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艺多

摘要：同样是回归自然的湖畔诗人与两晋士人，却由于文化传统与历史背景的差异而显现出不同的文化旨趣。这样的文学现象无疑是值得探究的。本文将以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湖畔诗人与两晋士人的自然观进行溯源考究；并以此为例，讨论中英两国文化诗学差异。希望就此探讨人类文学在共通的自然观角度下民族特色的表现。

关键词：湖畔派两晋人士自然观文化溯源

中图分类号：I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09-0003-02

一、引言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文学叙事的意识形态本质，决定了其必然受到强烈的创作主体的意识形态干预。而创作主体作为生活在具体时空中的个人，也必然受到当时政治、经济以及族群文化传统的影响。不论是湖畔诗人还是两晋士人，他们的文学创作无疑都被深深地烙上了两国历史文化的烙印。同样产生于原始思维的自然理念，经过两种文化的漫长发展推演，而产生了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念。

二、对象化的自然回归理想与神圣化的自然天道理念——文化溯源探究

当我们试图探讨某种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时，如果抛开其文化根源而单单讨论当时的理论思潮，这样的探讨必然是肤浅的。因此，在试图研究英国湖畔派诗人与两晋士人的自然观时，我们不得不从轴心时代古希腊与先秦中国自然理念对二者进行文化溯源的探究。可以说，古希腊神话与一切文明的神话一样，是在原始思维基础上诞生的。通过多神崇拜的古希腊神话，我们可以看到欧洲文明在其萌芽时代，所具有的一种原始的自然崇拜的理念。但很这种原始思维很快就被轴心时代的理性思辨所取代，英国浪漫主义的自然观必然与之有所关联，却并不真正继承于此。

到了雅典城邦时期，自然就已经不再是与人类一体的存在，而变成了人类生存所面对的客体存在。城邦文明并不过分依赖自然环境，地中海地区温和的自然环境也让热爱思辨的古希腊人很难对自然产生如同中国人一般的膜拜。苏格拉底弟子安提斯泰尼创立了反叛城市文明的“犬儒学派(the Cynic School)”，开启了厌恶文明社会而试图身体力行回归自然的先河。虽然他们的行为有些偏激，并引起了诸多非议，但不得不承认，犬儒学派激进的行为为后世厌倦工业文明而寻求精神回归的欧洲人提供了参考。另外，斯多葛派(The Stoles)的创始人芝诺也是回归自然的倡导者，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与自然和睦相处。而“与自然相处”，便可见芝诺也是将人与自然分割，把自然对象化的。在古希腊哲学家的眼中。自然只是一个对象，人类生活依靠自然，但并不是说人类等同于自然或者自然界拥有人性所拥有的一切。人类虽然可能时不时需要回到自然去寻求灵魂回归，但并不是说自然决定了人类灵魂的一切。这种对象化的自然，正是英国浪漫派自然观的源头。

而谈到古中国的自然观，就不得不从先秦的社会环境人手，分析当时中国人与西方不同的现世主义精神。首先，先秦时期的中国处于诸侯割据的状态，人们的当务之急便是解决战乱的现状而寻求回归安定生存环境的切实可用的方法。这就使先秦的中国人失去了同时期古希腊人进行哲学思考的社会条件。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言语主体社会地位的特殊性。古希腊的哲学家往往是独立于政治权力阶层的存在，中国的诸子百家则属于中国特有的连接平民阶层和统治阶层的士人阶层。中国的士大夫特殊的社会使命决定了其必然不同于相对自由的希腊哲人，而具有浓郁的现世主义精神。这种现世精神反映到意识形态层面，则表现为“反神话叙事”，也可以说是神话的消解或神话的历史化倾向。即，神话在中国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产生西方意义上的严格的宗教，而是被消解。中国人也没有把宗教意义上的神当作崇拜的对象，或追求某种超验的形而上的探究，而是将目光置于现世。这样一来，本应由宗教完成的安抚人们心灵，规范人们基本伦理道德的职能便产生了空缺。这时，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替换宗教的对象时，选择了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双向的制约准则。

很多人往往认为，两晋的自然观单纯来自于老庄的老家思想，但事实上先秦时期不论儒道，都有着浓郁的天道自然的观念。在老子的哲学体系中，“道”无疑是最高的范畴，而这个“道”“既不是斯宾诺莎的‘唯一实体，也不是谢林的‘绝对同一性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是指天地万物自生自成、无所依傍的自在本然性……。”而老子同时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论断，可以说，道家价值体系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合理性，在于其“自然生成性或本然自在性”。同样，儒家在孔子时期也产生了天道自然的思想，并于后来的《易传》中进一步发展。思孟学派(即子思、孟子一派的儒家学派分支，又称易庸学派，即《易传》《中庸》为核心的儒家学派)提出了“诚”的范畴。他们成圣的手段——“自明诚”，就是要人通过自我修持，达到人天混为一体，即人生之至的境界。这样，先秦中国士人阶层将自然抬升到无可附加的高度，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宗教缺失的中国，自然顶替了神的地位而为世间立法。这种自然观，正是两晋诗文以自然立法的最初价值本源。

三、反异化的自然追求与名教自然的辩争——理论指导探究

对文化溯源的探究可以挖掘出文学现象产生差异的最初的民族性的因素。而具体研究文学现象，对直接理论指导的探究同样必不可少。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是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民族民主革命新时期的产物；它深受卢梭的影响，在德国古典哲学基础上，在与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斗争中发展起来。英国湖畔诗人在保持本国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无疑深刻反映了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整体特征。而中国两晋士人则迎来了经学时代向玄学时代的过渡，两汉严谨而近乎苛刻的士风被王纲崩解的乱世消解。士人在躲避司马氏的残暴统治下，进行了多次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探讨。

(一)对主流文化群体(工业文化圈与统治集团)的叛离

随着欧洲的城市文明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远离自然。18世纪以前，欧洲人对象化的自然观下，人们把自然视为工具而严重缺少对自然的关怀。但古希腊一脉传承下来的回归自然的观念并没有中断。罗马的普林尼，中世纪的圣弗朗西斯，文艺复兴时期的切萨尔皮诺、达·芬奇等人都曾严厉批判对动物的虐杀以及对环境的破坏。而到了18世纪，随着工业文明的发达，远离自然的人类进一步被异化，迷茫的人们开始普遍回过头去关注他们遗忘的家园。此时，卢梭、席勒、歌德等学者对于自然与人性关系的论述，让大部分欧洲人从“工业巨人征服自然”的幻梦中惊醒。而他们的论述，正是之后欧洲浪漫主义思潮中，自然主题的直接理论来源。

英国人的经验主义传统使其缺失了理论体系的构建，华兹华斯在进行诗歌创作而依据的理论基础，无疑来自于法国人卢梭和德国人席勒的启迪。卢梭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但随着社会进步人逐渐丧失了自然本性。将人为完善了的人与

自然人相比照。他得出了以下结论：即，人类文明进步的“自我完善”正是一切苦难的源泉；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的使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人类越积累新的知识，便越失掉获得最重要知识的途径。而就此，他提出了“自然教育”的理论，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大量对话体小说(如《爱弥尔》)讲述了自然教育的事例。而席勒对卢梭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美学上的自然观和“异化”理论。他认为，古代的人因贴近自然，或者说本身就是自然而幸福。现代人则由于冲出了自然的家园而流落异乡，只能在心灵中追寻那个完美自然的映像。这种追寻是完善失落后朝向完善的一种努力，因而既是痛苦的，也是值得称道的。由此，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不论是卢梭还是席勒，都并没有否定文明进步，而是追求一种与自然契合的，高于让人异化的工业文化的新文化(自然教育或审美教育)。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湖畔派诗人在描写自然的时候，是带有一种“乌托邦情结”的。英国人对于设计现代国家政治制度有着浓郁的兴趣。即使是看起来在逃避政治的浪漫主义湖畔派诗人，事实上也是在通过描绘自然，而对既定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反衬。他们笔下的自然，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乌托邦”。这种被赋予文化斧凿意义的回归自然又与中国传统的对于本然自在的回归，在出发点上有着重大差异。

魏晋士人面对黑暗暴虐的司马氏政权时，感到了自先秦以来从未有过的痛苦与绝望。参与政治，施展抱负的可能几乎完全没有的状况下，知识分子不能“达，则兼济天下”，只能“穷，则独善其身”。为了躲避喜怒无常而且性格暴虐的统治者，他们只能隐居于山野，寄情于山水。这也是两晋与英国浪漫主义出发点的差异之一：同样是个体生命感受到被外界挤压与威胁，两晋文人是被迫隐居自然，而湖畔诗人则是主动回到田园。主体所处社会地位差异导致了以上分歧：中国士人根深蒂固的帝师意识和现世主义精神，使不能参与政治的士人内心苦闷，他们的自然回归或多或少是带有一种被迫性；而湖畔诗人的归隐则是出于对工业文明的仇恨，对现代文明的反动，虽然这种回归也是被迫的行为，但毕竟是带有两晋人所没有的目的性。

(二)对之前士风文论(理性主义与经学思潮)的反叛

另外，同样是对之前流行士风文论的反叛，英国浪漫主义者与中国两晋文人相比，便显得更加决绝。这大概与中国、欧洲文化发展规律的差异有关。欧洲哲学文化思潮，往往是呈现出论证性的。—个人提出某种观点，而当这种观点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很快有人针对此观点提出反对，并开启另一种观点的起兴。而中国古代文化则平缓的延续下来的。一直到清朝末年，人们所尊崇的依旧是两千年以前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而所谓历朝变革、思潮等，往往只是就先秦思想的改良或就前朝对先秦思想改良的改良。

浪漫主义思潮可是说是在针对古典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古典主义者注重理性，要求戏剧必须指向皇宫贵族，而文章创作有着严格的规定(戏剧上讲究的“三一律”)。而浪漫主义者则针对以上对作家的束缚而展开论争，要求发扬作家的个性与自由，重视情感，书写自然与自然生活。由此可见，英国浪漫主义者书写自然，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对古典主义尽谈宫闱之事的背叛。

与单纯的背叛不同的是，中国对于祖先的无限崇拜的传统是根深蒂固、无可动摇的。两晋士人不可能也不愿意像浪漫主义者那样举起背叛的旗帜，他们所做的是就“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论证。

汉代重名节，征辟察举制度和经学思潮的相互激荡之下，汉代士人皆追求品性，即使到了动荡的汉末，也是“政荒于上而风清于下”。士大夫的精神束缚过甚。而到了两晋时期，王纲崩解，于是积压已久的精神能量被释放出来。玄学产生之初，王弼和何晏等人便就名教与自然关系进行探讨，得出名教出于自然的论断，即为其自然观寻求合法性。而后，晋朝统治者高标名教，而政治愈加黑暗。这是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这可以说是两晋乃至明末以前中国古代士人最具有反叛性的呼声。而到了东晋之时，随着社会的渐渐稳定，人们又开始寻求名教与自然的统一，而郭象的《齐物论注》则直接表达了“名教即自然”的思想。

值得强调的是，两晋士人在强调自然的同时，依旧要以名教为其寻找合法性，是与英国浪漫主义截然不同的。湖畔诗人不惜与理性主义决裂而自我流放到山间田园，这种自我流放是换一个角度的进攻。他们找到了自然，并以自然为“根据地”，极言自然对于人类的重要，并以自然为武器来攻击工业文明对人类的异化以及理性主义对人类思维的禁锢。而两晋人则是在寻求黑暗政治触及不到桃花源。以参与政治、指导帝王决策为目标的士人阶层的自我流放，是一种极为痛苦和无奈的抉择。他们寄情与自然，往往是为了消解怀才不遇的苦闷。而这种消解，同样需要通过“名教”为其寻找合法性。

因此，湖畔诗人的诗歌写作往往呈现出一种安详的氛围，它细腻唯美的景物描写对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而两晋文人虽然大多潇洒坦荡、任气使性，他们的山水诗(如阮籍的咏怀诗)却往往暗含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凉之感。

四、结语

英国湖畔派诗人和两晋文人的自然观由于其文化与历史背景的差异而表现出各自的民族特性。来自于不同文化体系的民族文学，在同一问题上的分歧产生于不同走向的思维方式。值得强调的是，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并不存在高低差异的问题。事实上，代表民族特色的审美价值取向，能够表现出民族文学最高水平的文学作品，都是值得我们仰慕称赞的。在丰富辽阔的世界文学舞台上，两种来自不同文化的自然理念都闪耀着夺目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