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英模为何大家不熟悉

李西梧

建国六十年，神州一甲子。举国同庆，万众欢腾，盛大阅兵，尽显雄威。进入2009，庆祝新中国华诞成为中华大地的高亢旋律。山川回荡，经久不息。回顾人民共和国成立与成长的不平凡岁月，许许多多耳熟能详英模人物又浮现在人们的眼前：革命战争年代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建设时期的雷锋、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等等，串串闪光的名字让人满怀崇敬，震撼心灵。国庆节前，党中央国务院隆重表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人民大会堂里，群星闪耀；中央领导集体接见，规格空前，充分体现了人民对英模的爱戴，对先进的崇尚。

新中国后出生的几代人。都是在英模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不管在哪个年代，都能说出几个自己熟悉和崇敬的人物，他们的动人事迹成为几代人树立理想，坚定信念，发奋学习，忘我工作的动力。很多英模，就是我们成长时代的偶像。可在这次推出的“双百”人物中，我们一遍一遍地辨认，多少有些“遗憾”——绝大部分英模很陌生。除了个别老典型之外，其他能即口叫出名字的真难找。有不少人还是因为其父辈的关系，如李大钊的孙子李亚中、王进喜的儿子王洪波等，才让人对得上号。笔者是媒体人，接触英模的名字和事迹要多一些，感受况且如此。要让普通民众在这200人中找出几个熟悉知道名字的，委实很难。笔者问过几个青年人，基本上是一无所知。

当今中国正处在伟大变革、伟大复兴的时代。沧海横流，英雄辈出，理应是这个时代鲜明特点。当今还是信息时代，信息传播之快、覆盖之广已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英雄的故事能迅速传遍四方。然而，广大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当代英模感到越来越陌生，这是一个不能不正视的问题。要说近年来树立的先进典型少了，这肯定不对。报纸期刊、电视广播、互联网上，每个阶段都集中推出重大典型，广泛宣传。远的不说，自去年汶川大地震。到今年国庆大阅兵，一个个英模人物展现在人们面前。影视作品中铺天盖地都是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战争片、谍战片，那里面的英雄人物本领过人、出神入化。可在一阵热闹之后，基本没有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像董存瑞、焦裕禄、雷锋、张海迪那样的典型，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甚至很多在当代科技、经济、军事等领域功商盖世的英模，还比不过当年在“广阔天地”出名的知青典型。

有些事情大家看起来困惑，其实原因很简单。如今的英模人物为何大家不熟悉?最根本的问题是时代变了，而我们对英模的发掘和宣传的方式基本没变。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公众的眼界大大开阔起来。宽松的政治环境，快速的经济发展，多变的生活方式，都使人们的价值观趋于多元化。从某种程度讲，多元的价值观反映了一个社会的自由进步程度。但是，也正是多元的价值观削弱了在单一价值观时代曾大显神威的正面典型的效果。“一个典型教育十几亿人”的情况，已经成为正面典型教育的局限。可是，我们现在对正面典型的发掘与宣传，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几十年一贯的做法，即以政治需求决定典型的选择，操作上形成一个固定流程：领导机关确定典型选题——新闻媒体进行采访并完成典型塑造——媒体按照指令同步展开宣传攻势——英模事迹报告团巡回报告扩展影响——基层单位组织学习座谈提出行动措施。政治化导致的模式化树立的先进标杆，在当今社会要让所有公众都感动入心，已经很难了。

传统的树典型、颂英模的方式之所以取得过很大的成功，还在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信息不对称。在传统的宣传中，先进典型和英模的形象基本上是“高大全”是那种有病不看、有家不回、有福不享的“完人”。可如今早已进入信息化时代，所有英模的事迹为大家所了解，其个人生活也逃不过公众的眼睛。而媒体还是一味“造神”的话，就大大减低了英模形象的可信度。例如一篇关于袁隆平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报道中，描写袁隆平为了搞研究连续几天不睡觉，累倒在田里仍然不放弃工作。事后袁隆平连忙澄清：“别受误导，累倒还工作不值得提倡。另外我也从来没有累倒在田里，那是耍笔杆子的人杜撰。”这种英模事迹失真的宣传，引起公众反感还是轻的。如果是失实，后果就严重了。去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媒体突出报道了一个中年男子将自己已经亡故的妻子用摩托车背回家乡的“动人故事”，催人泪下。可最后被乡亲们揭发出来，是媒体编造的一个假典型，影响非常恶劣。

如此看来，当今的英模不为大家所熟悉有时代变化前进的重要因素，未必是个坏事情。我们生逢的时代这么精彩，身处的世界这么广阔，一个人的人生毕竟短暂、作用毕竟有限，能以自己的作为、贡献、魅力影响周围一群人、一个行业、一个地方，就弥足珍贵的了，有什么必要让十三亿人都认识呢?

歌声中行进的共和国

张冠宇

一夜之间，“富二代”开始吸引更多人的眼球，一些“富二代”的行为变成了社会公开讨伐的对象。

“杭州飙车案”，当有钱人胡斌遭遇弱书生，当拉风的汽车令斑马线上的生命消失，此飙车案早已超出了普通的车祸，“富二代”漠视生命的态度，轻视他人生命权的行为，激起了公愤，使一个交通事故成了为引发全社会关注的重大事件。

2009年9月10日下午，在两辆“三菱”越野车的带领下，30辆清一色的黑色奔驰车列队驶入西安成阳机场停车场，引起不少过往乘客驻足观看。当年轻貌美的女孩子牵出一只身价400万元的藏獒时，这支气派的名车迎接队伍引发了热议，多数人认为这种奢侈的“炫富”只会引起更多普通人的厌恶。

最近，民营经济大省江苏启动了“千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培养计划”，消息一出，迅即在媒体和网络上引起强烈反响，由于培养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将是“子承父业”的民企“富二代”，争议也随之产生。有人质疑，组织部门帮民营企业家教育下一代是否多管闲事?

西方就有古话：财富是道德的包袱，在更多中国人的眼中，那些因为炫富而无视人的生命的“富二代”们正在丧失道德的底线。“富二代”被关注，正是基于国人对道德与财富关系的理解：只有符合社会道德的行为，导致“富二代”财富的延续，才是被人接受的。

无论是“贫二代”还是“富二代”+都共同生活在共和国的天空下，引导“富二代”，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未来。在社会剧烈转型期的今天，由谁来引导“富二代”?如何引导“富二代”?这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

家庭对引导“富二代”具有首要责任。当我们看到“宝马男”当场叫嚣“500万摆平交警”，还在高速公路接连上演了“砸车秀”的闹剧时，我们就想起一句话：“子不教，父之过”，看来，富二代的信任危机与富一代的教育不当密切相关。“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来之不善，去之亦易”，在竞争的社会，在追逐财富的时代，家庭要树立一个更高的道德原则。如果没有这个道德原则，给孩子的财富越多，就会使孩子从小就成为财富的奴隶，也会让孩子觉得，一切都很容易，什么都可以用钱摆平。

政府组织有责任对富二代进行引导。江苏回应富二代培养计划时说，培训不仅要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让“富二代”学会做人，增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在社会转型期，很多年积累下来的社会基础和社会链条被打乱，而收入差距的拉大对中国总体的现代化以及社会稳定都有影响，政府组织不能对财富分布不均衡的现象视若无睹，要在制度上进行调控。所以，在引导“富二代”方面，政府组织不能袖手旁观。

媒体要注意树立富二代的正面形象。“财富的传承是容易的，但是，在任何国家，企业家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富二代”在商界有很高的起点：或者直接进入家族企业的高层，或者依托父辈的资源自立门户。“富二代”特殊的出身背景，决定他们比一般人拥有更多的财富资源，也决定他们将会承受更多的社会关注。新闻媒体要注意树立正确的传播意识，多发掘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典型，用正面引导的方法让“富二代”认清自己的使命。

全社会要形成合力来引导“富二代”成为国家发展的力量。在社会转型期，人们对金钱和财富的极度艳羡、过分崇拜与溺爱，将会导致金钱和财富的进一步放纵横行，令金钱和财富成为一把“万能钥匙”。所以，如何树立社会对知识和修身的崇拜，如何树立全社会正确的财富意识，也将有助于“富二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庆祝新中国60周年之际，我们关注富二代，也同样是在关注祖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