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展　于桂梅

关键词:水生嫂 私人场景 公共领域 主体建构 性别禁忌

摘 要:水生嫂是一个传统农村女性,其精神内涵渊源于儒家的伦理结构,而文本中那些公共领域中可以“互文”的同质化女性,其在现代语境中进行展开的历史维度,又混合了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界限,展现出现代女性主体建构的极其艰难。

孙犁的《荷花淀》是抗战时期的著名文本,水生嫂的形象具有极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但“月下仙子”的形象绝对是一厢情愿的误读。在《荷花淀》中,大家非常熟悉水生夫妇的对话场景,这包含了中国农村从传统乡土到现代民族转化的民族心理建构过程。文章写水生从区里回来,孩子和老人都在屋里睡了,只剩下夫妻二人的“私人场景”。因为水生报名参军,引出了家里存在的实际困难,“女人的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但是后面“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这一句引发了大家对孙犁关于妇女“贞节”和“节烈”问题的激烈争论①。

很明显,水生夫妇的对话非常适合北方农村的乡下场景,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本属“私人场景”的谈话涉及的是公共领域的事件——参军。因此这个事件的意义就向社会敞开了,但这个敞开对于水生和水生嫂的意义并不相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事实:在水生夫妻的生活之中,夫妻年龄差别不大,有了一个七岁小男孩,还有老父亲可以帮助家庭做些零活和看看孩子。这是一个典型的符合儒家传统的和谐家庭。老父亲出场不多,但是句句在点:“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而妻子也说“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这样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水生参军,家里阻拦他不?但这两个“我不拦你”内涵大不一样:妻子明显想阻拦的,但是这个阻拦以并不损害水生的个人意志为前提,即同意水生参军,但要丈夫“明白家里的难处”——潜台词是“你不能忘记我”。这个结论符合孙犁小说的家庭男女关系法则,也与孙犁一贯的道德准则相通;而孩子更是牵引夫妻的那根奇特的引线。因此可以说水生嫂的着眼点是夫妻恩爱,是私情对于公事的情感让度;但是,父亲的同意则以“民族大义”为着眼点,不仅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更是一种文化秩序的象征。然而尽管这个父亲拥有一种文化象征秩序的身份,但是非常近情:大人孩子他照顾。但一个老人怎么照顾?因此老父亲的形象是稳定心理的象征,他的力量来自中国身份的认同。还需要明白一点,水生父子关系与妻子和公公的关系在级别上也有区分,水生对于父亲是尊敬与孝道,妻子当然也是这样,但是妻子的身份等级毕竟低于水生,无论是水生嘱托的居高临下,还是父亲的叮咛都展现了生活意义设定的身份等级划分。但水生家庭最为令人感慨的地方不是这种等级设定,而是这种等级设定背后那种儒家“仁人之心”,大家都非常明理懂事,也都认可这点。这是传统儒家的人伦之道的集中体现:父子有道、夫妻有序,互爱互敬、互谅互让的经典精义。这可能是孙犁小说成功的秘密之一。

但是,这个语境并不可能是完全古典的,而是处于一种转折之中,这个转折实际纳入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因此,在水生参军的时候,这种行为本身就蕴含着现代民族国家的组织化过程与传统民族文化温情的对立之中。这种对立在他们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自觉呢?从孙犁的文本叙事看来,水生是很兴奋的,不但第一个报了名,而且一到队上就当了“副排长”,这个“官”使得“大家(妇女们)都是欢天喜地的”,这是客观意义的共产党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意义上的“官”,而对于水生是一个什么意义呢?他说,“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水生的动机有两种:一是干部身份;二是荣誉感的激励。那么这到底是属于现代意义的还是传统意义的?传统的正人正己的道德教化与士大夫的忧国天下,都与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共产党对于官兵一致的要求也是有人情味的。但是下面一句却是大煞风景:“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我们知道,这是水生夫妇在月下清风中进行谈话的私人场景,水生忽然冒了这话出来,将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话语直接引入了夫妻之间,相当耐人寻味;第一句引入就有些“生离”,但显得还有些“丈夫气”,后面却用了一个“谢”字在“我”和“你”之间,就大有文章了。在水生的意识里面已经将“个体”区别开来,即使是妻子,一个“谢”字表明的不是夫妻传统意义里的夫唱妻随,而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对话,尽管这个主体还是有些传统的意味,因为“水生想安慰她”。然而夫妻之间天然一体的传统观念已经被分割开来了,即水生的发展将会变得更加理性与无情,而这一点在发展到《风云初记》的芒种身上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孙犁的自觉是有限度的,因为另外一个人物水生嫂完全还是另外的形象。这一点从另外的场景上还看出来。在水生到其他人家进行送信的时候,水生女人在干什么呢?在文章中这是一个“空白点”。开始的时候,水生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是还没有哭;在水生回来的时候,女人还在院子里等他。然而“鸡叫的时候”水生才回来,“女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院子里”。孙犁小说的成功处就在这些地方透露了真实的历史信息,超过了作家的主观设定,也就是说,水生女人在夜晚等了丈夫将近一晚上,而且是“呆呆地”——尽管水生夸奖自己妻子“开明”,但是这个意外的变化完全把这个女人搞蒙了。这个巨大的社会现实超越了她的理解能力:她还是一个传统的处于从属地位的女人,丈夫的“走”“抽空”了她的精神世界。但是,她还算坚强没有哭出来,因为她相信“丈夫是对的”的所谓“明白”的道理,但是这个“明白”显然超出了家庭秩序的“明白”,她才会出现一个晚上的“呆呆地”表现,她才会恳求丈夫对自己进行“嘱咐嘱咐”。水生嫂是一个传统意义的好女人,不是现代意义的独立女性;她是贤妻良母,承担着家庭的体力重担,她是传统伦理的守护者。在水生的世界中存在那种现代个体意义的“自我”,但是这种“自我”对于他要求妻子的“节烈”没有任何力量和理由,至多只能说是水生潜意识里对妻子的传统道德期盼,而就是这样的混杂着现代意识和古老潜意识的道德要求,在妻子听来却是无上的道德“律令”了。这个问题,不但显示在水生女人身上,而且深刻折射着《荷花淀》中那些女性群体的精神面貌。

在整篇《荷花淀》当中,寻找那群女性的形象刻画是没有意义的,孙犁压根就没有什么人物聚焦,他展现的女性群体形象,面目模糊,即使水生嫂的形象,也是模糊的,但是我们能很真切地感受到她们的精神特质。在孙犁的笔下这些去看望丈夫的女性,没有姓名,她们的“言说”却有一个重要特征:这些人或者话语可以“互换”。唯独一个例外的是水生的女人,水生女人说的是“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但是,即使水生女人说的也不是自己话语的直接表达,而是水生话语的转述。如果是其他女人,大概她们也会这样进行转述,也就是说,这些女性没有独立的个人话语。其二,这些女人在群体中的表达话语虽然没有自己特立独行的东西,但是有另外一点也值得注意:她们的话语表达着本真性,大家都心照不宣,找丈夫才是真的目的,然而找的“借口”是假的,那些所谓“婆婆”指令、“一件衣裳”都是借口,唯独那个说“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的女人看来还是有相当的见识,只是不知道这句“要紧的话”到底是什么,或者根本也没有什么!因为后面说“一到军队里,他一准得忘了家里的人”,这才是女人们的共同的话语以及她们“团结一致”的力量来源。从这些女性身上我们看不到任何现代意识的东西,因此从某种意义说她们是一种“文化复制品”,可以相互“互文”。从这里看,孙犁小说的真实性不是表现在真实事件的描写上,而是对于这种历史语境中人的精神面貌有着深刻的历史直觉。

当我们从“女性群体”看待这群妇女的意识结构或者身份建构的时候,发现她们对于自己的文化确实缺乏一种文化自觉,但事情总是在发生变化。社会事件总是在她们走出家门的时候不期而遇,这必然反映到她们的文化心理之中。因此,水生嫂们也将会面临一个重要的转换。我们看到在文本中,这些妇女终于遭遇了鬼子,“(日本)大船追得很紧”,“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把小船往荷花淀里摇去!”“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但是,她们得救了!不仅保住了性命,而且没有出现麻烦的“贞节”问题。有了这样的经历,她们将发现一个开放的世界,为自己的将来重新定位;这部分动力使这群女性明白了一种“异质性”:日本人是“鬼子”,是她们的对头。这次出来最大的收获就是现代“民族国家”概念开始深入她们的心灵,尽管这个具体的内涵还有待深化。这可以举个例子,刚刚抗战的时候在晋察冀地区唐县的花盆村妇女,当被问到是哪国人的时候,她们居然说是“花盆国”②!这可能是极端的例子,但是也可说明,在抗战时期民族统一战线的框架之内共产党在农村地区进行了艰难的现代启蒙工作,抗战唤醒了现代民族意识;国家概念、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渐渐凝聚成为坚强的民族抗战意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因此,这些妇女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历程,水生们现代个体意识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不但解放了自己,而且还会某种程度地解放别人。同样,在孙犁的几乎无意识叙述之中,水生嫂们的觉醒状况有可能不但认识到民族敌人的男性霸权,同样也有可能认识到民族男性的男权性质的,这样她们以后的生存状况恰恰有力量要求自己活下来。逄增玉从抗战的崇高性、传统的父权制以及妻子的少受蹂躏出发,认为“水生们”(传统男人们)要求的道德“节烈”会使她们死去③;但我认为她们在男权的削弱及自身的成长中获得的,恰恰很可能不是去“死”,相反很可能是更加明白地“生”,假如她们能够活下来的话!这与王士美先生因为看重抗战的崇高性,而对于这一问题完全回避不同;而逄增玉先生忽略了水生们的思想裂隙以及这种发展可能带来的丰富性。如果水生嫂们真遭不测而活下来,一种情况是隐忍而生,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丁玲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的情况,反而活出力量来了,更加明白了女性的权力,明白了男权制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本来也是一体的,共谋的。但是,孙犁显然回避了这个问题,这恰好说明孙犁道德机制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这里,文本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参考路径,这就是在那场伏击战中,体现出的对异性的性别禁忌,哪怕是夫妻!这里是男女群体,事件很明白地指出了目标的方向性锁定:“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右看去,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脸”,这时才会发现孙犁语言的极度贴切:“啊,原来是他们!”女人对于男人的亲密无间在这种场域中完全展示了出来!男人们却“半眼也没有看她们”,“对视”没有形成,但是男人们明明在心里“看”她们,这种故意的“不看”,恰恰就是“在看”,在妇女们没有进荷花淀之前他们肯定很是着急!男人,特别是水生在这里的心理活动同在第一场景中的水生嫂“呆呆地”一样,也是一个文本“空白点”!他可能有些“生气”——差一点出事,但毕竟还好,更重要的是在骂了一句“一群落后分子”之后,实际把一盒饼干给丢在了妇女的船上,说明水生心里不但惦记女人,而且惦记孩子和老人。小说在这里将中国男人的男权观念表现得非常含蓄而又耐人寻味。

这就涉及一个重要的情况:在中国抗战文化语境中,“性别差异”造成的性别禁忌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里已从私人空间转换成了公共空间,夫妻的意义完全用相反方式反映出来了!这是中国文化语境中非常特殊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男女有别”,这种“男女有别”用礼教的教化形式对于男女在生活中进行“区隔”,正是这种“区隔”和“教化”形成了强大的传统力量,那是一种看不见的“凝视”的“眼光”,这种看不见的“他者”的“眼光”足以使得任何人在公共场域,不敢放肆!因此,男女之间的事情即使夫妻之间表面上也都是非常冷漠的样子,内心却实在是“心有灵犀”,这就是礼教造成的对于男女问题的“性别禁忌”!这是“文化身份”意义的禁忌,而非“性”本身的禁忌!因此,妇女们也很明白,“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理不搭理的!”“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她们自己也笑了,今天的事情不算光彩”。从这里妇女终于又认识到男人的另一方面:看不起自己与被抛心理。这种心理一直尾随到建国后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妻子,甚至当下的那些“依附性”女性身上,可谓源远流长。

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在抗战背景中那个“他者”的“眼光”到底是什么?是小队长的眼光吗?小队长开了个“玩笑”,“你们也没有白来,不是你们,我们的伏击不会这么彻底。可是任务已经完成,该回家去晒晒衣裳了。情况还紧得很!”但是这个“目光”隐含着文化秩序的象征意义!因为这是战争主导者的安抚,真正的主体就是国家民族权力秩序本身!这哪里是什么玩笑!正如一位论者所言:党的妇运理论的核心就是“融妇女解放于阶级解放”,但是,“从封建社会的性观念到根据地的性观念,一个引人注目的连续是:对性的缄默”。“女性的性贞操由对丈夫、家族负责,变为革命时期的向国家、民族、家庭、丈夫负责,最核心的是向革命负责。正如刘禾所说,‘妇女的性和身体成为国家民族主义斗争的场所之一。”④这就是凌驾于那男女群体之上的上帝般的“目光”,但却又溶解到个体的心灵之中了。

因此,从性别视角看《荷花淀》话语的主体建构,水生嫂们在历史的具体场域中展现的个体意识,基本上还在前现代意义上,但是抗战带来的异质性因素使得她们随着水生们开始展开了自己相对主动的活动。然而在公共场域中水生和水生嫂们,却是在传统性别秩序的前提下,几乎毫无阻力地接受了现代权威的文化象征秩序。这种缺乏历史批判和明确自觉的身份建构,又几乎将原先承载的历史惰性,融入进了新的时代背景中,预示了现代主体意识建构的艰难与漫长。

作者简介:李展,武汉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于桂梅,山东诸城龙都中心学校高级教师。

① 王士美:《质疑〈重读荷花淀〉》,《文艺争鸣》,2005年4期,第99页。

② 方之光、龚云编:《农民运动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36页。

③ 逄增玉:《重读荷花淀》,《文艺争鸣》,2004年3期,第51页。

④ 王向贤:《知识、主体性与根据地妇女运动——以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为案例》,《社会性别》(第二辑),第65页,第69页,第70页。

(责任编辑:赵红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