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而亮　张向永

中华儿女：您还记得第一次接触共产党是什么情景?那时候，藏区头人对共产党都是反面宣传，您为什么想到要投奔共产党?

罗绒达瓦：小时候家里很穷，只有一头奶牛。康区解放时，我还在奴隶主家当娃子。

当时刚解放，国民党残余势力和一些反动土司、头人散布很多谣言，说共产党活埋人，还吃人……有一名藏族的共产党员干部来做宣传工作，从他口中我知道，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为穷人办事，给穷人撑腰，是救穷人的。

在金矿受折磨逃跑后，我不敢回家，想到那个干部说的话，就去找共产党。我跑到县城找到一位姓李的同志，‘跟他说，我要当干部。他见我太小，就把我留下来读书。

想想看吧，在奴隶主家吃得最差，还要像牛马一样干重活，我一个小孩子，放两百多只羊，还经常挨打挨骂。

到共产党这里，不但给我饭吃，还让我读书。那时候，学校里的老师手把手地教，反复地教，直到嘴里长了水泡，也不嫌烦。

再后来我上了民族干部学校，老师基本上都是汉族，他们就像对待家人、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我们。晚上被子蹬掉了，给我们盖上；不会洗衣服，就教我们洗，还帮我们洗。他们把我们当人看，当宝贝待，这种关怀深深感动着我们。

1955年，我去重庆参观学习，一路上大家对我们少数民族好得很，到哪里都是热情款待、关心关怀。过去国民党是一打、二骂、三要钱，哪里会把我们当人?

这样的温暖时时感动着我，我能不跟共产党走吗?

中华儿女：那时候汉族干部是怎么与少数民族干部相处的，您有没有感觉到大汉族主义?

罗绒达瓦：这个方面我们没有这种感觉。我感到汉藏同志彼此像亲兄弟一样，没有任何隔阂。汉族同志为了做好民族地区工作，都在刻苦学习藏语，不懂藏语就跟我们学，学会一句，就教我们一句汉语，很快大家就打成一片了。汉族干部不会骑马，我们就教他们，先扶上马，再牵着走一段，慢慢就会了……

汉族干部们很注意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谁要违反就会受到处分。那时，即使是藏族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上级也往往先批评在场的汉族干部：“你为什么不事先注意?”

我觉得民族团结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平等相处。如果相互歧视，肯定处不好。

中华儿女：有的人认为1956年康区发生叛乱是因为民主改革搞旱了，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您知道的事实是怎样的?

罗绒达瓦：不是这样的。民主改革在当时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康区解放后，群众在政治上解放了，但经济上没有平等。当时绝大多数生产资料仍然集中在少数封建主手里，大部分群众一无所有。

经济上要平等、要彻底翻身，就要掌握生产资料，就要把由少数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变成多数人占有。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改革，非改不可。

别说生产资料，就是生产用具，封建主都不让老百姓拥有。当时，政府从内地调拨了一批农机具，无偿救济贫苦农牧民。但我们刚给发到群众手里，就被土司、头人收走了。

经过几年调查研究，到1955年，都觉得必须要改，时机也成熟了：一来生产力发展需要改革，二来群众改革的愿望很强烈。

至于那些封建主，今天改他不赞同，明天改他不赞成，就是10年后改革，他还是不同意，因为改革直接触犯到了他们的利益。指望他们发慈悲，主动把生产资料分给群众，是不可能的。既然必须改革，晚改不如早改。

与其他藏区相比，康区藏族和汉族更为密切相连，实行改革的群众基础也很好。早在茶马互市的时候，两个民族就在康定这个中心开始接触、交流、融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为什么会发生叛乱?就是改革触犯到了封建主的利益，他们就煽动、裹挟、强迫群众，如果不当叛匪，就威胁要杀绝其家人。有些实在不愿参加的群众，就被抓去挑脚筋、挖眼睛、剁手脚。

像我们这些跟着共产党参加革命的，封建主更是恨之入骨，诬蔑我们是“共产党的狗腿子”、“民族的叛徒”。我弟弟就是在侦察的路上，被叛匪认出来，抓走枪毙的。第一枪没打死，又补了一枪。

说到底，是共产党解放了我们，拯救了我们。我们晓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谁是压迫我们的人。所以我要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我哥哥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弟弟如果不被枪毙，也是共产党的人。

民改搞完后，群众高兴得很，都喊“共产党万岁”!所以我觉得，民改搞得对不对，应该看看大多数群众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

中华儿女：当时参与叛乱的主要是反动头人贵族，也裹扶了不少穷人。他们的分化工作怎么做?怎样做到既歼灭叛匪，又能保护被裹挟的无辜群众?

罗绒达瓦：跟着叛匪上山的究人绝大部分都是被裹挟的，死心塌地当叛匪的顶多有10％。在剿匪战斗中，我们做到边打边争取，既不能狠狠打，又不能不打。我们发挥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用，所到之处采取开会、访问、张贴布告等形式，发动群众，开展亲劝亲，邻帮邻，父劝子，妻劝夫等活动，宣传党的平叛政策。平叛政策主要是，顽抗者坚决消灭，协从者不问，放下武器者宽大处理，立功者受奖。

效果很好。像我们在炉霍县宗麦区平叛的时候，把叛匪包围了一个半月，因为知道大多群众是被裹挟上山的，就没有狠狠打，而是开展政治攻势，最后绝大部分群众都下山了。

还有些小匪首，在我们的努力争取下，也投诚了。其中有一个叫路热多噶的，在劝说下不仅投降，而且上交了一长一短两支枪，后来这个人还参加了革命工作。

中华儿女：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党对一些改造得比较好的头人贵族落实政策，但另一方面又使部分翻身农奴有顾虑，你们是怎样做好两方面工作的?

罗绒达瓦：这个情况是这样的，随着对过去一些头人贵族政策的落实，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叫嚣要对参加民改平叛的老党员、老干部、老积极分子这“三老”，沿袭封建习俗索赔“命价”，弄得人心惶惶，影响十分恶劣。对此，州委高度重视，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切实注意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我觉得这样还不够，党组织应该给“三老”撑腰，对其大张旗鼓地进行表彰、宣传，在全州造势，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不敢再轻举妄动。

我把这个想法和有关领导沟通后，得到了大力支持。在州委组织部的推动下，1990年8月，州委、州政府作出《关于对农村牧区老党员、老干部、老积极分子颁发荣誉证书的决定》，指出“全州农村牧区‘三老在‘民改、‘四反和‘平叛斗争中，为全州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作出了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为贯彻党在农村牧区的方针政策、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表彰‘三

老的不朽功绩，州委、州府决定：对全州5378名‘三老人员颁发荣誉证书。”可以说，此次颁证既是对“三老”在“民改”、“四反”和“平叛”斗争中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的充分肯定，也是进一步保护和宣传“民改”、“四反”和“平叛”斗争的伟大成果，坚决抵制“藏独”分裂活动的影响，反对倒退复旧，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甘孜州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从此以后，就没再听说过索赔“命价”。

中华儿女：有的人认为藏区过于注重经济发展，搞开发建设而破坏了藏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对此您怎么看?

罗绒达瓦：发展经济和保护民族历史文化并不矛盾。发展是第一要务，只有发展才能脱贫，才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没有发展，就没有一切。但不是说抓发展就不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

比如藏语言教育，文化大革命后，各个学校都恢复了藏文教育，甘孜州还设立了专门学藏语的中专藏校；还有一所民族师专(现在的民族大学)，其中一个系专门画藏画、画唐卡。所以现在甘孜州的唐卡画得最好，都拿到奥运会上展示了。

文化大革命中破坏的寺庙也都恢复了，而且比以前更多、更富丽堂皇。比如理塘县喇嘛寺，因为叛乱被炸了一部分，文化大革命又破坏了一部分。国家拨款几千万进行重修，光是大大小小的菩萨就塑了上千尊。

再说文艺方面，藏族特有的锅庄舞等歌舞也都是在发展的。所谓“文化灭绝说”纯粹是无稽之谈，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没有来过藏区的，或者是没有对藏区进行深入了解的。

中华儿女：你在三个县当过县委书记，作为“一把手”，有没有遇到汉藏干部之间闹别扭的情况，你怎么来解决?

罗绒达瓦：遇到过，但这种情况不多。我在三个县当县委书记，又是藏族干部，我知道汉藏干部间不团结的症结在哪里。往往是汉族干部认为藏族干部素质低，工作能力差；而藏族干部认为汉族干部有“大汉族主义”。这时候，一般我会告诫本民族干部，汉族干部到这么艰苦的地方来，是为我们这个地区、这个民族服务的，民族干部对他们就应该心存感谢。遇到一些小问题，更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汉族干部，我会提醒他们，藏族干部有他的长处，在基层发动群众，离开藏族干部真不行。由于我也是民族干部，大家都觉得我能一碗水端平，都很尊重我。

中华儿女：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间怎样才能保证团结一心?

罗绒达瓦：党委班子不团结是权的问题，谁的权大了，谁的权小了；政府班子不团结是钱的问题，谁用多了，谁用少了。我们就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不看权大权小，要看谁干的工作多，谁做的贡献大。我无论是在三个县委书记岗位上，还是当组织部长、政协主席，在这方面从不以民族划线，而是比工作，比贡献。这样一比，很多矛盾和问题就迎刃而解。

中华儿女：你在民族地区当了近十年州委组织部长，在藏汉干部配备比例上是怎样处理、平衡的?

罗绒达瓦：班子要合理搭配，比如，首先规定干部比例，不是说藏族干部要占多少比例，而是汉族干部要占多少比例，这么做是为了充分发挥汉族干部的优势；还要考虑班子成员的学历、能力，政府班子一正五副，汉族至少要有3个，县委常委9个，汉族必须有4到5个，那么就要考虑，哪个的能力强，哪个更合适。在这方面，我从来不向民族干部倾斜，一是按中央政策办，二是以工作能力检验，谁能干推荐谁、提拔谁。这方面不能照顾民族，更不能以民族划线。哪怕有些民族干部对我有意见，我也得严格按党的原则办。

选拔干部，不可能让人人满意，如果那样就乱套了。选干部还是要考虑能力，考虑合不合适这个岗位。比如财政干部，选取的时候就要考虑是否懂这个专业，如果把不懂专业的放到这个位置上，工作就干不到点子上，耽误党的事业。

一般意见最大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认为该提拔的没有提拔，另一种是没有提拔到本人想去的位置。这时我们一般会主动找这些干部谈话。进行开导、教育。让他们懂得要以大局为重，事业为重，而不是光从个人立场上来衡量得失，产生抵触情绪。

中华儿女：你当上州政协主席后，主要做统一战线工作。你觉得在民族地区，统一战线工作的关键点在哪里?

罗绒达瓦：这个工作我干了九年，觉得民族地区统战工作的关键在于团结各族群众，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能够深入人心，能够贯彻执行。

首先要加强学习。通过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从而提高和统一思想认识，使大家知道当前的大局是什么，怎样围绕大局、服务大局。

其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委员的主观能动性。比如宗教界别的委员，在调解草场纠纷时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总的来说，甘孜州的民族团结工作还是做得比较好的，没有出现过以民族划分派系的现象。

中华儿女：达赖喇嘛在境外一直叫嚣要实行西藏的高度自治，其实是一种变相闹独立。你觉得藏区的百姓会答应吗?作为藏族干部，你认为什么是藏区群众真正的心声?

罗绒达瓦：藏独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国家对藏区的各种优惠政策，使藏区迅速发展起来，藏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改善，已经深得藏区民心。根据我个人的了解，绝大部分的藏民肯定是不赞成独立的。

群众的心声，不是有一首歌叫《一个妈妈的女儿》吗——“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女儿，他们的妈妈叫光明。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妈妈叫中国。”

这就是我们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