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

资本一旦成型,就是一种权力,本身具有扩张势能,非人力所能掌控

一位贫民富翁的沉浮,演绎了一出权力寻租与资本托庇的活剧,表现的是双重规训匮乏之下,权力和资本双输的残局。

回头细看,除了勤劳与聪慧,倘若没有上世纪80年代价格双轨、全民经商的乱局,以黄光裕一介平民之身,赤手空拳,竟能于短短十几年间迅速致富,俨然一个“中国梦”的样板,不啻天方夜谭。身逢市场经济起步、人性松绑、物欲大潮汹涌之际,来去无挂,为所欲为,商海混战,一夜暴富,是这一批贫民富翁的类似发家历程。其操纵股市、实施金融诈骗,如履平川,可知法权体制漏洞百出,市场交易监管形同虚设,公共权力严重缺位。资本一旦成型,就是一种权力,本身具有扩张势能,非人力所能掌控,资本家不幸罹陷其间,反倒成为它自我实现的工具,其势嚣嚣,其态骄骄。而既存体制未能进行有效规训,以公权力抗衡之,则贪婪资本一路裹挟,亡命奔前,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既存体制之所以未能提供有效规训,就在于体制是权力的肉身,构成了并且听命于权力,而权力如同资本,恒具扩张势能。它不仅指向权力本身,而且,竭力延展至一切力所能及之处。其中,财色二字,尤为其青睐。而资本,正是万能的资本,投其所好,恰恰能够提供权力无法直接合法提供的满足。两相契合,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蔚为权贵资本主义,成就了权力和资本共治天下的格局,扮演的是“精英寡头化”的反民主化与逆现代性把戏。

的确,值此转型之际,强有力的权力体制不仅为推导历史所必需,而且,权力之垄断一切是实现权力意志的基础。凡此客观之需,助长了权力不受制约的自信,而不受制约的权力自然为所欲为。权势者陶醉于权力的魅力,痴迷于权力的能量,反感和排斥一切意欲限制权力的社会冲动,在满足自己的同时,腐蚀着其所附着的体制,而且,将资本拉下了水,或者说,和资本一起相约下水。

主角黄光裕的发家进程,正是此种公共权力私性化,逐步沦落为权势者寻租工具,进而与资本进行紧锣密鼓勾兑的历史。黄光裕们深知,要想发家,并且保住家业,不能将资本兑换为权力网络的入场券,终究危乎殆哉!毕竟现有的法律体系,无论是宪法还是物权法,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似乎多所保留。私权神圣的观念,尚未形诸立法,亦未成为基本的法权观念。作为市民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迟迟不见颁行,堪为一例。在此条件下,既存体制不能容忍另一种权力做大,或者,至少对其多所猜忌,这使得某种意义上,巨额财富反倒顿成心腹之患。在此,资本的贪婪本性与权力的扩张势能不仅互为知己,而且,基于相互深刻的不信任,一不小心,势必形同水火。

为黄光裕们的闪转腾挪铺垫了始初条件的市场法制的严重“不健全”,与身家亿万后深深的“不安全”,始终伴随其不惑人生。于是乎,在黄光裕们的眼中,托庇于权力或者权势者,才是万全之策,而权力紧握其笼头,如臂使指,勾搭成奸,早已不遑抵抗。如此这般,对于资本和权力进行双重规训的阙如,关于私有财产法权安排的不足,导致政商两界一干人马“走钢丝”,最终落马,伤害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而制造了一个双输的残局。

收拾残局,是体制的本能,终究是要落实到人头的。市场化红尘万丈之处,遭到勒索的不仅是万千小股民,而且,报应也指向了矫健弄潮儿,衮衮黄马褂。黄光裕们不过是它们“挑选”出来的具体“人头”罢了。他们并非最不幸的,更不是惟一的。

因此,为了杜绝双输悲剧再度上演,必须对资本和权力进行双重规训,营造平等与公正的体制条件,既防范二者的勾兑,又让大家各有凭借,不致彼此猜忌、相互勒索。其间,完善私有产权的法制安排,强化市场交易的有效监管,特别是形成第三方執法的法权程序,已是急务。毕竟,体制的恶质化,才是最为可怖之事。

凡此法权安排并非旨在限制权力,更非破坏或者废置权力,而是为了限制滥权,即制约和防范强权、暴力与暴政。其实,权力不是法制所能限制得了的,相反,法权安排的本质是权力,一种获秉正当性的权力,其施行亦有赖于权力为之张本。权力只能以另外一种权力来限制,正如“以野心制约野心”,利益只能以另外一种利益来抗衡。法律不过是它们的别名,法制则为一套将它们化转为公开较量的程序性体制,旨在提供角力规则,而将约制与抗衡导入按理出牌的套路,实现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此即权力抵消或者制约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民主与法治。

在此意义上,“有法律,不恐惧”,既不以钱少而担忧,更不因巨富而害怕,在按理出牌中,各得其所。如此才有妥帖的人世活法,进而有澄明的立法。这就是政治正义, 也是收拾残局的最佳进路。■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