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兴民　王　焯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这对于像他这样有着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来说，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打击。罢官之后，彭德怀曾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今后的打算：“准备读点马列主义的书，作些社会调查，自食其力地参加一些生产劳动。”也就在这一年，彭德怀举家落户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传说《杨家将》中的杨六郎在北征辽国时。曾在这里解甲休息过。所以这个地方从此得名“挂甲屯”。不知是历史的无情嘲讽，还是天意的巧妙安排，这位在漫长而艰难的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出生人死、屡建奇功、叱咤风云的人物，如今也在此“挂甲”了。至于吴家花园，虽名日“花园”，却早已荒芜凋落，杂草丛生了。面对此情此景，抚今亿昔，无不给彭德怀一种沧桑兴废之感。然而，也许由于心里另有打算，彭德怀并没有过分沉溺于这种今非昔比的悲伤之中。在此落户后，他高兴地对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魁英、司机赵风池及警卫班战士说：“锄头一响，不愁吃穿!”这位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元帅，仿佛又回到了他的故乡，找到了他生命的根基。从此，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了田园上，彭德怀买了锄头、镰刀、大锹等劳动用具，带领身边人员开地种树、种菜、养鱼。为了便于计算亩产量，他还专门种了一分地的小麦试验田。他要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通过自己的劳动，重新证实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提出的看法，验证各地的“卫星产量”究竟是否准确。

彭德怀把一切心思都集中在这一分地的试验田上，他经常卷起裤脚和年轻人一起去池塘挖淤泥积肥，他还买了粪桶，让警卫班的战士聚尿积肥。由于精心管理，试验田里的庄稼长得密密蓬蓬。麦子快要成熟时，他成天拿着竹竿在地边守护，收割时也特别细心，颗粒归“筐”。“功夫不负有心人”。一过秤，整整90斤。彭德怀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按照这样的收成，一亩地可产八九百斤，算我们功夫不够，加一倍，亩产两千斤，我看是顶到天了。”彭德怀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践调查结果又一次证实了他在庐山会议上所提意见的正确。可事实是无情的，他用心良苦，却无法改变庐山会议的既有结论以及由此给他所带来的厄运。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的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一直陪伴他度过了整整六个春秋。

分“梨”风波

1962年，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別平反，这给彭德怀夫妇带来了“一线希望”。然而，希望很快便成为泡影，“给谁平反，也不能给彭德怀平反!”这是压倒一切的调子。“彭德怀组织反党集团反毛主席、彭德怀里通外国”——这两点谁也翻不了。患难中的夫妻也在巨大的压力下决定“分手”了。

彭德怀说，他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取此下策”的。浦安修说，她爱彭德怀，但她更热爱党。在党和彭德怀之间，她选择了党，因此决心离婚，这不是划清界限，而是进行比较选择。

分手的这一天，彭德怀特意挑选了一个很大的梨，亲手把皮削得干干净净，切成匀称的两半，放在一个盘子里，顺手推到浦安修跟前。浦安修泪如雨下。彭德怀首先“发表声明”：第一，我根本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根本没有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更没有里通外国和组织军事俱乐部。因此我内心根本不愿和安修分手；第二，我不吃梨。我这样并不是临时变卦不同意离婚了。而是照旧坚决要分手的；第三，安修要是坚信我彭德怀是个无辜受害者，我之愚见是也不要吃分给你的那半梨。如果你有丁点怀疑我彭德怀是个“反字号人物”，就痛痛快快吃掉属于你的那半梨，从此我们一刀两断；第四，“天”在上，今有杨老作证，这是我们夫妻一场大不幸中之万幸。

浦安修抓起一半梨来……杨老急了“安修，不要吃梨!不要离婚，到你受到更深株连的时候，离婚不离婚都一个样；德怀老弟，请听愚兄一句话吧，一起生活下去。坚持到底，等待历史揭开真相!”浦安修看看杨老，又瞧瞧德怀，然后盯住抓在手中的那半个梨，很快。她吃光了。浦安修哭着说：“你们的话都在撕绞我的心肺，我的脑壳都要炸裂了，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场面了……”彭德怀和杨老愕然!

浦安修如此“快速”吃梨，使刚强的彭德怀也落下泪来。他站起身喊道：“送客!”“且慢!”杨老站起来，“彭老弟，请你也吃梨，你们都吃梨而不离，这将传为历史佳话”。

“我坚决不吃!”彭德怀大叫。浦安修失声痛哭。“你不要搞绝对化厂“在这一点上我就是要搞绝对化，我绝对不吃厂彭德怀说完，抓起剩下的那一半梨，使劲扔进了字纸篓，又一次发出送客的命令。

1965年，彭德怀被安排去三线工作，浦安修似乎看到了自己和彭德怀破镜重圓”的亮光。在杨老的安排下，她和彭德怀在红霞公寓匆匆见了一面。解释“狠心吃梨”的心里话涌到嘴边，却被彭德怀挡了回去。“当年你就是不吃分手梨，我现在也坚决不同意你去三线!就如同我当年坚决不吃分手梨一样厂事实证明，彭德怀的看法是对的——去三线只是表面的光亮，很快会破灭的!”

1967年盛夏，彭德怀被拉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浦安修陪斗，造反派对他们大打出手，心狠手辣。彭德怀大喊大叫，他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保护浦安修。“请你们不要打她。她和我没有关系!她已经吃过离婚梨了!和我划清界限了!请你们高抬贵手，只打我一个人吧!打手们不管彭德怀如何喊叫，还是照样打，甚至打得更狠。“我没有吃梨，你们打我吧!”彭德怀仍然不停地喊。打手们不解其意。拳脚都集中到彭德怀身上……

1974年冬，彭德怀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被特批最后见浦安修一面。遗憾的是，浦安修放弃了向彭德怀陈述自己吃梨本意的最后一次机会。

毛泽东再变初衷

1965年9月的一天，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彭真在人民大会堂约见了彭德怀，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他到成都抓西南大三线建设。彭德怀向彭真讲了好多心里话，表示不愿干这个差使，拒绝了毛泽东的好意。回到家后，彭德怀一连几天一直闷闷不乐。他内心深处非常矛盾，彭德怀拒绝毛泽东的好意应该说是出于真心从全局和个人的能力、处境考虑的，并非一时情绪冲动、感情用事。这从他受到主席招见后无法按捺的喜悦中可以得到证明。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又收到彭德怀的信，9月23日一早，便亲自给彭德怀打电话，请他务必前来面谈。彭德怀无奈，只得驱车前往中南海颐年堂与毛泽东见面。

一到中南海，想不到毛泽东已在颐年堂外等候了。彭德怀惊喜交集，疾步上前，与毛泽东紧紧握手。毛泽东风趣地说：“你这个人啊，平时总不来。写信是不写则已，一写几万言。”一席话，使他们之间隐匿着的那种紧张气氛一下子悄然消失了。两人都开怀大笑起来，手拉手走进了颐年堂。毛泽东与彭德怀的谈话一直从清晨持续到下午三点多钟，毛泽东承认彭德怀的“万言书”增加了他们之间的误会；彭德怀

则坚持自己的基本看法。其间，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对认识彭德怀的问题非常重要。在谈到三线建设问题时，毛泽东说：“你去西南是最合适的，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当多为后代着想。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在彭德怀提出“我已经臭了”拒绝去三线工作时，毛泽东说：“真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我没有忘记你。日久见人心，我们再一起往前走吧!派你去西南，这是党的决定，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你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你也是诚心诚意的。对你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你搞军事工作多年，又有经验，三线建设与军事有密切关系，让你去西南三线任副指挥，对你没有什么保密的，你想看什么地方就去看什么地方。”

在最后劝彭德怀去三线时，毛泽东说：“你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我送你几句话——既往不咎，意见保留，努力工作，作出成绩，必要时再带兵打仗去。”会谈后不久，毛泽东又对刘少奇交代：“要开个会，出个安民告示，让彭德怀同志与有关方面同志见一见，给他创造个好的工作环境。”毛泽东似乎已预感到了什么，再次郑重说：“把问题说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也许只是出于保护彭德怀，为他提供一次重新工作的机会，以便“恢复名誉”，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所受到的错误攻击作了一次口头上的平反昭雪，表明他已有了为彭德怀昭雪的初步打算。然而，毛泽东的这一良苦用心并未收到良好的效果。尽管他把彭德怀送到远离政治漩涡的西南三线，却并没有改变彭德怀不幸的命运。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升级，彭德怀受到了各种形式的攻击和批判。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含沙射影地攻击彭德怀。攻击他为“老右倾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到了西南后仍死不改悔”。更可悲的是，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又改变了初衷，对彭德怀发表了看法。而后又在林彪、江青等一伙人的盅惑下，在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一次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问题作了如下讲话：高岗、饶濑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了。……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地位，使他的这些话无疑起了宣战书的作用，再一次将彭德怀从刚升起的曙光之中推向无边无际的黑暗里。

遭“红卫兵”绑架

毛泽东关键时刻的几次讲话，无疑给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彭德怀开了“绿灯”。“文革”开始后，林彪四处煽风点火，甚至在彭德怀的姓名上大做文章，他说：“你们知道彭德怀的原名叫什么吗?叫彭德华。他小时就有野心，想得中华。”江青也有意激将，对他的爪牙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为什么连个彭德怀也抓不来?”在两人的煽动下，戚本禹赤膊上阵了。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他找到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头头、当时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经过密谋策划，一个绑架彭德怀的阴谋活动产生了。

成都的冬天，难得见到阳光，不是乌云密布就是细雨濛濛，异常湿冷。彭德怀患有肠胃炎，加之西南建委工作瘫痪，无法工作，只好在住地永兴巷7号家中看书、休息，但心里却一直不能平静。12月21日，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又一次来到彭德怀家中，名目提问，实际上是对他的住宅进行观察，以便采取行动。

12月22日凌晨3时，天空没有星星，夜幕笼罩着大地，寒风刺入肌骨。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几辆拉粪的车子从门口经过。值勤人员只注意门外，未发觉一伙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已翻墙而人。执勤人员问：“深更半夜你们来干什么?”回答说：“我们找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战士批评道：“翻墙不对嘛。”话未说完，便有人说：“什么不对!这是革命行动，与你无关!”战士无奈，只好又去站岗。

因为疲倦，綦秘书那晚睡得很熟。院内的“红卫兵”鬼鬼祟祟，交头接耳后，便激烈地猛砸綦秘书的门。綦秘书被惊醒了，立即意识到事态不好。他打开门，镇静地问道：“你们有什么事?天未亮就来敲门，你们不休息，我们一家还要睡觉呢!”“红卫兵”才不管这些，大喊着要让綦秘书带他们去见彭德怀。双方争执起来，吵得一塌糊涂。吵闹声终于将彭德怀惊醒了。他不慌不忙地打开电灯，还喃喃自语道：“天还没亮吵什么呀?”随手便打开了房门。“红卫兵”中有人发现了彭德怀，踢开围墙小院的木门，冲了进去，一把抓住彭德怀。一个“红卫兵”吼道：“彭德怀!跟我们走一趟，我们不会伤害你，有问题要和你谈。”彭德怀从容镇静地说道：“走就走吧，让我穿件衣服。”身边的工作人员拦也拦不住，“红卫兵”连推带拉地把彭德怀抓走了。他们把彭德怀揪到了四川省地质局院内。戚本禹在北京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江青报功：“彭德怀现在已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押送北京。北京的学生已作了斗争的准备。”

几乎在戚本禹向江青报功的同时，周恩来总理也得到了消息。他立即向成都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并直接向绑架者做了如下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1966年12月27日，火车驶进北京站。当时，举着各式各样“战斗团”旗帜的红卫兵各不相让，大吵大嚷：“我们是江青同志派来的!”“我们是奉了林副主席指令来的!”经过一场激烈的争闹、争抢、谈判，终因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王大宾一伙人多势众，由他们把彭德怀甲回北京地质学院。又经过好一番交涉，才把彭德怀交给了北京卫戍区。这时，周恩来总理再次作出指示：对彭德怀“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而林彪、江青一伙在1966年12月28日却已作出了逮捕彭德怀的决定，致使彭德怀一进卫戍区便开始了囚徒一般的监禁生活。1967年元旦，彭德怀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这次不是“万言书”，而是一封短言，也是他一生中写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东方红“红卫兵”抓获，于27日押解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

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被逼交待三个问题

彭德怀被“红卫兵”押解到京后，作为一颗“很大的定时炸弹”先被安排在北京西郊五棵松附近部队驻地，由警卫战士轮番看守。以后又被秘密转移到了另一个驻地。

为了将彭德怀作为攻击刘少奇的一发炮弹发出去，林彪、江青一伙人对彭德怀的迫害变本加厉了。在陈设简陋的房间内，经常有人杀气腾腾地逼他交待有关问题，逼迫他写所谓的“交代材料”。1976年初夏的一天，王大宾等人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对彭德怀进行了审讯。他们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硬要把“里通外国、反党卖国”的罪名强加在彭德怀的身上。彭德怀发怒了，训斥审问他的人。审问的人把彭德怀从座位上拉起来，推到墙角，拳打脚踢，并勒令彭德怀限期交代有关问题。彭德怀在“文革”中被逼迫交待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发动“百团大战”的野心和动机；二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是怎么死的；三是和侄女彭梅魁的来往关系。前两个问题，许多人知道是江青一伙的欲加之罪。第三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彭德怀被押到北京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过着囚犯的生活，除了可以看报纸外，几乎和外界隔离起来了，身边连一个亲属也没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得以和在北京工作的侄女彭梅魁见了一面。可是时间不长，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便多次让彭德怀交待：“你被捕到北京后，同彭梅魁有些什么勾当?”这种提问使彭德怀意识到，他如今简直成了“瘟神”，挨上谁就会给谁带来灾难，还是少牵累一些人吧。于是，在以后和侄女的来往上，他都非常谨慎。彭梅魁后来说过这样一件事：一次她给伯伯送去一个牛皮纸的包裹，上面签着张春一(彭梅魁的爱人)的名字。后来彭德怀退东西时，她又见到了这张牛皮纸，不过“张春一”三个字都被彭总勾掉了。后来给彭总送去的《马恩文选》上也有“张春一”三个字，彭总又一次把这三个字划掉了。还有一次，她接到“专案组”的电话，让她去卫戍区一趟。从卫戍区她收到了一封信、800元钱和一个布包裹。彭梅魁看着伯伯写给自己类似绝交的书信，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此后，彭德怀和侄女再也没有来往过，直到彭德怀逝世后的第二天，彭梅魁才得以见到伯父的遗体。

将星陨落魂归“八宝山”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升级，戚本禹、关锋在江青、康生之流的指示下，加紧了对彭德怀的迫害。

1967年4月以后，彭德怀被进行所谓专案审查。1967年7月，在北航的一次小型批斗会上，彭德怀竟被打伤，致使肋骨骨折，卧床多日，生活非常困难。不久，经过周密的组织安排，在大造了声势的前提下，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共同在北京航空学院操场上主持了约10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他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遭受着当时批斗会上“流行”的一切酷刑。会后，又叫他从由人群筑成的狭巷中低头走过，经受当时人们所能想出来并付诸行动的各种折磨，接受拳头、脚、唾沫的羞辱，以致当他走到人巷的一半时，便瘫倒在地。69岁的彭德怀游斗回来后成了这个样子：两个人从车上把他架到屋里，进屋一直在床上躺着，到晚上21时左右，起来喝一碗稀饭，走动时东倒西歪。22时，自言自语地说：“这么还了得啊，今天打得太重了，手扭得太重太痛，手和胳膊都拧坏了，现在不能动。”7月27日至30日，彭德怀经常在凳子上扒着箱子静坐，一坐就很长时间，问他为什么总是坐着，他说：“我睡下那腰疼得很，坐着好一点”。

除忍受肉体上的残酷折磨外，这时的彭德怀还要忍受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各地报纸纷纷刊登批判彭德怀的文章，而且逐步升级、调子越叫越响，罪名也越批越重。在舆论的形势下，彭德怀被很多单位相继轮番批斗，他的身心倍受折磨，已到残烛年岁的彭德怀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即便境况如此凄惨，林彪之流也未放慢迫害彭德怀的步伐。1970年11月3日，黄永胜审批并同意了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算是将彭德怀定了铁案。

1973年春，经过十余年的磨难，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彭德怀患了直肠癌。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病重的彭德怀被转到解放军三○一医院。在这里，彭德怀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变，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玻璃上还糊了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他被限制了活动，不准写字，不准听广播。

1974年夏天，彭德怀又患上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半年之后，又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的疼痛。即使如此，彭德怀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甚至连止疼针也不给打。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在人间搏斗了76个春秋的彭德怀溘然长逝。在中国的上空，一颗将星就此陨落。

“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声和愿望。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经过了10年漫漫长夜的人们，终于迎来了共和国真正的春天。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拔乱反正，为彭德怀等一批受迫害的老同志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