邰子桐

在长春市普阳街旁的一栋居民楼内,76岁的沙秀杰老太太完成了自传《岁月遗痕》最后的定稿。在这部自传中,老人以一个寻常人的视角记录下了这座城市60余年来的沧桑变化。

沙秀杰萌发写自传的想法源于2008年第一次心脏手术之后。“从手术室出来之后,躺在病床上的我脑海中经常浮现一些过去的事情。长春围困时的惨烈,七口人挤在一个不足6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这个城市几十年来的变化历历在目,我觉得自己余下来的生命都是捡来的了,应该对得住生命给我的恩赐,把这些往事记录下来,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生有所交代。”2009年1月,沙秀杰进行了第二次心脏手术,又一次从死神手中挣脱的她彻底坚定了自己写自传的想法。出院之后,没有完全康复的沙秀杰便开始了奋笔疾书。

解放长春前后的那些日子,给老人留下终生难以抹去的痛苦烙印。1948年3月,5个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师初步包围长春,实行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那时,15岁的沙秀杰每天最希望的事就是听到枪声。沙秀杰说,当时左邻右舍常聚在一起,听城外的枪声,“枪声越密集,我们越兴奋,就盼着共产党早点儿打进来,这说明要解放了”。进入初夏后,城内粮价飞涨,一个大饼子可以换到一个金镯子,甚至能领走一个大姑娘。我家意识到情况不妙,全家人想逃出城去,但当时国民党不放百姓出去,说是禁止出城投共,他们就在洪熙街设了卡子,也就是解放后的红旗街。很多百姓得到消息,推着小车,聚在这里,大约有几千人。大家也不知去哪里,只晓得出了城,见到共产党的部队就有救了。”

在沙秀杰的记忆中,那时的红旗街就是死神招手的地方,在那里随处可见饿死在路边的尸体。“今年四月份的一个晚上,我自己一个人去了一趟红旗街,那里灯红酒绿,虽然是晚上,但各色的霓虹灯将整条街照得宛若白昼。林立的商铺,比肩接踵的人群,和60年前比,真是天壤之别。”沙秀杰感慨地说。

长春解放之后,沙秀杰进入医院当了一名护士,这一干就是40年。解放之初,百业待兴,医院的设备也非常简陋,沙秀杰工作的医院只有一台显微镜,医生看病仅靠听诊器,为病人洗衣服连搓衣板都没有,沙秀杰只好找木匠在一块木板上钉了几条棱充当洗衣板。“现在就大不一样了,技术设备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专家坐诊,各种设备一应俱全,洗衣服也早就不用人工了,这些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谈起60余年来的生活变化,沙秀杰更是感慨万千。长春围困时,家中无粮,沙秀杰一家能在城内度日,得益于大哥、二哥每天从军队伙食省下的两个大饼子。“我和三弟每天去取大饼子。”沙秀杰说,那时有个场景,令她一生难忘:“一次取完大饼子,三弟跟在后面,他说‘二姐,我饿。我没理他,他就在身后念叨。走了一会儿,听到后面没动静,回头看他倒在路上,那不是人样,就是一副‘小骷髅,我心软了,用手指甲抠下一块喂给他吃,他才有劲走。”解放之后,沙秀杰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成家之后,随着家中人口的不断增多,生活依然是捉襟见肘。“那时候过年能给姑娘买两个扎辫子的蝴蝶结,能给每个孩子买一件新衣服,就感觉这个年过得可有新意了。再看现在过年,孩子们买回来的东西吃一个正月都吃不完,买衣服更是平常事了,这些都得益于党的好政策,我们这代人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有着切身的体会。”

自从成家以来,沙秀杰经历了三次搬家,每一次她都历历在目,如数家珍。沙秀杰第一次搬家是搬进医院分的红砖房,没有取暖设备,也没有厕所,家里除了一个煤球炉子和一张床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东西,但却让沙秀杰激动得一晚上没睡觉,因为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后来上山下乡,沙秀杰在乡下待了十年。回城之后,沙秀杰又搬了一次家,全家7口人搬进了一套不足60平方米的房屋中,有了固定的供暖,还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再后来,子女都相继成家,各自买了房子,2004年留学日本的女儿回国,沙秀杰从老房子里搬到了现在这套90平方米的房子里。“想想过去,再看看现在,我对生活充满了感激。”

如今的沙秀杰早已退休,儿子在外企,儿媳是医生,女儿在国外攻读博士后,生活没有任何的忧虑。沙秀杰在老年大学学习,不时有作品发表在刊物上,为老人的晚年增添了无尽的乐趣。2001年和2004年,沙秀杰在女儿的陪伴下两次到日本旅游。“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也许我余下的时光并不多了,我要过好每一天。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但这些年的变化却让我对这个城市陌生起来,它太繁华了。我还要继续写下去,写我记忆中这个城市点点滴滴的变化,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太深沉。”沙秀杰眼含泪水说。

(稿件来源:《吉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