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晓菁

在位于福州省府路上的一间会客室里,我们见到了郭成土老厅长。穿着普通衬衫,随和地招呼我们喝茶。早年和他共事过的老部下们都这样形容郭成土:务实、谨慎、随和。如果撇开厅长的光环,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福建省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承包制”等主要调整利益分配关系的改革。然而,承包制实行的结果往往是“厂长负赢、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国有企业仍然改变不了政府附属物的地位。1992年,国家提出要“制度创新”,产权制度成为改革的主攻目标。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关、停、并、转”的国有企业陆续增多。

郭成土,1993～2000年任福建省劳动局党组书记、局长,福建省劳动厅党组书记、厅长。他在任时期,正值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用郭成土的话说,那是国有企业的阵痛、工人的阵痛。这种痛逐渐蔓延开来,于是,包括他这位站在福建国企改革风口浪尖的劳动厅厅长,也跟着一起痛了。卸任九年多之后的今天,郭成土谈起在任期间印象深刻的几件事情,全是围绕着国企体制改革。

“百灵”电子破产事件

福建电子计算机公司是福建省中型国有企业,在1986年曾被国家有关部门判定为国有大型企业,原有在册职工1183人,其中临时工68人,劳动合同工11人,全民固定工1104人(含已退休职工)。公司注册资金2260万元。计算机公司的基本组织除公司总部外,下设的全资公司和部门包括:福建省计算机软件技术公司、福州百灵电子设备发展公司、福建电子计算机研究所、福建省百灵电子厂等15个单位。20世纪80年代是该公司最辉煌的时期,享有“南有百灵,北有长城”的佳誉。“百灵”计算器和微机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多种产品获国家级、省部级大奖,企业效益好,曾连续数年创利超千万元,是福建省七个税利大户之一。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由于市场竞争日趋加剧,企业经营机制不活、经营决策失误、管理不善、投入太少等多种原因致使公司的经济效益严重滑坡,亏损不断增大。截至1995年5月累计亏损已达10417.25万元,加上拖欠省内外客户款项,合计不能清偿到期债务金额已达13681.9万元,而企业现有资产仅6207.8万元,企业难以维持。1995年5月以后,该公司开始了破产申请前的准备工作,经主管部门福建省电子工业厅同意后,1995年6月23日福建电子计算机公司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

一听说企业要破产,工人们不干了。“明明是盈利的企业,怎么突然间说破产就破产呢?”工人们怒火冲天,召集了一群人将办公楼团团围住。省经贸委、省总工会、省电子工业厅的领导们都惊动了,事情似乎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多年后回想起当时的情况,郭成土依然觉得惨痛。工人们一下子从观念上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工人阶级是当家做主的,怎么突然间要和企业签约,成为企业的合同工人呢?而更多的人痛惜的是即将要失去稳定的工作岗位了,许多老员工想不明白:虽然工资不高,但至少有着公平且有保障的社会福利,有着工人被尊重的社会地位,大家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安心地为国家建设贡献。一旦最基本的保障没了,哪来的建设热情?

在这起事件中,郭成土提到了一个细节,当时的工会领导要上台讲话,底下的工人根本不耐烦听,话没讲两句话筒就被抢了。于是,郭成土提出给工人们一个说话的机会,找个速记员把工人们所有的问题全部记录下来,局面总算是控制下来了。

接下来的日子,郭成土开始给工人们讲国家体制改革、讲市场经济、讲竞争,一些文化程度高的公司骨干、技术工人开始慢慢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在趁热打铁中,郭成土瞄准了公司的一大批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做思想工作,“企业改革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与其大家干耗着一起浪费时间,不如趁年轻赶紧想点新路子。”当时福建的实达电子、新大陆科技集团等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崭露头角,求贤若渴的民企很快接纳了许多“百灵”的管理人才和技术工人,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这些企业今天的不断发展壮大奠定了人才基础。

在对破产“百灵”工人的安置中,考虑到早期的国有企业工人工资低,对国家的贡献却很大,许多40~50岁的老员工愿意退休的就退休了,而一些暂时没着落的工人,政府为他们提供两年的失业金。许多工人不愿意领失业金,拿了一两万的安家费各奔东西去了。于是,“百灵”电子破产事件算是告了一段落。不久之后,朱镕基总理视察福建,提及“百灵”电子事件,当时由在场的郭成土一一作答。朱总理听完后很满意地说:“做得很不错。”

再就业工作

随着企业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下岗职工持续增加,劳动力供大于求,城镇失业人员不断增加。在一些山区县市,困难企业无力支付下岗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劳动力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就业岗位缺乏,失业保险基金支撑能力不足,使就业工作面临巨大压力。

在确保下岗工人基本生活的同时,福建省以促进下岗职工尽快实现再就业,加快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为目标,采取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那几年,就业局势保持稳定,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6%。再就业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全省下岗职工再就业6.68万人,再就业率达66%,连续三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轨”步伐也不断加快,全省下岗职工出中心(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中心)6.56万人,解除劳动关系7.03万人,占企业下岗职工减少数的88%。到了2007年,泉州、漳州、厦门、三明等市已实行下岗职工不进中心,直接由企业与其解除劳动关系进入劳动力就业市场。

失业保险制度也进一步完善,到了2000年,全省参加失业保险职工176.36万人,综合覆盖率达51%;全省共征集失业保险金2.86亿元,有效保证了失业保险金的发放和再就业资金中所需社会承担部分资金的筹集到位;全省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5.16万人,已超过领取基本生活保障费的下岗职工人数,表明了福建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制度“并轨”的步伐已经加快。

下岗再就业也推动了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兴起,就业培训也逐步展开。在成绩面前,郭成土提及了当时他所不能认同的一个现象:所有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都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提供免费培训,免费推荐就业;而非国有企业职工参加就业培训及要求推荐就业却是需要收费的。作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必须同等对待全社会的所有职工,怎么能区别对待呢?由于涉及各方利益及历史遗留问题,关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收费问题,到了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就业促进法草案中,才明确规定了政府设立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为劳动者免费提供的服务项目。

前沿工作者

在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许多人提出了一个质疑:怎么能提劳动力就业市场?那 “人”岂不是变成商品了?之后,面对这种质疑有了新的论断:劳动力是商品,人是劳动力的持有者。这种带着政治因素的问答,在郭成土的心中有了很深的烙印。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更重要的是一场思想上的认识改革,于是,劳动人事改革被推到了国企体制改革的前沿。

1994年,《劳动法》正式出台,1995年,开始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但在当时,很多国有企业在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时,大多都是被改革的大潮推着走,流于形式。许多员工和经营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签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签。实际上,劳动合同的签订,标志着这些城市的劳动者已经迈出了从“国家人”到“企业人”的重要一步。

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有了劳动力市场,必然要有相适应的法规出台。1998年,《福建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正式出台,之后《福建省养老保险条例》、《福建省失业保险条例》、《福建省劳动安全条例》等逐步颁布。福建劳动力市场的法制体系逐步健全起来,而一种新型的用工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在企业养老保险政策的前后衔接中,将企业职工区分为“老人”、“新人”、“中人”,对他们退休后享受基本养老金也采取了不同的计发办法,即“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较好地保证了养老保险政策的连续性和前后衔接。

身处福建国企体制改革的前沿,郭成土亲历了国企体改给企业和工人带来的久久难以平复的痛楚和辛酸。有一回,郭成土去三明搞调研,有个效益不错的国营工厂,职工宿舍楼却是几十年如一日没有改变。工厂要建宿舍,要给政府打报告,层层审批,一天没有批下来,宿舍楼一天就盖不起来。许多工人是结婚的时候厂里分了一间房子,到了孩子长大的时候还是一间房子,不够住了怎么办?一家人各分东西,男的住男职工宿舍,女的住女职工宿舍。一位工作三十多年的老工人临退休前请教郭成土:参加工作到现在积累了几万块钱,是留着买房子好呢还是给儿女结婚好呢?郭成土后来是建议这位老工人买房子,住房问题先解决了,儿女结婚问题只能放手让儿女们自己解决了。这件事情之后,郭成土常唠叨,这就是国有老工人的现状,工作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只能选择办一件人生大事。而后来,那位退休老工人的儿女们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几年时间就把父母一辈子的积蓄赚回来了。老工人们感叹:跟着党的步伐走,真是走对了。而郭成土的感慨是:体制改革,痛是难免的。但是痛完之后,会发现前方的路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