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思路与方向的顺利展开与最终获得成功,迫切需要启动新一轮改革。历史证明,改革是解决各种危机最有效的手段

本期《财经》截稿之时,适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际。今次会议备受关注,是因为在金融危机爆发、各国积极应对一年之后,会议所议所决,不仅事关中国经济明年走向,对全球经济也将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后危机”时期的中国,能否在复苏的基础上,走出一波结构优化、人民受益、社会和谐与生态友好的长周期发展,广受期待。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提出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提高针对性和灵活性,强调更加注重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开放和改善民生。这些政策基调不仅着眼于明年,也为“后危机”时期,乃至今后若干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厘清了脉络,指明了方向。

过去的一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在危机之际果断出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信心,遏止下滑。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渐入复苏,实属不易。但我们要承认,中国为宽松货币政策这剂猛药所要付出的可能代价是,短期增加了政策选择的难度,流动性宽裕正在引发资产价格上涨,通胀预期悬顶;中长期看,不能把目前的问题全盘诿诸金融海啸,我们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在外部环境突变之下凸显出来,未来对结构失衡和粗放增长进行纠正的难度有所加大。

“后危机”时期中国宏观政策的重点,除了稳固复苏、管理通胀预期、合理选择政策退出时机,更重要的无疑是调整结构、转换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这些思路与方向的顺利展开与最终获得成功,迫切需要启动新一轮改革。历史证明,改革是解决各种危机最有效的手段。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最近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谈道,“后危机”时期,中国应该重启“改革议程”。包括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要素价格改革,改革国企体制、推动国家资本的社会化等。

秦晓特别谈到,中国经济发展中诸多问题的改善和解决,需要在政治体制上做出相应的改革。方向是充分体现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在宪法的框架内对各种观念和主张有更大的包容,从制度上保障人民对公权的监督和制约。(参见本期“秦晓:重启‘改革议程”)

毋庸置疑,当下的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深刻的矛盾。最近一部名为《蜗居》的电视剧热播及引发的争议意味深长。围绕它的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热点、难点:权力边界不清、反贪腐任务艰巨、城乡二元分离、贫富差距加大、道德失范等。

权贵与资本结合的程度已经不仅局限在经济生活,它甚至在影响着今天的社会形态。当下悬殊的大比例报考公务员的现象发人深思,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速度与通道亦显阻滞。央行今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提出,“为居民提供更多财产性收入渠道。”只是,比起初次分配的不合理,资产收益也存在着巨大悬殊,由此导致了“富二代”“穷二代”。所以,要增加财产性收入,也要对现存财产结构通过包括税收在内的制度安排逐渐调整。

我们仍处在一个向现代化轉型的社会,巨大进步和危机并存,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任重道远。由此可说,启蒙的任务在中国并未完成。任何民族的现代化转型都必须经过启蒙,无法逾越,亦难绕过。这里面最核心的是人的理性和解放,康德说:“从迷信解放出来唤作启蒙。”如果说欧洲人从神权的蒙昧中解放殊为不易,那中国人从皇权的跪拜中获得自由也历尽艰辛。当然,今天再提启蒙,并非欧洲启蒙的简单平移,启蒙在今天要考虑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文化价值如何与启蒙传统接续融汇,作用于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五四”之后一路走来,坎坷进退已近百年,新的价值体系亟待构建,安顿人心与社会的共识也是下一个30年必须面对的课题。从去年汶川地震感悟公民社会端倪,到金融风暴之后思忖不惟GDP。明日的世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己与自己相处的伦理必将再造,庶几这一徐徐的共同富裕之梦与新的文明可久可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