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兰英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历史定格在了这一刻。时间已经匆匆走过60年，当年参加过开国大典筹办工作的人们，既便是年幼的儿童，现在也已过了花甲之年。尽管岁月变迁会在他们身上留下不同的印记，但无论他们后来走过的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艰苦创业的荒漠，开国大典都注定会成为他们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

罗浪：指挥新中国国歌演奏第一人

1949年10月1日14时30分，北京天安门广场。

华北军区军乐队队长罗浪，提前半个小时就率领军乐团站在了天安门城楼的正前方。作为整个乐团的总指挥，他紧张而急切地等待着那个辉煌时刻的到来，下午3时，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罗浪沉着地指挥着200名军乐队员。精神饱满地演奏了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

1947年底，经聂荣臻司令员批准，华北军区军乐队正式成立，罗浪担任了第一任军乐队队长兼指挥。1949年初，上级决定由罗浪负责组建一支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直到1949年8月初，罗浪才知道组建的这支：联合军乐队将要参加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兵。而是开国庆典。罗浪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将成为指揮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第一人。

1949年9月1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罗浪记得在政协一届会议开幕式上。军乐队穿着刚发的新军装站在前排的座位上演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一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从主席台上走下来，与第一排军乐队队员们亲切握手。当《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的时候，负责通知此事的工作人员却忘了通知罗浪。两天后，罗浪接到了迟来的电话后，立即着手配器，他挑灯夜战，凭着自己对乐曲的理解和顽强的毅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拿下了对代国歌的总谱配器。

可是，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采用什么乐曲呢?围绕这个问题，形成了两种意见：有一部分入主张按老规矩，采用旧军队阅兵的乐曲；还有一些人主张“一边倒”，全部采用前苏联乐曲。年轻的罗浪面对争持不下的各种意见，权衡再三，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就是要用经改编的我军的某些革命歌曲。新中国自己的庆典，为什么不用我们自己的乐曲呢!三种意见争论激烈，最后上报到了中央军委。那哼唱了多年的熟悉的旋律征服了中央领导的心，毛泽东潇洒地挥笔写下了“以我为主，以国为主”8个大字。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令世界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拉开了序幕，200人的军乐队面向天安门城楼，站威两个方队，10行横队和10行纵队。罗浪回忆说，我把大小军鼓都安排在第一排，这在当时是一种创造性的思路，是为了展示一种威武整齐的新面貌，是为了造成一种鼓乐喧天的大气势。此时，毛泽东主席和众位开国元勋们正在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14时50分，当毛泽东一行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张致祥按照与罗浪事前约定的办法向乐队挥起了红绸子。罗浪看到红绸子立刻指挥军乐队奏响了高昂的乐曲。

当年，开国大典上的气氛既热烈又紧张，主持人林伯渠宣布“升国旗”、“鸣礼炮”后，紧张得忘了宣布“奏国歌”。等了大约半分钟后。罗浪按预定的程序，果断地指挥军乐队奏起了国歌，天安门广场上顿时欢声雷动。罗浪深情地回忆说，“我是在内忧外患、颠沛流离中长大的，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那一刻，我由衷地感到，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了!这一天让我终生难忘!”他几乎每年国庆的时候都会到天安门看一看，回忆回忆当年的往事。

侯波、徐肖冰：用镜头记录开国大典的“夫妻档”

在侯波几十年的摄影生涯中，最让她铭刻于心的就是在开国大典上的拍摄。作为唯一一位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的女摄影师，侯波拍下了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成立的那个令人激动的历史性瞬间，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经典画面。

谈起当年拍摄开国大典的情景，侯波的言语和表情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激动和自豪。她回忆说：作为一个20世纪的中国人，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件事能与开国大典相比。凡是参加过开国大典的人，谁都能讲一段与它有关的故事，在天安门上见到了谁，毛主席那天是一种什么样的神态等等。我作为一个摄影师，我有我独特的角度。我不是站在下面看的，而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离党和国家领导人最近的地方观察他们。

开国大典前，侯波和爱人徐肖冰同时接到了要他们上天安门城楼拍摄的通知。徐肖冰负责拍摄电影，侯波则负责拍摄照片。就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从城楼西侧走上来那一刻，侯波就开始了紧张的拍摄。当时她端着的是只能装12张底片的120型照相机，为抓住好的镜头，她不停地优选角度，一边拍一边往后退，还要不断地调整焦距和光圈。拍完一卷，就要赶快換，生怕耽误了重要的场面。

毛泽东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后便站在了前廊。此时侯波靠在离前廊不远的护栏上准备拍照。而要想拍到毛泽东等人的正面照片，她就得把身体尽可能地往护栏外探。毛泽东庄严宣告的那一瞬间，侯波瞅准时机，果断地摁下了快门。当时她感到身体一晃，险些从城楼上掉了下去，幸亏别人及时扶了她一把。这张侯波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照片，后来被各大媒体采用直到今天，成为了不可复制的经典。

在整个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始终精神饱满。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侯波不停地跟着拍照。当她看到毛泽东走到天安门城楼右边时，就想拍一个带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侧身镜头。但是环顾四周，可以利用的空间十分有限。她一再往后撤身子。还是取不到满意的角度。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抓住她的衣角说：“你放心大胆地取景吧，我抓住你。”侯波连看都没有看说话的人，就赶忙答应了。她使劲地往后撤身体，终于取到一个很好的角度，随即按下了快门。当时那个在边上拉着她衣服的人还一再叮嘱她说：“要小心，要小心，别摔着。”拍完后，侯波松了一口气，这才想起帮忙的人，她收回身体扭头一看，帮忙的人竟然是周恩来总理。侯波一脸不好意思，内心却是深深的感动。

还有一张照片也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完成的。毛泽东向天安门城楼下的群众挥手致意时，侯波很想拍下这一画面，但同样还需要把身体坤向护栏外。站在主席身边的陈云看出了侯波的意图，他主动伸过手来抓住侯波的衣服说：“我来帮你；赶快拍。”就这样，侯波在陈云的帮助下完成了拍摄。后来，她向陈云道谢。陈去则说：“多注意，安全第一。”

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故府公告》这一激动人心的画面，是侯波最得意的作品之一。她说，这张照片因角度的关系，又没有广角镜，而且离得较近。拍摄技术也不是很好，但它意义

很深远。每当她的名字随着这张照片登出来的时候，侯波都有一种自豪感和庆幸感。

侯波的爱人徐肖冰说：“我们有幸记录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这是一个摄影工作者的莫大荣幸。”侯波也感慨地说：“开国大典是我最得意的照片之一，不是谁想拍就能拍得到的。是历史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是党和人民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张仃：开国大典首席艺术设计师

1949年初，时任哈尔滨《东北画报》主编的张仃，应中央军委之邀进京负责编一本反映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画册。当时，建立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周恩来总理就把张仃请进中南海做美术顾问，进行怀仁堂、勤政殿等工程的改建设计。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期间，周恩来又请他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设计会徽。接到周恩来总理交办的任务后。张仃便在中南海投入到了紧张的设计工作中。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新中国的第一枚政协会徽悬挂在主席台中央。共和国的国号、国旗、国歌、国徽等都是在这个政协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讨论和确定的，因此可以说政协会徽是新中国最早的标志。

与此同时，张仃还担任了了开国大典仪式的美术设计。按照中国民间的喜庆习惯，他提出在天安门城楼上挂4个大红门灯笼，城楼两侧各插上4面红旗，城楼两侧的大标语牌用灯光照明，在观礼台的红墙下端画上飄动的红绸子，并安排周令钊绘制天安门城楼中央的巨幅毛主席像。而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灯笼则是他特意到北京前门外廊坊头条请工匠赶制的。这期间，他还就新政权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具体：事宜提出过许多实用美术方面的建议。比如，新政权中国家机关门前挂的牌子应是什么形式。当时提出过很多方案，张仃提出新中国各级政府机关门前的牌子采用白地黑字并一律使用端庄的老宋体字书写。“白地黑字”的牌子有何寓意呢?张仃解释说：“这主要是为了区别国民党时期的蓝地白字及青天白日标记。白地黑字，寓意“明明白白”，既简洁、庄重，又能体现出新政权的特点。这一方案一直延用到今天。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上并没有悬挂国徽。国徽的问世是在1950年建国一周年前夕，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1949年7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指定下设的第6小组负责国徽方案的草拟工作，并公开发布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向国内外征集国徽设计方案，并且特地对国徽的设计提出了三点要求：(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形式须庄严富丽。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政协筹委会共收到国徽图案900幅。其中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几十件。到9月下旬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会期间，代表们仍对设计出来的国徽图案不同意见。于是便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由原设计小组继续改进，将来由中央人民政府决定。

开国大典之后。组织上有意留张仃继续在中南海工作，而他婉言谢绝说：“我是搞业务的，更愿意去教书。”于是，张仃回到接管的旧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筹建中央美术学院，不久，中央决定在国庆一周年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正式悬挂国徽。国徽的设计任务当时交给了两个设计组：一组是由梁思成带领的清华大学的一批教师；另一组是由张仃带领的美术学院的一批教师。张仃和梁思成分别是两个设计组的核心人物，定稿将在两个设计组提供的方案中进行选择。

当两组把方案放在一起比较时，风格简直是太相径庭。梁思成小组设计的国徽其核心内容是一块玉璧，玉璧是国器的象征，也含指祖国统一，完壁归赵，文人气息浓郁。但周总理认为这个方案没有体现出新中国的政权特色，不完全符合“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形式庄严富丽”的三大国徽谢汁要求。张仃小组的方案则明确提出：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五角星象征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和国家富强康乐；以天安门为主体。当时中央比较倾向张仃小组的方案，但还是为两个设计小组召开了一次交锋会，由两组的负责人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张仃认为，工农联盟的创意来自周恩来，他的原创主体是天安门。天安门是中国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的象征，同时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开始的地方，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发生在这里，新中国也在这里宣布成立，因此将天安门作为国徽的主体其意义不言而喻。而且张仃觉得，大红色是多数中国人喜欢的颜色，尤其是喜庆的时候，再配之金色更有辉煌的感觉。

最终，中央采纳了张仃小组的设计方案。颇值得寻味的是，周恩来总理将进一步完善国徽设计的工作交给了梁思成。1950年6月11日政协国徽组召开会议，经过讨论，最后通过了以天安门图形为国徽主题的方案。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政协关于国徽设计方案的建议后。粱思成把国徽定型浮雕设计的任务交给了雕塑家高庄。然而，石膏模型获得批准时，离国庆一周年只有40天了。按照模具做出一枚金属国徽已经来不及了，张仃便找来民间艺人刻了一个木制的国徽，然后涂上金箔和朱红大漆。他带领当时“美术供应社的几个人，在9月30日这一天登上脚手架把这枚木制的国徽安装在了天安门城楼上。这样，持续一年多的国徽设计、制作工作才算告一段落。直到1951年s月1日，这枚木制的国徽才被一枚金属制作的国徽所替换。后来，为表彰张仃为国徽设计作出的突出贡献，有关部门奖给他一千斤小米作为稿酬，可是被张仃婉言谢绝了。他说，为共和国设计国徽是一个美术工作者应尽的义务。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系列关乎国家形象的重大设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艺术设计、全国政协会徽设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美术设计、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大会会场设计、第一批开国大典纪念邮票的设计等均融入了张仃的心血，这使得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开国首席艺术设计师。

彭光涵：见证第一面五星红旗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彭光涵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回忆往事，最让彭老感到自豪和幸福的是，1949年他参与了新中国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亲身见证了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的诞生过程。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今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开幕。筹备会设立了‘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方案。彭光涵当时担任了第六小组的秘书，是第六小组中年纪最小的，当时他才31岁。彭光涵回忆说：“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自己能和第六小组的成员们一起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感到十分荣幸。”

经过两个多月紧张认真的征集和审阅工作，9月14日在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就国都、纪元、国徽、国歌问题达成了

一致意见，但国旗问题一直争论很大。

彭光涵说，当时对于群众的来稿，小组成员经过讨论，有三类来稿被筛选掉了：第一类有镰刀锤子图案的，有模仿前苏联国旗痕迹；第二类是用嘉禾齿轮的，图面比较复杂；第三类是采用两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的，模仿西方国家国旗的痕迹明显。按照这个原则，小组成员从2992幅图案中最后选出了较好的40幅作为初选图案由彭光涵送交周恩来总理审阅。周恩来看后对彭光涵说：“你把这些图案分类编成册。给每个图案编号，但不写作者姓名，避免审阅人带有偏见。初选图案仍由第六小组进行复选，精选出一批图案，上报大会主席团。，第六小组经过认真复选，最终确定了38幅图案，以“复字第x号”作为编号，编辑成一册《国旗参考资料》送交大会审阅。

1949年9月2，日上午，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分组讨论国旗方案。但最终也没有就国旗方案形成定论。政协大会决定9月30日闭幕，而国旗图案迟迟不能定案，第六小组成员都很焦急。当晚的会议上，副组长沈雁冰对彭光涵说：“你是秘书，又住中南海，可以见到毛主席、周总理，你尽快向他们汇报目前的困难情况，请他们指示如何办。”周恩来在听取了彭光涵对第六小组推荐的38幅图案的介绍后问彭光涵：“你接触过很多图案，也听了很多反映，有哪些图案有比较多的人喜欢，容易获大家一致同意。”彭光涵知道，张治中(原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团长)同毛主席有一段关于国旗的对话，张治中曾问毛泽东赞同哪个国旗图案。毛泽东回答说：“我还没有最后认定哪幅图案。”张治中说：“恕我直言，我反对用一条杠代表黄河图案。红底代表国家和革命，中间有一条杠，这不变成了分裂国家了吗?同时。以一条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毛泽东微笑着说：“噢。这倒是个问题，我约大家来研究一下，一定要选一幅大家都满意的。”想到这，彭光涵迅速将参考资料翻到《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并拿出投稿人“曾联松”的原稿对周恩来说：“这幅图是在截稿前两三天才收到的。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图案很有新意，但在五星内有镰、锤不好，建议删去后可作为复选稿，印出来的图案是我根据小组意见重新画的图案。”

周恩来点了点头接着问彭光涵：“那四颗星的含义是什么呢?你说说看。”彭光涵解释说：“您昨天的报告中有一段话就是最好的说明。您说‘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这样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共产党领导下革命人民的一部分，在国旗中应该有它的位置。至于如何准确说明，最好由小组的同志去拟定。”“我认为如果《复宇32号》的旗面能为大家接受，而且对四颗星的含义作更准确的解释，我想这面红地五星旗有可能被大家接受。”周恩来听后很满意，拍着彭光涵的肩膀说：“好，你按《复宇32号》图案画一张大一点的图样，还要做一面大旗，一定要用绸料做，明天下午交给我。”

接受任务后，彭光涵立即自己动手。画了一幅比《国旗参考资料》开本大一倍的图案并涂上了颜色。他把画好的红五星旗交给周恩来的秘书，并告诉他，这是周恩来总理急要的，一定要尽快交给他。

后来，彭光涵在北京前门大栅栏街找到了一间制旗社，对制旗师傅说要做一面大的红地黄五星旗，并把《复字32号》国旗图案给他看。彭光涵强调说，这面旗很可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师傅听后十分兴奋，马上把老板请出来研究。直到下午3时，旗终于做好了。当彭光涵要付钱的时候，制旗社的老板无论如何也不收他的钱，老板说：“小店能为新中国做一面国旗十分荣幸了。这样的机会想找也找不到。”

9月25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协商座谈会。彭光涵提前到达丰泽园会议厅，在秘书席等侯。约8点30分：毛泽东、周恩来进入会议厅，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跟在后面，并一一落座。会上，大家就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关于国旗。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有中国特点，因此画一条横线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说到这里，毛主席拿起一面红地五星旗(彭光涵画的那一张)向大家展示说：“很多人都说《复字32号》这面旗图案好，我看也是比较好的。中国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革命和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毛泽东讲完这段话，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陈嘉庚第一个站起来说：“我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用《复字32号》的红地五星旗为国旗，它体现了共产党的领导和工农为基础。”接着，粱思成说：“我觉得《复字32号》图案很好，多颗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色代表革命，同时国旗与军旗不是相差很大。”随后，在座的人都表示赞同32号图案。但有一位与会者提出要改一改《复字32号》的说明，他说：“用大星、小星的提法不好，因为上海有一种习惯，大星是大老婆，小星是小老婆，所以称大星、小星不准确。”这几句话逗得大家笑起来。毛主席也笑着说：“那就不提大星、小星，只提五颗星的关系。我看就提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大团结。”

9月27日，当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时，主席台所展示的正是彭光涵骑着自行车在大栅栏所做的那面红旗，彭光涵站在红旗的右侧举手展旗。大会对国旗的名称进行了修改。将“红地五星旗”改为“五星红旗”。大会通过了将五星红旗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决议。国旗方案通过后，考虑到国旗设计者曾联松所写的制旗方法很复杂，周恩来便要梁思成、胡乔木和彭光涵立即改写制旗说明，以能方便地做标准国旗。当晚，三人经过研究讨论，梁思成首先按原说明在坐标纸上画出旗的长高比例和五颗星的位置，改写后的说明由胡乔木定稿，再由彭光涵抄清后送周恩来审批，不久，最终确定的制旗办法通过电报传遍了全中国。

杨兆麟：将大典盛况传遍世界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的盛况，通过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实况广播。传遍神州大地，传遍世界各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合长杨兆麟。曾负责安排“开国大典”广播稿的编写和播出工作，亲身经历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日子。

从1949年8月底开始，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各有关部门就开始进行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采用“实况广播”的用语，意思是：通过广播设

备，把现场的实际情况、音响和播音员的解说，同步广播出去。当时的转播设备相当简陋，技术上也有不少难题。其中之一是普通扩音器只有一个喇叭的问题。参加“开国大典”的将有30万人，显然一个喇叭的扩音器不能适应需要，为了使整个天安门广场都能清楚地听到主席台上的声音，1940年曾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把九只喇叭焊接在一块金属板上，大家把它称为“九头鸟”，同时在天安门广场架设了好几个“九头鸟”，从而解决了扩音问题。

还有一个大难题，由于设备比较简陋，只能把天安门广场以内的音响转播出去，一旦出了天安门广场，远处的音响就无法传回设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机房了。当阅兵车开出天安门广场以后怎么转播呢?工程师黄云想了一个“土”办法，就是在朱德总司令乘坐的阅兵车上安装一个话筒，用一根线连接到汽车尾部的一个小喇叭上。然后在记者乘坐的采访车上再安装一部钢丝录音机，尾随朱德总司令的检阅车录音。在西郊机场阅兵演习的时候，黄云和杨兆麟乘坐采访车，紧随检阅车之后，录下了朱德总司令在检阅过程中的全部音响。

在演习的时候，朱德总司令询问他们实况转播的准备情况。因为总司令很担心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的时候，技术上会出问题。为了保证安全、优质播出，朱德要求广播电台派人到他的住处去录音。黄云和杨兆麟前往中南海为他录了音。这个录音虽然当天没有使用，却成为一件珍贵的文物。

1949年10月1日清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发出预告：决定全程转播开国大典实况，下午1吋30分，梅益、李伍、胡若木、杨兆麟、丁一岚、齐越、李志海等人提前一个多小时来到天安门城楼的西侧。为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实况广播工作进行最后的准备。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决定由梅益在现场主持天安门城楼转播的各项工作。李伍和李志海负责天安门城楼上的技术设施，黄云和傅英豪负责机房和天安门广场的音响设备。胡若木和杨兆麟负责安排实况广播稿的播出工作。

播音的话筒原来是放在天安门城楼走廊的最西端。可是，这天参加观礼的人太多人群。一直排满了走廊的东西两端，而且人声鼎沸，所以工作人员只好把播音话筒移到天安门城楼西侧的平台上。站在话筒前面工作的有胡若木、杨兆麟、丁一岚、齐越四个人。下午3点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毛泽东那洪亮而充满激情的湖南乡音，回荡在天安门上空。此时杨兆麟激动得热泪盈眶。

丁一岚和齐越认真地交替朗读实况广播稿。把眼前的动人情景报告给国内外亿万听众。由于胡若木和杨兆麟天他们事前进行了采访。具体了解庆典的程序，撰写了广播稿，现场用手指点或者点头示意，告诉丁一岚、齐越现在应该播出哪一段。男声和女声相互轮换。他们4个人配合默契，工作彻顷利。

下午3时35分开始，朱德总司令开始检阅陆、海、空三军将士。这时候，天安门楼城下的机房里，技术员准时开动录音机，播放黄云和杨兆麟事前制作好的录音。等阅兵车和指挥车开回天安门广场时，恰好放完了录音，又接上了现场的音响。

杨宝庆：空中受阅让我终身难忘

杨宝庆是当年参加开国大典阅兵飞机的飞行员之一。1949年8月，新中国第一支飞行队成立，杨宝庆成为首批飞行员。9月，他接到一个令他终生难忘的命令：准备参加开国大典阅兵。驾机飞越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杨宝庆回忆说，接到这个命令后，所有参加阅兵的飞行员都很紧张。心理压力大不说，实际困难也不少：参加阅兵的飞机都是刚从战场上缴获来的，既有美制“野马”战斗机、运输机。又有驱逐机、轰炸机，性能、机型各异，还未作过一次彻底检查，也无编队飞行的技术资料；受阅的17架飞机有12架是刚起义的，飞行员之间缺乏了解；更大的困难是由于要随时对付可能前来骚扰的国民党飞机，参阅飞机都必须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也是少有的。为了确保阅兵飞行万无一失，受阅飞行方案进行了多次计算和演练，杨宝庆和他的战友们抓紧时间进行了两次飞行预演。

1949年10月1日下午4时，开国大典阅兵式开始，天安门广场人潮如海。4时35分，参加空中分列式的17架飞机编成6个分队，由一架美制P-51“野马”战斗机带队，按预定高度和速度分別在900米、600米，450米高度进入天安门广场受阅航线，杨宝庆和队友驾驶一架美制C-46运输机排在第12机位通过了受阅区。杨宝庆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天在空中看到的那幅激动人心的画面：“当我们的飞柳从通县方向飞近东单时，已经可以看见地面的人流和成片的红旗，威武的坦克方阵、炮兵方阵、骑兵方阵正从飞初下面经过，能在空中参加开国大典阅兵飞行，能在空中亲眼见证共和国的成立，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骄傲的时刻。”

周令钊、陈若菊：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画像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缄楼匕挂的毛主席画像想必人人都记忆深刻，这幅画像的作者就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周令钊，当年他只有30岁。

早在迎接北平解孜时，周令钊就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带领学生们画宣传画、写标语，布置会场。他才思敏捷，成了美院有名的“快手”，——构思快、动手快、干得好。1949年4月初，国共和谈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事前，周令钊接受了上级交给的布置会场的任务。经过现场考察，他利用会场里的八根柱子，分别写上和谈的八项条件，并各挂一个用木板制作的象征和平的白鸽子。他特別选择了著名摄影家吴印箴拍摄的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照片，这照片曾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悬挂过。周令钊以此为蓝本，画了第一张毛主席像。这张约一个门面大的画像，背景为红色。毛主席头戴八角帽，领子略敞开，面带微笑，屹立在主席台正中。胜利的微笑，飞翔的和平鸽，这独具匠心的布置，把会场的气氛营造得平和而热烈，受到与会者的称赞，说他设计布置得很好，尤其是毛主席画像画得好。周令钊这次艺术实践的上佳“表现”，为开国大典画毛主席像的光荣任务匣“非他莫属”了。

接到绘主席像的任务后，周令钊便带着助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陈若菊来到天安门，在城楼上的大殿外搭起了脚手架，开始了工作。考虑到毛主席的性格、风度和诗^气质，而且又是刚刚解放。领袖应当充满了胜利者的微笑。于是，周令钊依旧选取了北平和谈时用过的那张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照片，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来完成这件非同一般的作品。要把小照片画成巨幅画像，必须一次又一次放格、打素描。尺子不够时，他便和陈若菊专门做了一个粉线袋，两人一边拿一头，像木匠那样弹线、打格子。每天天刚亮时，周令钊和陈若菊便带着干粮登上天安门城楼开始作画，他们辆一干

就是十几个小时，直到天黑看不见才停笔。晚上躺下后还构思着“打腹稿”。周令钊主要是画毛主席像的眼睛、鼻子等关键部位。而陈若菊则手提小油桶，往灰色军装上大块大块地涂抹油彩。就这样连续两个星期。他们俩人天天爬匕爬下。仔细和照片对照检查，改了又改，做到一丝不苟。9月30日，一幅栩栩如生的毛主席像画成了。

时任北平市长的聂荣臻特地来看，他对画像上毛主席的神态和表情比较满意。但指出开国大典是个庄重的时刻，领子还是扣起来为好。周令钊立即动手进行修改，改好后已是深夜，回去刚躺下，又被人叫起，上级领导研究后决定将毛主席像下面的“为人民服务”5个小字去掉，于是他又火速枉到天安门。把那5个小字抹去，然后补上与衣服同色的颤抖。由于画太大，梯子又小，他只能一点一点地往上涂抹，上上下下如此反复很多次，直至看上去“天衣无缝”为止。

10月1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领导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就站立在画像的正上方。参加开国大典的周令钊和陈若菊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他们亲眼看见毛主席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亲耳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看到挂在天安门城墙上的毛主席画像是出自自己之手时，心中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可惜的是当时没有照相机，连一张工作照都没能留下来。”这让周令钊感到了些许的遗憾。

钟灵：把书法写上天安门城楼

1921年8月出生于山东济南的钟灵，又名钟毓秀。早在1938年7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悄悄投奔革命圣地延安那年，钟灵还是一个年仅17岁的电话接线员。后来上级决定让钟灵到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学习，毕业后就让他留在陕甘宁边区做文化教育工作。工作期间，钟灵在延安各报刊发表木刻、漫画作品多幅，并设计了“宝塔山”邮票。在延安，钟灵写字漂亮几乎是家喻户晓。当时延安城墙上的标语差不多都出自他之手。

开国大典前，周恩来和胡乔木决定在城门正中间的门洞上方挂一幅毛主席的画像，画像两侧的城墙上书写巨幅标语，由于当时国徽方案尚未通过，于是又临时决定在悬挂国徽的位置上悬挂大会横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民政府成立典礼”。钟灵当时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总务处办公室主任兼会场布置科科长，大会会标和两条大标语的书写重担贵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身上，接到在天安门城楼书写标语的任务后，钟灵憋足了劲，决心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好好露一手。

天安门城楼的红墙那么长，标语上的每个字都要有房子这么大，钟灵可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大的字。两幅标语是写繁体还是简体字呢?虽说解放区已经流行简化字，但刚解放，北平的大多数人还是习惯于使用繁体字。为了照顾大多数，钟灵决定仍用繁体字书写这两幅标语。在做书法之前，钟灵先是一步一步丈量了天安门城楼的长度，之后操起剪子，用布剪出宋体字。然后，他又充当木工教练，指导木工按照比例锯好木板，钉成字盒，外面装上一层毛玻璃，里面安上电灯泡。这样即便是夜晚从远处看，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多，一条是9个字，一条是8个字。写出来捧上去两边是不对称的。如何使它对称?这让钟灵颇费了一番脑筋。钟灵在实际步测中发觉，天安门的九间门楼其实宽窄不同，实际上门楼的中间部分最大，四六间稍宽。三七、二八、一九间依次递减，但在人们的视觉中，却感到左右四间是对称的。五百多年前的城楼设计者肯定是巧妙地运用了视错觉原理。天安门设计的智慧之光，也射进了钟灵的心灵：两条标语的字距不也可以利用视错觉原理进行安排嘛。这是钟灵平生第一次写这么大的美术字，他严谨而认真，用尺子和铅笔，整整写了两天。字体采用的是庄严、大方的宋体美术字。

1949年。月底，两条巨幅标语赫然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标语的字大约有两米见方，至今钟灵还清楚地记得“中”字的中间一竖，做出来比站立的一个人还高。接着，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也就是后来悬挂国徽的地方，挂出了一个巨幅红布标，上面写着大约一米多见方的17个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这当然也是钟灵的书法杰作。

开国大典之后，会标被撤掉了，而两条标语要不要撤掉呢?钟灵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周总理看了看天安门的会场设计图，最后决定：把天安门两侧的标语留着好一些，但可以把东边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改“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社会上许多繁体用字都逐渐改成了简体字，在1964年国际劳动节前夕，天安门标语实现了这一历史[生的改变。但那时钟灵已离开中南海。调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任副秘书长一职，天安门管理处找到钟灵下达了要把“华、国、万、岁、世、团”六个字由繁体字改为规范简体字的任务。因“万岁”是重复的，实际上在制作时要改8个字。这次改字体后，两条大标语40多年来一直没有再改动过。

李普：开国大典上的首席记者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记者，李普见证和记录了20世纪中国发生的很多大事。其中1949年新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是令他最难忘的。

1949年8月底。新华社特派记者李普奉命由武汉中南总分社调到北平总社，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与另一位新华社记者李千峰一起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报道。9月21日至9月30日，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临时改造成的会议大厅举行。李普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进驻中南海怀仁堂全程采访，目睹了各党派协商民主建国的全过程。

李普回忆说：“上城楼的嘉宾们当时大都住在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下午两点，大家先一起去中南海勤政殿，交代一遍流程后，便来到天安门。毛主席是第一个沿台阶走上城楼的领导人，朱老总紧随其后。那时还没有电梯，大家都是步行走上去的。”李普还记得，那天，所有人穿的几乎都是中山装，只有“美髯公”张澜穿着长衫。10月1日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是一件标准的公文。为了能及时拿到主席手里的公告，李普移到他身后，准备第一时间拿到稿子，这样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毛泽东。“当时毛主席显得很平静，稿子没有任何抖动”李普说。读完公告后，毛泽东手按电钮，一幅巨大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当时，李普听到陈毅感慨地说：“在我的有生之年里，能看到这一天，就已经很满足了!”

拿到毛泽东宣读的那份公告后，李普并没有马上离开。因为虽然领导人的讲话稿早就印出来了，但还是需要他们的亲手稿，来核对每一处字词的小改动。李普后来回忆说：“那天11个人的讲话中，陈毅老总的最短，只有5分钟；宋庆龄的讲稿先用英文打草稿，然后翻译成中文，很有自己的特色。”李普看见宋庆龄的手稿上，有的字旁边还注上了拼音，因为她不大会讲普通话，整篇文章都是用上海味道的普通话念的。李普说：“我拿到稿子后，看见稿子上贴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共56名)的名字。毛主席指着那张字条，一再对我说：‘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这份《公告》是铅印的。贴上去的字条是别人手写的。文件上还有他用铅笔写的批示：‘照此发表，毛泽东。”“这篇文章现在被收入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文末注明‘根据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刊印。可见补入了全部名单的《公告》，只有毛泽东宣读以后交给了我的那一份，没有来得及另留底稿。”

毛泽东为什么那样如此重视这张名单呢?李普说：“我事先已经知道，《公告》补入的中央人民政府全体要员名单是根据张治中的建议补入的。张治中曾经是国民党的要人，也因‘三上延安而成为共产党的好朋友。后来，他参与了建立新中国的工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建议在《公告》里公布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名单。毛泽东当即明确表态说：‘好。把56名委员名字都写上去，可以表示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大家听了都热烈鼓掌。”毛泽东之所以欣然接受张治中的建议，并且那样重视这一张名单，其中有个大道理。从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这一著名的论文开始。中共中央许多年来再三宣布：中国的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所说的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上是建立和巩固由王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即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府，这时，所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都进入了这个名单，就不言而喻了。”

庆典活动结束时，已是华灯初上。李普又连夜赶写了开国大典的新闻稿。第二天一早，由李普采写的报道开国大典的文章刊登在了《人民日报》第一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