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成亮

新中国开国大典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它是新中国精神风貌的第一次集中展示，在新中国开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开国大典意义重大时间地点选择有讲究

1949年初，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新中国开国大典也提上了中共中央议事日程，6月15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议还专门就此事进行了研究，并于7月7日成立了由中央、华北军区与北平市委三方面的主要负责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

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后首先就开国大典举行的地点及时间进行了研究。大阅兵是开国大典的重头戏。开国大典地点的选择实际上也就是阅兵地点的选择。自1949年3月党中央从河北西柏坡迁到北平后，在北平举行开国大阅兵已无悬念，但由于此次阅兵规模大、安全要求高，关于阅兵地点选择一时并没能确定下来。为慎重起见，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委会授权杨成武与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主持起草一个阅兵典礼方案供中央研究。杨成武与唐延杰领命后不久便拿出了一个《阅兵典礼方案》，该方案就阅兵地点提供了两处供中央选择：一个是天安门广场，另一个是西苑机场，并对两处利弊作了介绍。天安门地处北平市中心。周围的街道四通八达，受阅部队和参加庆典的群众容易集中，在这里举行大阅兵无疑会增加开国大典热烈的气氛和效果。同时将天安门城楼作为阅兵台也显得有气势，不足之处是天安门地处北京交通要道。如作为阅兵地点须断绝交通4个小时，且紧连广场的长安街较窄，不能展开正规阅兵的行进分列式，只能允许横排步兵十二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车两路纵队。更为重要的是，天安门周围都是繁华的商业区，数十万人挤在一起，万一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空袭。疏散起来也比较困难。与天安门相比，西苑机场场地宽阔，阅兵展得开，也无须阻断交通，万一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也便于疏散和隐蔽，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此前也在西苑机场成功地举行过阅兵式。不足之处是西苑机场地处郊区。群众集中起来比较麻烦，同时也没有现成的阅兵台可供利用，另搭三个看台不仅工程大，也赶不上天安门城楼宏伟壮观。阅兵方案报呈中央后，周恩来经过反复权衡，直到9月2日他才最终决定选择天安门作为阅兵地点，并在阅兵方案报告上写下了这样文字：“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同志担任。周九二。”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周总理上述提议也表示赞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阅兵的事就这样定下了。关于开国大典时间，尽管周恩来在报告中只笼统提了在新政协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但由于新政协将于9月27日闭幕，因而新政府成立自然也非10月1日莫属了。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看来，新中国成立意味着中国开始了新的历程，放在10月的第一天再合适不过了。正如当年他将党的生日选择在7月的第一天一样。

当时，对于新中国开国大典举行日期，西方通讯社也作出了种种猜测，一些记者认为中国人办事讲究选择吉日良辰，因而极有可能在占领华南、西南，基本统一大陆后，于1950年元旦这天举行仪式，而且“元旦”是中国人认为一年中最好的喜庆开端日子，将这一天作为开国之日应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有的记者认为中共不会等到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完全胜利后再举行开国大典，既然当时中华民族各方面的精英人物都已云集北平开会，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及其业绩又有很高评价，或许会选择辛亥革命的“双十节”——10月10日举行开国大典的仪式，尤其当9月27日政协会议宣布将北平改为北京，定为首都消息传开后，倾向于这种主张的人会更多。

开国大典地点及具体日期确定后，周恩来对于大典举行的具体时段的选择也很慎重。经过反复考虑。他将开国大典起始时间定在了10月1日下午3时，之所以选择下午3时，主要是出于防止敌机长途奔袭的考虑，因为按照此前敌机远程飞行袭击规律，一般都是上午起飞，下午返回。也同样是出于安全方面考虑，直至10月1日上午10时左右中央才通过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就新中国开国大典一事向全世界发出预告(此时距大典正式开始的时间仅剩5个小时)。这也造成了能参加开国大典的外国人不多。前苏联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团与已经在京的朝鲜人民代表团，加上一个来解放区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算是有幸出席开国大典仅有的外国人了。

毛主席丢了代表证江青私闯观礼台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55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各位副主席和各位委员们参加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从中南海勤政殿门口驱车来到天安门城楼下一块空地上。尽管在此之前，为便于上城楼。工作人员事先在天安门西侧安装了一架摇摇晃晃的土电梯，但这个土电梯最终还是没派上用场。吴玉章、董必武、李济深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代表都是被警卫抬上天安门城楼的。徐特立是所有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身体却很硬朗，警卫要拾他上城楼，他就是不同意，竟然一路小跑登上了城楼。毛泽东也不愿坐担架上城楼，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有一百级，他一步一步地走，还不时地回头看看其他正在上楼的代表。就在毛泽东登上快一半时，跟随他的秘书叶子龙突然发现别在毛主席胸前的烫金红绸条不见了。这红绸条可是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代表证，其重要性相当于“特别通行证”。这个独特的代表证是周恩来指示书法家钟灵专门为每位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政协代表制作的，上面分别印有佩戴者的姓名。毛泽东主席与其他六名副主席的代表证是“特制”的，红绸条与別的代表一样，他们的姓名是用金粉印上去的。在如此重大场合，毛主席竟丢了代表证，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叶子龙立即跑下楼梯，找到钟灵，要他以最快的速度制作一个代表证给毛主席戴上。钟灵领命后立即跳上一辆吉普车，急匆匆赶回工作室后找到一张红绸条，写下“毛泽东”三个仿宋字，喷上金粉。不等字迹风干，便飞快地跑出屋子，跳上吉普车往回赶。万幸的是，当叶子龙拿着钟灵赶制的红绸条给毛主席重新戴上时，毛泽东还没“登顶”。原来，毛主席为了等后边年长的领导人边走边停，这才为叶子龙弥补意外赢得了宝贵时间。

为了保证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开国大典的警卫要求第一条就规定，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没有证件一律不准进场。10月1日，当开国大典正在有序地进行着，江青突然来到直通天安门观礼合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侧入口处。要求进入天安门观礼台。由于她未佩戴观礼证，也无代表证，不认识她的警卫毫不客气地将她拦住了，并对她进行盘问。江青见状与警卫当即吵了起来，说：“你有什么权力问我，我是中南海办公室主任，要

到主席那里去。”闻声前来的骆骥向警卫问明情况后，连忙向开国大典警卫工作总指挥、公安部长罗瑞卿汇报。罗瑞卿听完，想都没想，回答很干脆，只说了四个字：“照章办事!”

其实，中央对于开国大典安保工作高度重视并非没有来由，当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国民党特务还没有来得及肃清，他们千方百计破坏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对每项工作安排都要考虑到这一因素。对天安门现场检查也相当严格。就在开国大典前一天的9月30日安保人员就排除了一个重大险情。当时公安部门和警卫班在天安门进行排雷检查时，忽然闻到一股呛人的气味，大家立即顺着气味飘过来的方向开始寻找，经过几分钟的排查，发现天安门城楼上挂的两个炕席(装修时保护油漆用)中间有一个炸药包，数十米的导火索顺着城墙放到了城根下，当时城根下的导火索已被人点着，“嘶嘶”地冒着烟，几个警卫快速剪断导火线，将炸药包及时拆除，避免了天安门被炸的危险。

新中国第一面红旗升起28响礼炮震响神州天空

升国旗，是大典的一个重要仪式。当时需要找到一根高度35米高的国旗杆。大家跑了半天也没找到，负责旗杆任务的林治远，最后只得到自来水公司找了四根直径不一的自来水水管一节一节焊起来作为代替品。结果焊完后一测长度才22.5米，距35米要求差了一截。林治远只得报请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同意，将国旗旗杆调整为22.5米。最后安装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旗杆是建设局车辆厂金工车间用4根无缝钢管套接后焊接而成的。

根据国庆筹备小组要求，作为开国大典的一个重要环节，毛泽东要亲手升起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当时，广场中的旗杆已先由建设部门安装完毕，后来考虑到如果手动升旗，毛主席要从天安门城楼走过去，升旗结束再走回来，距离远，又没有电梯，来回耽搁的时间长，大典的气氛也因此会显得松散。军委电讯总局经过小组讨论，决定采取电动升旗的方案，且升降速度与国歌演奏时间一致，国歌奏完后，国旗升到顶端并自动停止。根据这个方案，技术人员设计出了一个简单的机械设施来控制升降速度，又在升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各焊了一个钢球来控制升降开关。只要升降速度设施碰到两端的钢球，便会自动停止升降并自动断电。为了防止意外，升旗时工程指挥部还特意安排专人守候在旗杆下面，准备万一毛泽东按动电钮时国旗升到顶还不停，便立即切断电源。如果一旦电路发生故障，立即改用人工升旗。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庄严的升国旗时刻到来了，原本喧哗的广场一下子变得十分安静，或许是这一时刻太过庄严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旗”时。竟然漏掉了一个“国”字，旁边工作人员赶紧小声提醒道：请毛主席升国旗。林伯渠便又大声宣布道：“请毛主席升国旗”，话音刚落，在《义勇军进行曲》和礼炮声中。毛主席大步走到升旗按钮前，用力按动了电钮。伴随着雄壮的国歌，蓝天白云下，一面鲜艳夺目的五星国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原本安静的广场变成了沸腾的海洋。

随着国旗的冉冉升起，两分半钟之内，炮手们将28响礼炮精确无误全部送入空中，而且每一响都是54门大炮齐发。礼炮声一停，少先队员放飞的5000多只和平鸽冲向蓝天，毛泽东主席在群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并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九头鸟”喇叭嗓门大苏式信号弹放出五彩礼花

根据事先安排，参加开国大典人数达30万，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当时没有电视的条件下，如何使将大典盛况通过广播传播出去，使亿万人民(包括尚未解放的国统区)都能通过广播听到开国大典的盛况，成为筹备委员会的一个难题。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备很简陋，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相当小，靠这样的设备显然无法完成大典的广播和转播任务。为了解决音量问题，1940年曾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军委三局九队队长傅英豪设计、制作了一种大型扩音器，即将9只喇叭焊接在一块金属板上，形成强大的音量，大家将这个大家伙戏称为“九头鸟”。但“九头鸟”只解决了天安门广场内声音的传输问题，一旦出了天安门广场，远处的音响就无法传回设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机房里，根据安排。朱德检阅部队的时候，将要乘阅兵车从天安门广场中央驶向东长安街，到了街的尽头以后，再返回天安门广场。如何才能将广场外的声音传进机房呢?工程师黄云提出一个建议：在朱德总司令乘坐的阅兵车的挡风玻璃上安装一个话筒，用一根线连接到汽车尾部的一个小喇叭上，然后在记者和技术员乘坐的采访车上，安装，部钢丝录音机，尾随朱德的检阅车录音。他这个建议随即被采纳，测试效果果然很好。

担任开国大典的播音工作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胡若木、杨兆麟、丁一岚、齐越四人。大典过程中他们4个人配合默契，工作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当庆典快要结束了，周恩来大声向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喊道：“同志们辛苦了，大会结束了。”播音员按照原定的程序立即播报了结束语，宣布实况广播结束，天安门城楼下的机房也随之关机。就在大家为圆满地完成任务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时，一个遗憾的意外情况还是发生了。原来，尽管周总理宣布庆典大会结束了，但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南部的30万人，却依然向着天安门城楼欢呼、雀跃，不愿意离去。面对热情高涨的群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忍马上离去。他们缓步走向天安门城楼的东端，不断地向人民群众挥帽致意，又转身向西。走到天安门城楼的西端，不断地向这边的人群招手致意，随后一同走下天安门城楼。目睹眼前这感人的一幕，胡若木、杨兆鳞等人应该用语言记录下这一场面，但因为已经广播了结束语，停止播音了，留下了无法挽回的遗憾。

开国大典原先仪程安排中没有放礼花的项目。当前苏联顾问看了开国大典仪程安排表后，便提议补上这一项目，并说，我们苏联国庆节时都要燃放礼花，作为中国开国大典，不能没有这一项。大会筹委会采纳了前苏联顾问的建议，并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作战科长张桂文。张桂文从来没见过礼花，也不知如何制作礼花，便通过前苏联顾问找到“十月革命，节阅兵记录片来看，这才知道放礼花是怎么一回事。前苏联的礼花都是由信号弹打出来的，开国大典上准备使用的也是苏式信号弹，直到这时，张桂文才明白上级为何将放礼花的事交给他这位作战科长来完成。张桂文随后组建一支礼花小分队在辅仁大学广场上进行了严格的训练。为保证礼花准点施放，张桂文还制定了三套方案：第一套是由他利用广场扩音器向施放礼花的一个点呼叫，直接下达命令；第二套是如果麦克风失灵，就由张桂文在指挥部发放一颗信号弹，表示放礼花开始；第三套方案是如果张桂文的信号枪出故障，派一个人通知最近的礼花点，

其他各点见到礼花都一齐放。你別说。张桂文这几套预防“万一”的方案还真的派上了用场。开国大典那天，举着五星灯笼的群众游行队伍接近尾声时，天安门城楼休息厅里临时开通的总机接到了大会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下令施放礼花的电话。张桂文当即抓起桌子上的麦克风，充满激情地连续喊了三遍：“各位注意，现在施放礼花!”令他感到意外的是，麦克风竟然一点回声也没有，他对着麦克风连拍几次都是如此。麦克风坏了。张桂文二话没说，走出用木板临时搭成的指挥部，从腰间熟练地抽出事先准备好的信号枪，冲着黑色的夜空打出了一颗绿色信号弹。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使周围的人们大吃一惊。在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广场周围的6个发射点同时轰然爆响，五彩缤纷的“礼花”喷向夜空，照亮广场。染红了古老的天安门，预示着新生的共和国万紫千红的明天。

张桂文这颗应急的信号弹竟成为开国大典之夜第一朵绚烂的礼花。在绚烂的礼花映照下，游行群众队伍擎着灯，舞着火把分东西两个方向开始了庆典大游行，“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欢呼声在古老的北平上空回荡。当游行队伍走过正对天安门的金水桥前，人们举起灯笼火把，高声欢呼“毡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在城楼上主席台前边，向前探着身子。不断地向群众挥手，不断地高呼“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晚上九点半，游行队伍才完全走出会场。

大典彩片意外被烧毁侯波拍下“开国大典第一照”

早在刘少奇访问前苏联时，斯大林就曾主动提出。新中国成立大典时。苏联可派摄影师为大典拍一部彩色纪录片。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接受了斯大林这一好意。大典开始前。斯大林派出了彩色攝影师来华，大典筹委会也为前苏联摄影师破例提供了各种便利：在天安门东侧视野最好的位置为他们搭了专用的高台，还专门派了一部小吉普车协助他们。大典开始后，从毛泽东讲话、升国旗、阅兵、游行，一直到晚上五颜六色的礼花在夜空中闪烁，前苏联摄影师从头到尾一直拍个不停。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十分配合前苏联摄影师拍摄，不时按要求摆出各种姿势。

大典结束后，前苏联摄影师兴冲冲地抱着几十本沉甸甸胶片盒子回到下榻的东华门大街的翠明庄宾馆。然而，正当前苏联摄影师沉浸在完成任务的喜悦之中时，一场大火使他们满心喜悦化为灰烬。原来，大典过后没几天，堆放底片的房间不慎起火，几十本胶片几乎全被烧光，好不容易抢出来几本胶片也残碎不堪，无法再用。几个年轻摄影师急得跺脚抱头痛哭。当周恩来听说底片被烧报告后，不禁“啊!”了一声，好久都没说出话来。据说那几个摄影师回国后受到了斯大林的严厉的斥责与处分，被送到西伯利亚去了。令人稍感幸运的是，开国大典时，我们自己的摄影师拍摄了一部黑白片，这使开国大典的几个珍贵场面影像资料得以保存。不久，斯大林又派了一个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来华，与中方根据先前拍摄的资料合拍了一个关于开国大典的大型纪录片，这部影片后来还获得了斯大林奖章。

尽管前苏联摄影师的失误使开国大典彩色纪录片没能大放异彩，但有着丰富经验的中国摄影师们却为开国大典留下了许多精彩的瞬间。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女摄影师侯波拍摄的那张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那张照片了。当时出于安全考虑，允许上天安门墟楼拍照的记者很少，侯波是唯一的女性。在天安门城楼上拍照虽然离领导人最近，但就摄影角度来说并不是最好的位置。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站的位置在天安门城楼的前廊上，侯波只能身子紧靠着城楼的矮墙拍照。为了能拍到领导人的正面，侯波只好冒着危险把身子探出矮墙，而且按完快门后就得赶快蹲下来，以免挡住下面群众的视线。毛泽东讲话的时间很短，侯波来不及选择最佳位置就得按快门，可是即使这样，选取背景的程序也是不能省略的。侯波想，到时只能把过程缩短，甚至缩短为一瞬间。这样捕捉到的背景才会是自然的，没有任何矫饰的。当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大会开始后，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侯波赶紧按下了快门。

这张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照片最初被保存在中南海，后来又被送到新华社受到特别保护。20世纪80年代，经过特别批准，这张照片开始在多个国家巡回展出。这张被誉为“开国大典第一冊”的照片对侯波来说是珍贵无比的，她说：“《开国大典》是我最得意的照片之一。不是因为照得好，而是因为它是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一张新中国光辉历史的见证——不是谁想拍就能拍得到的。是历史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是党和人民给了我这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