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迎庆

走进苏州，穿过喧嚣的大街，走进幽静的小巷，一座座旧居古宅，让人们追忆起往昔的人文荟萃。在不起眼的小院里，走出过多少大名鼎鼎的文人墨客：金侃、汪士钟、潘祖荫、顾文彬、黄丕烈、沈秉成、吴梅，他们在阅尽了人世的千山万水后，躲在小巷深处，筑一书楼作为终老的归依。于是，我用探索的目光，走进百年藏书楼，轻轻叩开扇扇神秘的木门，它们无一不在诉说着昨日的翰墨书香。

双林古巷居幽人闲房春草时闭门

双林巷，一条名气很大的人文小巷，文震孟、文震亨兄弟二人同时金榜题名的故事，成为苏州人的骄傲。巷中30号有一所老宅，宅中有藏书楼“春草闲房”，楼主是清初苏州著名书画家金俊明(字孝章)和他的儿子金侃。

清初徐崧编写的《百城烟水》有这样的记载：春草闲房，在卧龙街西双林里，金孝章所构宅后书斋也。公高蹈不仕，拥书万卷，炉香茗碗，日与四方名贤暨二子上震、侃咏歌其中。住在同一条巷里的隔壁邻居、曲学大师吴梅先生曾经写道：“双林古巷居幽人，闲房春草时闭门。”

走进草堂，种植的花草树木有些年份了。院子不大，但很雅致，青砖灰瓦，花格门窗，有雨打芭蕉的寂寞。二门前的砖雕门楼精致古朴，门楣上面题的字是清代大书法家王文治所书。

金侃和其父金俊明是以抄书闻名的藏书家。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日：“矮屋数椽，藏书满椟，皆父子手抄书也。”金俊明对自己爱好藏书，有一个中肯的评价：“余赋性最淡，一切世人所热中奔竞者举无所好，顾独好书。然家贫授徒以糊口，安得有余资买书，势不得从友人借抄，所谓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者矣。然亦用以耗壮心，送余年耳，非欲以矜博览夸收藏也。”

金侃的抄本和藏书散佚于康熙年间，传世金氏抄本极为少见，现有者都是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可以说是国宝级的。记得他在一本书后的跋语中说，书抄完了，发现腊梅花开得正盛，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更为幽香。我也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百年前的双林巷，看见一个清瘦而孤傲的老人，享受着他的一缕梅香。

黄金散尽为收书秘本时时出老屋

悬桥巷，一个充满着历史意韵的小巷，自称悬桥小隐的黄丕烈在此筑书楼“士礼居”。士礼居后门在萧葭巷，前门在悬桥巷，旧址已成为工厂仓库。黄氏故居大部分建筑已被拆除，依稀可辨的书楼旧屋，仅存一正厅和东侧小院而已，因文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知道，这几间房子来头不小，是乾嘉时期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藏书楼的旧址，才没有拆除而一直保存到现在。

黄丕烈对书痴迷成癖，特别是遇宋版书，只要见到，必竭力以得，可谓要书不要钱。在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中，黄丕烈曾经收藏过的南宋刻本《陶渊明集》和宋汤汉注南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是国宝级的图书。宋版书在明末清初已经是非常值钱的了，甚至以页论买卖，黄丕烈为购宋刊《战国策》，竟花去80两黄金。清朝1两黄金约可兑换8～11两白银。二两银子在乾隆中叶时大约可以买两石白米，这大概是一小户人家一个月的口粮，也是一个私塾先生一个月的薪水。黄丕烈士礼居珍藏的近二百部宋版书，不知花去他多少黄金白银。

因为爱书，于是黄丕烈干脆自己做书商，凭借他在旧书市场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在玄妙观开设滂喜园书铺，凡土礼居刊刻的书籍，在书前都印有“书价制钱七折”的字样，书后有“滂喜园黄家书籍铺”和“苏州玄妙观察院场”两印章，既有书价打折的广告，又有品牌意识，号称“书魔”的黄丕烈，生意做得还有模有样。大约在嘉庆末年，黄丕烈藏书已经开始散出，至道光初年他去世前已散失殆尽，其中善本秘册大多归汪士钟艺芸书舍。

书画于人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

顾文彬所建的“过云楼”不但以收藏书画见称，更是著名的藏书楼。在1993年干将路建设工程中，铁瓶巷过云楼由文管部门照原样复原。楼前庭院除叠筑假山花坛外，还种植名贵花木，保持了硬山重檐、门窗古雅、雕刻精细的苏派建筑风貌。

过云楼藏画路人皆知，但却对家藏善本书籍秘而不宣，为何这样，今人无从知道。但也就是这样的一条家规，使顾氏藏书大部分得以流传至今，从这一点来说，顾家的藏书是幸运的。最有趣的是，民国时期，顾鹤逸的朋友傅增湘先生到过云楼借阅藏书，主人碍于情面，同意其在楼内观书，但附加了一个十分苛刻的条件，看书时不能带纸砚抄写，于是傅氏每天观书数种，归而记其书目，写成《顾鹤逸藏书目》，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六号上，这才使过云楼藏书大白干天下。据民间传说，过云楼里面还有一个不为外人知晓的密室，顾家的古籍善本就是放在这个密室里的。

在2005年春季嘉德全国古籍善本拍卖会上，过云楼所藏近500册流传有序、保存完好的珍贵古籍，包括40册的海内孤本宋刻《锦绣万花谷》，以2310万元的价格被一神秘买家整体买下，苏州图书馆也曾设想使该批古籍重返苏州，可是最后由于经费难以筹集，只能忍痛放弃。

万卷图书皆善本一楼金石是精摹

历史上，山塘街是一条著名的商业街，但它毕竟是由文人建造的，因此同样也充满了人文气息。清代徽商汪文琛父子，就在山塘街殳家墙门建造了闻名中外的藏书楼“艺芸书舍”。该楼堂宇轩敞，树石肃森，堂中悬挂楹联一副：“种树类求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远眺飞檐翘角，近看古色古香，一时间艺芸书舍珍本善册荟萃，号称海内之最。

商人出身的汪文琛，虽经商有道，富甲一方，但其亦崇儒重道，生平唯一嗜好便是广收图书，经过数年积累，藏书数量已经相当可观。提起近代藏书家，人们几乎无一例外会想到清末四大藏书家，其实四家中流传最广的两家，即南瞿北杨，其主要藏书均源于艺芸书舍旧藏。

汪文琛的藏书传到其子汪士钟时，更盛极一时。汪士钟年轻时即好藏书，他认为家中所藏四部之书，均属寻常习见之本，乃蓄志搜罗宋元旧刻及“四库”未收之书。当黄丕烈士礼居、周锡瓒香严书屋、袁廷祷五研楼和顾抱冲小读书堆所藏善本流出时，不少为汪土钟收归艺芸书舍。汪士钟又喜刻书，所摹刻宋本《孝经义疏》、《仪礼单疏》、《刘氏时说》、《郡斋读书志》诸书，校对精审，举世珍若拱璧。汪士钟本人仕途情况到底怎样，无足够文献可考，但从潘祖荫称汪士钟为观察，称汪士钟之子为比部等旁证来看，汪士钟绝不是寻常商贾。

汪氏藏书是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后来其所经营布号逐渐衰落，艺芸书舍藏书在成丰年间尽数散出。潘祖荫说：“汪氏与潘家有累世通婿之谊，惟业贾者多，询以旧藏，则瞠乎莫辨矣。”

万卷图书传世富双雏嬉戏志怀宽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古籍书店收集到一块巨型端砚，砚的下方刻有“鲽砚庐藏”，而鲽砚庐就是清代两江总督沈秉成在苏州耦园内的藏书楼之名。

沈秉成喜欢藏砚，曾在京师得到一块汧阳石，剖之发现有鱼形，制为两砚，名日“鲽”，乃以“鲽砚庐”命名藏书楼。曲园主人俞樾知道此事后曾赋诗一首：“何年东海鱼，化作一拳石。天为贤梁孟，产此双合璧。”楼为两层飞檐式建筑，站在小院里看此楼，整个格局为曲形，只见楼上楼下都是木雕的窗扇和栏杆，古朴而清雅，书楼保存如此完好，在苏州也是仅见的。

沈秉成藏书甚丰，更喜金石字画，所藏典籍皆为精绝，藏书数量更超万卷。苏州版本学家江澄波说，他曾购得沈秉成旧藏珍本古籍二种，一部是《绿窗女史》，一部是《书言故事大全》，均为明代万历问的写刻本，此二书现藏于北京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在50周年馆庆之际，举办了《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在展出的72件书画国宝中，其中高闲的《草书千字文》曾被沈秉成收藏，上有“耦园至宝”钤印。唐寅的《松荫高士图》立轴在2007年中国嘉德拍卖会的成交价为99万元，立轴上钤有“鲽砚庐”鉴藏印。被后人视为汉隶中极品的《礼器碑》，最早最精拓本就是被鲽砚庐收藏的。当时，苏州著名收藏家潘祖荫、李鸿裔、吴云、郑文焯等都是其藏书楼的雅客，前去鉴赏古器、碑版、金石、古籍，相互探讨研究。

如今园中书楼里的藏书早已散失，但书香作为一种精神意向，并不仅留在外观，而是直逼园主生存方式上的独立品格与精神趣味上的文雅气息，藏书楼只是容纳精神的物质载体而已。

滂熹斋古籍散而复聚

宝山楼藏书衰而

复起

吴县潘氏不但是一个官宦之家，更是一个藏书世家。潘氏藏书如果从潘奕隽的三松堂算起，传递到第六代潘博山的宝山楼，共藏典籍30万卷，把潘氏藏书推向了顶峰。追溯潘家这百年来的藏书历史，有着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最为经典的故事和人物。潘氏藏书，前后十数人，潘奕隽建三松堂已初有规模，潘遵祁再建香雪草堂，洪杨之役，损失殆尽。到四世潘祖荫建滂熹斋，潘祖同建竹山堂，潘介祉亦有桐西书屋、渊古楼。至六世潘承厚、潘承弼兄弟继业再起，创宝山楼、著砚楼，坐拥书城，聚至30万卷，散而复聚，衰而复起，成为书林一奇。

滂熹斋是潘祖荫藏书楼，藏有珍贵古籍数万册。由于潘氏长期在京城当官，这种特殊的地位使他在收藏善本古籍方面拥有相当的优势，所藏宋元刊本及抄本甚富。光绪九年，潘氏丁忧回到苏州，请叶昌炽协助他编校《滂熹斋藏书记》。滂熹斋中金石图书充栋，叶昌炽每读一书，潘祖荫就为他讲述藏书的源流、购书的原委以及校勘、考证、版本鉴别等情况，这些叙述再由叶昌炽记述下来经过整理汇编成《滂熹斋藏书记》。特别是潘祖荫所藏的宋刻《金石录》十卷，尽管不是全本，人们都称为奇书、人间孤本。收藏者都镌刻了一枚“金石录十卷人家”小印，钤于书上。潘祖荫更是自夸“异书到处，真如景星庆云，先睹为快”。1951年7月，滂熹斋藏书成为上海图书馆首批国宝级的藏品，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令世人瞩目。

万卷藏书不复在

此地空余群碧楼

笔者近日又去了藏书家邓邦述的故居，看到其已被全面修复，古朴典雅的建筑庭院，配以白墙黑瓦、曲径回廊，花木扶疏，具有浓郁的苏州民居特色。在此小院里散步，你能嗅到那浓浓的书香，这翰墨之香似乎是从群碧楼线装书中和吴地文化积淀中飘逸而出的。

1921年，邓邦述定居苏州侍其巷38号，正厅的西侧有一座二层楼房，楼房下有廊房可以穿过，此楼就是邓邦述的藏书处“群碧楼”。邓邦述藏书总数约38000余卷，数量不算很多，但质量特别高，仅宋刻本就达1800余卷，元刻、旧钞、名校更是琳琅满目。

辛亥革命爆发后，邓邦述即失去了官职。民国中期，邓氏为维持生计，忍痛以五万元的价格将其所藏图书中的一半售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中有许多宋元佳刻。傅斯年图书馆1934年购自邓邦述群碧楼的藏书，共430余种。邓邦述去世后家属又将遗留藏书悉数卖掉，至此邓氏藏书散失尽净，留给后人的只是一声无奈的叹息。

百嘉室春秋几度藏曲富一时无双

走进蒲林巷，唐宋的诗韵在这里积淀升华，昆曲的余音在这里盘绕回响，弥散着动人的诗风曲韵。蒲林巷35-1号，是吴梅故居，墙上原先还写有诗句，有砖雕门楼的题字，有苏式雕花古窗，历史在这里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仿佛在告诉人们一代曲学大师的前尘往事。

吴梅老屋本在滚绣坊，后毁于太平天国战火。成年后的吴梅靠着“授徒东吴，指点宫商，携笛公然上课堂”的薪资，购得蒲林巷厉氏破屋开始重建。楼上东边两间辟为百嘉室，收藏善本精本图书，奢摩他室仍设在楼前平房内，收藏一般书籍。

吴梅任教职的微薄收入，既要抚养四个嗷嗷待哺的幼子，还要购买自己喜欢的戏曲珍本、善本，所以生活十分艰难，也多不如意。但是吴梅本着棺不取厚、衣不取锦、死欲速朽的先圣明训，潜心戏曲书籍的收藏。经他苦心孤诣搜罗的戏曲孤本、抄本有六百多种，所藏元刻《琵琶记》，经钱谦益、黄丕烈、端方、翁同龢等递藏，并盛以精制楠木椟。1936年自编有《瞿安藏曲记》上下两册，共载录五六千种，数万册之多，被誉为“藏曲大家”。对于自己的藏书，吴梅在他的遗嘱中写道：“余生寒俭，无意藏弆，而朋好中颇有嗜旧刊者，朝夕熏染，间亦储存一二。始则乾嘉校定诸本，继及前代珍密诸书。架上日丰，箧中日啬，饔飧不继，室人交谪，此境习以为常也。嗣后授徒北雍，闻见益广，琉璃厂、海王村、隆福寺街，几无日不游，游必满载后车。”

关于百嘉室的藏书，苏州的另一位文坛大师郑逸梅先生著的《霜压先生别传》中这样写道：“某大学图书馆拟出若干万金收购之，先生不之让也。”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由郑振铎居间介绍，由吴梅后人捐存北京图书馆。1982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录成《吴梅戏曲题跋》。

余秋雨在《白发苏州》一文中说：“无数的小巷中，无数的门庭里，藏匿着无数的灵魂。千百年来，以积聚久远的固执，使苏州保持了风韵的核心。”珍藏着很多线装书的苏州私家藏书楼，就曾构成了这种风韵的核心。如今，这些代表古城独特文化符号的藏书楼，正在渐渐淡出历史，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不断失落的吴文化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