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万治 徐保华

[摘 要]框架(frame)这一术语从语义学进入到认知语言学,逐渐又渗透到翻译研究领域中。但诸多翻译理论家对这一概念的阐释与借用意义并不相同。有的侧重语法逻辑方式,有的阐释为语言文本本身,有的将其放在认知系统中。笔者以框架为线,梳理了其在翻译研究中的变化发展,以期加深对本术语的认识和研究,并为其他研究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框架;翻译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9)05-0094-(03)

在语言学及翻译理论著作中经常会遇到框架(frame)这个概念,有时也会翻译成格。细心揣摩,会发现虽然它们名称相同, 却经常有不同的指向和侧重。本文试图在语言学的发展中梳理框架的意义嬗变脉络,并对其在翻译理论及实践中的应用加以探讨,以期加深对本术语的认识和研究。

一、框架概念的意义嬗变

语言学的“框架”概念, 来自20世纪30年代心理学家对记忆的研究。 最先把框架概念介绍到语言学里来的是费尔默。1968年,费尔默提出“格语法”理论,认为所有语言都有表示深层结构的“语义格”(Semantic Case),着重探讨结构与语义之间的关系。其中,对动词短语采用“深层格框”(Deep Case Frame)的方式来处理。在这一理论中框架仅指动词与其相邻词语的语法逻辑关系,是一种语言编码过程(linguistic coding)。格语法及深层次框引起了人工智能研究学者与专家的注意。[1]1976年, 费尔默首次提出框架语义学的概念。1977年, 费尔默又提出“场景—框架语义学” 理论, 在其中将框架定义为“语言使用中的任何一个系统,可以是词组,也可以是语法规则或语法类别的选择”,而相对来讲“场景”则指“人类信仰、行动、经验、或是想象中的人和一个连续的片段, 可大可小”[2]。斯奈尔弘比认为他当时提出这一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学派将句子、文章拆得七零八落的情况,呼吁人们用“综合的方法看待语言结构、语言行为、语言理解、语言变化和语言习得”[3]79。总的说来,在这一体系中费尔默试图借用框架概念,通过考察与词汇相关联的各种概念来确定该词汇的意义范畴。所以他强调框架“是一个系统”,更倾向于指向词汇间的衔接连贯等逻辑关系。

1982年,费尔默进一步修订了概念,将“框架”这个词作为一个覆盖面很广的术语,来涵盖那些讨论自然语言理解问题的文献中提到过的一系列概念,诸如“图式”、“脚本”、“情景”、“观念框架”、“认知模式”、“民俗理论”等等。[4]111-137他在《框架语义学》中写道,一个“框架”,作为在对语言意义的描写中起作用的一个概念,是跟一些激活性语境相一致的一个结构化的范畴系统。一些词语的存在,就是为了将这些框架知识提供给交际中的参与者,同时完成对框架的范畴化。因为图式脚本以及认知模式都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概念,所以不管有意无意,框架这一概念都已经进入了认知语言学领域。认知语言学从新的途径探寻传统意义上的语义,它“强调人类的认知范畴、心理因素、社会环境,着重从体验角度深入探讨人类的思维、语言与身体经验、外部世界诸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5]。在这一体系中, 框架被看作一种描写认知语境的方法,一种关联模式。框架成为连接多个认知域的知识网络。

同时费尔默还继续描述:“理解一个文本的过程涉及到搜索或感知框架(框架是靠文本的词汇内容唤起的),以及装配这类图式化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知识是不容易形式化的)到文本‘世界的某些‘想象中。”[4]128 这一描写让人们想到阅读和翻译过程。另外,在社会语言学领域,框架被看做是“社交活动中支配参与者的主观参与欲望的一个组织原则”,它为参与者理解交际活动提供了默认的参照点。[6]实际上由于框架概念的不断演变,框架理论进入到翻译领域出现了不同的诠释和意义。

二、框架在翻译理论中的应用探讨

(一)斯奈尔弘比(Snellhornby)的应用

较早将框架理论应用到翻译研究中的是斯奈尔弘比。她的《翻译研究综合法》一书批判了过去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中二元对立的传统,借鉴心理学上格式塔和原型理论,勾勒出一幅翻译研究的综合“格式塔”。理论上提醒人们对立之中总有融合、有渐进,实践上认为费尔默的场景框架理论会给人们带来整体概念。这一过程可以简单描述为:原作者写作的时候头脑之中总会有一个“场景”,然后他会遵循原语的一些规则,按着一定的“框架”将它表达出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通过审视原作的框架来找到存在于原作者头脑中的场景,并且将这一场景用译入语的框架再现出来。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斯奈尔弘比强调的是原语与译入语的框架不同。她在书中举了一则德国报纸的报道为例。为了节省篇幅,在此不列出原文,请参阅原书。

斯奈尔弘比分析德文有三组语言框架:一是词语结构,二是动词表示的时间顺序,三是副代词的指示功能,并且画出了原德文的全部解析结构图。所以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解读中,斯奈尔弘比文中的框架是以语法为中心的语言结构乃至篇章结构。她甚至在引用费尔默框架术语时加了个注解:“颇有些误导色彩”[3]79。可以说斯奈尔弘比引入到翻译研究中的框架是费尔默早期格语法时期的框架。其翻译转换的理想基础是原文的语法结构被译者全部解析理解,原文场景被激活,并且在译者头脑中复制,使其有可能在译入语的新语法框架中再现。可以说这仍然是和“信达雅”有同样规定性的理想翻译标准,但因为具有语言学思想而操作性更强一些。

(二)勒菲弗尔的应用

另一位借鉴费尔默场景框架理论描述翻译过程的著名翻译理论家是勒菲弗尔。他认为费尔默理论的基本概念“框架”指的是具体语言形式,“场景”则指的是生成框架的个人经验。“作者从场景开始,写作一个框架,而译者面对纸上的文本框架,会竭力重构生成框架的作者头脑中的场景”。可以说勒菲弗尔关心的并不是这一翻译过程, 而是在这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有意思的是,很有可能译者会因为时间空间的文化差异没有生成作者的框架。”他详细分析了拉丁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第32首诗第6行的各种译文,指出这些译者生成的场景全部背离了原作场景,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些添加有文化的,比如译者Aiken增加了40年代新英格兰的生活;有语法的,为了押韵而不必要的倒装;有两性的,比如女人不应该浪费时间闲聊。他继续指出,有的时候人们甚至并不知道作者的哪种经验生成了这些框架,也许这些框架只是一些“文学手指练习”,但却并不妨碍译者藉此创造各种各样的新的场景。[7]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勒菲弗尔主要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指出翻译活动常常是一种改写。在他的分析中框架仅仅是语言形式。至于如何从框架找出作者或译者脑海中的场景他没有明确分析,但这个过程应该仍然是经验的。

(三)汪立荣的应用

随着框架理论在认知语言学中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其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汪立荣教授的文章。汪教授借鉴认知语言学框架系统和次框架的观点,认为任何一个框架成分都可以激活它所属的那个框

架,比如飞机、飞行员、空中服务员、安全带、 机票、 登记卡、 头等舱、经济舱等成分都可以激活“乘飞机”这个框架。但是,不同成分所激活的同一个框架有认知视角的差异,导致产生不同的框架,称为“框架系统”;而次框架(subframes)比如在飞机上“进餐”、“看电影”等也可以帮助人们捕捉到乘飞机的场景。[8]

但汪教授论述的重点在框架的文化差异上: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社区的人们具有经验上的差异,在交往中可能导致人们的误解或难解。比如美国人难以理解“My father is a worker”这个句子,因为汉语“工人”所属框架是“工厂”,而英语“worker”所属框架是“工作”,不能直接激活工厂框架。据此,汪教授从三方面分析了框架的文化差异, 即框架成分的数量多寡有别,框架成分同中有异,字面相同而框架迥异。所以在翻译策略探讨中他指出,形成好译文的基础是译者在目的语中所采用的语言表达式能否激活与原语相同或相似的框架,认知框架虽然带有隐显的特点,但却是由语言形式激活的,因此在翻译中可以通过显现的词汇来进行框架调整。

汪教授的文章明确提出了相对应的翻译策略,即调整词汇。这是具有操作性的。但是从上述叙述中可以看出,汪教授通过词汇这一手段试图激活的是“认知框架系统”,而不是“场景”。那么这两者又有什么关联呢? 这给人们留下了疑问。另外,虽然框架与边界相比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但它肯定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词语的意义总是处在动态识解过程中,“概念框架可以被实时建构”[9],那么,翻译这项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不遵循原有的框架系统,对其进行更新呢?这为研究者进一步思考留下了空间。

三、对翻译中框架理论进一步研究的思考

从以上三位翻译理论家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三位理论家对框架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是不一样的,“框架”在他们的眼里或者作为语言符号,或者作为逻辑手段,又或者作为认知范畴,显示了其概念意义的嬗变。随着认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框架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探讨仍然具有挑战性。其一,它可以更有效地监督翻译过程。上文列举的翻译理论家仅有斯奈尔弘比探讨的是翻译过程,但这种探讨更类似于语篇衔接的探讨,而另两位研究的仍然是翻译结果。框架概念包含人类场景类型化的预设属性,是监督翻译过程和评价翻译结果的良好途径。其二,它可以进一步加深对翻译中的基本问题如选词、篇章构建等的研究。框架概念早已成为研究认知的工具,人类对语义、篇章的认知“总倾向于运用认识世界中的知识将语句中有关信息进行搭桥操作”[10]。翻译中的搭桥操作常常涉及思维、经验、心理因素和社会环境等。框架概念可以对此进行观察和描述。其三,这一概念对机器翻译也是有深刻意义的,因为它可以缩小语义标签的数量及排列。

Frame(框架)除了在语言学领域的应用之外,还广泛应用于人类学、社会学、人工智能以及认知心理学等领域。不同领域的学者给了它不同的名称,并赋予它不同的含义。如,perspective, schema, script, footing, demon等。这就造成了使用这一术语的困难,也就是说在使用这个术语时首先要分清它所应用的领域,不然就会引起误解。本文主要探讨了该术语在翻译领域里的应用,初步讨论了它在翻译理论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目的是要引起同行对此术语的注意。另外,本文作者在查阅文献时发现该术语近年来在语篇分析中使用频繁,并且还有学者提出了frame shifting的观点[11],此观点对翻译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伍谦光. 语义学导论[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101.

[2]Fillmore, Charles J. Scenes-and-Frames Semantics [M]//Linguistic Structures Processing. In Zampolli, Antonio (Ed.): Fundamental Studies in Computer Science, 1977:88.

[3]Snell-Hornby, Mary, 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5.

[4]Fillmore, Charles J. Frame Semantics[M]. Seoul:Hanshin Publishing Co., 1982.

[5]魏东波. 认知语言学框架中语义研究反思[J]. 外语学刊,2006(5):31.

[6]Bussmann, Hadumod.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85.

[7]Lefevere, Andre. Translating Literature——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M].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92:100.

[8]汪立荣. 从框架理论看翻译[J].中国翻译,2005(3):28.

[9]Croft, William& Cruse, D. Alan.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8.

[10]王寅. 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358.

[11]Tannen, Deborah. Framing in Discours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231.

[责任编辑:夏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