为了行孝，窦娥没有反抗；是自己相处了几十年的婆婆再次将自己推向了悲剧的交叉口，为了行孝，窦娥主动承担罪责，窦娥本想行孝，却酿成了她一生的悲剧，她怎不将天地也深埋怨。

窦娥的思想中既有行孝的成分，不可避免的，她也将守节的教训深深遵守。无爱的童年生活使窦娥十分珍惜与丈夫相处的时光，丈夫去世后，她也一定是将丈夫刻在心头上，镂刻在骨子里。其中或许有守节的成分在内，但更多的却是对爱情的忠贞。这样就不难理解当张驴儿涎皮赖脸的出现在窦娥面前时，她是怎样决绝的与之划清界限。窦娥心中一定也充满着美好的希望，但对象决不会是道德败坏，行为龌龊的张驴儿这种无赖。所以窦娥实际上是将守节的教训作了自卫的武器，她表面是守节，实际是反抗泼皮流氓，讹诈行凶的不道德行为。

窦娥是相信官府，相信王法的。否则，她就不会理直气壮的和张驴儿对簿公堂，在屈招以后盼望官员重斟援例，最后仍不忘以鬼魂出场来告状。这说明她对官府从来就没有失去信任。她同太守的冲突，只不过是以太守为代表的封建官吏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不道德行为的冲突。

“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作家借窦娥之口唱出了冤案的根本原因，揭示了百姓们无辜含冤的真正原因。张驴儿为了得到窦娥，企图药死蔡婆婆以要挟窦娥，从而迫使窦娥服从，没有想到倒药死了了自己的老子。张驴儿趁机借尸讹诈，威逼窦娥成亲。在公堂上，张驴儿诬告窦娥。针对此，窦娥做出了针锋相对的辩驳，可是为窦娥所信任的官府不但没有审问与蔡家非亲非故的张驴儿父子为什么赖在蔡家不走，反而偏听偏信对窦娥进行拷打，无情的棍棒打得窦娥“一道血，一层皮!”

关汉卿以深刻的笔触揭示了元代的法律是邪恶势力的法律，地方官吏是邪恶势力的官吏，无情的棍棒拷打的总是无辜的人的司法吏治，指明了社会的暗无天日。

值得注意的是，太守审理窦娥一案中，他的令人混淆的表现。衣食父母，这在窦娥为代表的普通人民看来是深深违背了官员为民的普遍原则的，封建的官府也不过是官吏们借以敲诈勒索的工具。审理过程中的滥施刑法奉行的是“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的原则，关氏更深层次的揭示了另一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现象：贪官污吏根本没有想到要依法办案。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执行过程中的自觉，再兼没有官吏的清廉，没有为官道德及人品上的监察，这所有的一切造成了窦娥悲剧的根本原因。

关汉卿选择了道德伦理作为《窦娥冤》的基本主题。但要想在他那里寻找李渔剧作里的那些欢快可乐且总是有些粗野的逸闻趣事，那是白费心机。他并不沉湎于这个主题。他是一个倾向于悲剧性的作家。在他之前，还没有人这样深刻的，怀着对人的惊人的慈悲之心描写过伦理道德，怀着对妇女如此之深的敬意描写过道德。

“关汉卿是—个人道主义者”。他感受到自己生存于其间的世界对人产生的压抑，他也懂得这种惶惶不安，并且知道它不是从人们的内心产生的，而是这个时代的紧张气氛所造成的。他向往达到一种真善美的境界，渴望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与了解，期望人的道德观念和精神面貌的改善。简言之，他渴望的是重建儒家传统的道德观。他对笔下人物的爱与同情，实际上是他对人的本性的爱与同情。《窦娥冤》中对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处理，便体现了这一点。

窦娥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然而，正是这样的人，逃脱不了命运的捉弄。关汉卿以无限的同情和理解，悲叹她一生的凄苦。这也是作家悲叹自己心目中美好道德惨遭摧残。剧作的结尾，作家要为她平反冤案，惩罚张驴儿，骞卢医，以及太守等人，实际是呼唤人们维护人所固有的高尚品德，以对抗现实社会的道德沦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