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伟　龙天寅

股票，在中国可以说是最风云跌宕的投资品。它的门槛很低，几乎涉及了每个家庭；它的话题最多，只要是交易开，每天都有新闻。有人对它敬而远之，有人却不惜在“赌场”中一试身手，在它曲线的走势中，寄托了投资者最大的悲喜、爱恨……

一个老股民的自述

凌晨三点，星光点点，凉风习习，杭州西子湖畔钱王祠的一个大院里，排着一支小小的队伍，人们自发地发放着号子。天亮了，门开了，守夜多时的人们鱼贯而入，先是在一个传达室模样的小窗口花五毛钱买一张申报表，然后进入大厅，分散到各个窗口，一个个迫不及待地抢着填单、递单。窗口里的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审单，往上海拨打长途电话，报单，再回单；窗外的，翘首以盼地等待回音，成交的喜形于色，落空的痛心疾首。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最老一代股民，最初介入中国股市的原始形式。那种争抢着一张张进入天堂门票的情景，我至今尤历历在目。

当时的上海股市只有八家上市公司，号称“老八股”。由于沾了其中一家“浙江凤凰”的光，杭州的股民有幸挤入了最早吃螃蟹的冒险家乐园。但是因名额的限制，整个杭州每天只有40人有缘入围，故而，排队的慢慢地提早到每天晚饭后，就开始熬夜守望。好在美丽的西子湖，正是遨游美梦的好场所。后来深圳也开了股市，只是当时买卖者比较少，交易者就在杭州大会堂外面的广场上，一个报亭大小的窗口通过电话报单。

那时候能够买到股票的，就像是种下了一棵摇钱树，股市只涨不跌，每晚计算的是一天过去了，腰包里又鼓了多少钱。1910年12月19日，以100元发行的上海申华(现为申华控股)，上市开盘价就是327.90元，然后一路飙升，1992年5月最高达到702.50元，由于在1992年12月1日每股拆细成10股，此时的股价相当于每股7025.00元。

最初为了控制节奏，有关部门采取每天涨幅3％的限制，但是这更助长了每天开盘就直接涨停的势头，市场形成死水一潭的局面。后来放开限制，又实行可以当天买卖的制度，成交才开始活跃起来。记得有一次我以16元多买进申华实业，一小时后就飙升到64元，赶紧抛出，转眼间就净赚几百元。这对于当时月工资收入才几十元的打工者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喜事。

随着上市股票的增多，风险也逐渐显露。原来上市后总是一路上扬的行情不再绝对化了，1993年7月24日，青岛啤酒上市，我以开盘价15.00元买进后。最高仅仅走到15.30元就一路下行，收盘12.90元，第二天起就像坐滑梯，天天往下溜，当我在跌破10元大关时忍痛割肉，亏损三分之一。而到1994年7月最低达到3.05元，跌破6.38元的发行价，一年之中所有的投资者悉数被套。股市不再是冒险家的天堂。

1996年10月起，为了控制当时疯狂的市场，管理层连发“十二道金牌”，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交易所也恢复了涨跌停板制度。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股市第一次大跌发生，当天大盘就直接打向跌停板，并且连续三天牢牢地封住跌停，上证指数从1258.69点急跌至855.85点。那数百只股票连续跌停的惨状，让所有的股民都呆若木鸡!我当时对此深表不满，写了一篇杂文，描述有架飞机进入高空，地面导航中心一再警示风险，然而飞机置之不闻，越飞越高，为了保障安全，地面上就发射一颗导弹，把它打了下来，飞机倒是不再有危险了，可是上面的人员呢?这也许是一场难以评说的行政干预。

其实，类似的行政干预层出不穷，2007年5月29日午夜，财政部突然宣布将印花税由现行1％调整为3％。第二天900多只股票跌停，此后包括券商股在内的数百家股票连续五日跌停。这就是被称为“半夜鸡叫”的“5·30”事件。6月3日，第5期“榕城媒体财经记者沙龙”，围绕“疯狂股市：向左还是向右”的主题展开热烈讨论。我当时力排众议，借用俄罗斯的一首诗名来阐述对股市后期走势的判断《向左向左还是向左》。并且大胆地预言，再打跌停的话，可以果断介入券商股，短期内至少可以赚上40％。事实也是如此，相隔一天。股市就崛地而起，在券商股连拉5个涨停的气势下展开了报复性的反转行情。可是那些被吓得割在地板上的散户此时却欲哭无泪了。

我总觉得，这种形式的风险教育课最好少上，尽量让E市场本身说话。

当然，市场的不理性也是时时发生。著名的“5.19”行情就是典型，当时触网即狂，凡是有宣布投资网络行业的公司，立即被拔地而起，连拉三四个涨停的现象比比皆是。记得在5月19日那天我以12元买进的厦门信达，从11.70元一直走到6月30日的22.28元，短短一个半月就几乎翻番，只是当时我没那个心理准备，半路就脱手了。当然，没有价值基础的网络股在一阵疯狂后，很快就烟消云散。

至于新股炒作，中工国际可以说是始作俑者之一，2006年6月19日，它以17.11元开盘后稍稍回调到15.50元，我见半小时的换手率已经高达60％以上，就大胆地以17元买进2万股，起先瞧着它一毛一毛地上涨，心理乐陶陶地，谁知渐渐地是1元1元地急拉，然后是5元5元地跳跃，20元、25元、30元……最高冲到50元，距7.40元的发行价7倍之高，最后以31.97元收盘。然而才陶醉了一天的美梦，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六个跌停打碎，最低打到16.98元。好在我的进价不高，很快就在19元获利出局，而在20元以上追高的直到1年之后才解套。管理层也为此而出台了有关新股上市当天停牌的新规则。

新中国股市历经近19年的发展。随着管理的规范，投资者逐渐的成熟，已经脱胎换骨，彰显出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晴雨表。预计到下一个三十年末，一定会跻身于前列。而我现在作为一家机构的主管，正为规范管理作出努力，并为股市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力争成为一棵股市常青树，以第一代老股民的身份见证中国股市的历史与未来。

看多股市十八年

1984年，上海飞乐音响股份公司宣告成立，并发行中国第一股。如果从彼时算起，股票作为投资品在国内风行已经二十五载。

截止2009年7月15日收盘，A股市值达到3.21万亿美元，继2008年1月份后再次超过了日本股市，跃居成为全球第二大股市。

“买股票”、“炒股”、“当股民”也从彼时的时髦事变成如今的大众投资行为。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统计，截至2007年1月22日收市，中国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A、B股及基金开户总数就已达到8,005.90千万户，股民数量已经占全国总人口的5.9％。

作为国内最早的一批股民，福州市民施国忠在股海中沉浮十八年，始终对投资股票情有独钟。“我对中国股市一直有信心，尤其是现在，作为上班族如果不炒股简直不算现代人了。”

对于股民而言，第一次买股票的经历都是很难忘却的。

“第一次买股票是在1992年，当时我动员了身边的七八个人一起买福耀的原始股。”谈到首战，施国忠不无得意。

当时每股面值1元福耀原始股，已经溢价了50％。不过他还是拿出自己身家财产的三分之二，总共7500元购买了5000股。

与上海、深圳等地发行原始股动辄几千上万人排队购买疯抢相比，1992年的福州发行原始股的场面则显得波澜不惊，很多福建人当时还并不了解股票是怎么一回事。仅仅排了一小段时间的队，他就买到了心仪已久的股票。

施国忠是“蓄谋已久”的。“我当时敢拿三分之二的身家去买股票，是因为我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股票了。当时也没什么书看，抓到什么书读什么书，小说为主，但偶尔也能找到一些金融方面的书籍。这些书里面提到的炒股致富场景深深地吸引了我，我那时候就打定主意以后要炒股。”

一年之后，福耀集团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当初每股1.5元的股价被迅速拉高，最高达到了44元，施国忠也在40元的点位将手上的数千股悉数出售，获利近20万。在那个万元户便意味着富翁的年代，他凭借股市的一进一出，获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但也从1993年开始，很多福建人都意识到炒股巨大的财富效应，纷纷加入股民队伍。他回忆到，当福建省第二只股票福联原始股发售的时候，如果没有托后门的话，一般人则根本买不到。1992年厦门汽车(现改名金龙汽车)原始股在厦门发售的时候，各地炒股大军更是汇聚一堂，在厦门植物园里连夜排起长龙，一时间，福州话、闽南话、上海话等各地方言凑成一锅大杂烩。一买到股票，就马上有人过来高价收购。当时厦门汽车1股是4元，当场很多外地人提着几麻袋的人民币，开价每股7～8元大量收购。

“买就赚”的黄金时代很快就过去了。

1992年8月发生在深圳的“810风波”，加大了市场回调力度。上证指数暴跌400余点，两个半月内跌幅达到45％，中国股市进入第一次熊市，中国股市也开始了牛市和熊市的轮番交替。

由于当年股市很多制度尚未完善，大小股东利益并不一致，一时间，黑庄盛行、投机成风，上证指数和股价更是如过山车般高起高落。

作为第一批股民，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他和身边的股民开始了“瞎炒”。牛市和熊市反反复复中，施国忠在国债期货、法人股上的投资皆铩羽而归。

同时，股民队伍也在不断变化。他介绍，很多早期的大户都逐渐消失了，参与买卖福耀玻璃的朋友，有的人看到股市的风险，赚了一点就退出了，有的人则一直投一直输，坚持下来的人不多。

让这位老股民感到伤心和愤怒的是，中国股市一度被人们视为赌场。在他看来，中国股市是股民用血汗钱支持起来的，股民的角色是投资者而不是赌棍，把股市比喻成赌场，对投资者是一种不尊重。

不过施国忠却没想过退出江湖。他认为，在国内经济高速成长的背景下，中国股市必然将走向成熟。他坚信，“制度不好，好人变坏人；制度好了，坏人也会变好人。”一项项改革措施的出台，让股市也越发开放和透明。特别是2005年4月29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启动，中国股市打响了“辽沈战役”。

“股改后，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一致了，以前大股东是想从上市公司里面抽钱，现在这种恶意欺诈圈钱的公司越来越少了，这让股民找回了投资者的感觉。”他说道。

现在他不仅仅自己炒股，还和自己刚毕业的儿子约法三章，儿子每个月将工资的一部分委托给他炒股。“赚了算他的，赔了算我的，关键是要培养他的证券意识。”他说道，今时不同往日，上班族们如果不做点投资，不炒股，以后肯定买不起房子，甚至很难称得上是现代人。

回头来看，施国忠却一直感慨当年福耀卖太早了。

对此，他有本明细账。1993年，福耀玻璃上市之初，每股业绩2毛钱，股价最高却达到了44元，市盈率高达200倍。他坦言，根据那时候的情况判断出售福耀股票无疑是合理的，但福耀作为优质企业，成长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截止2009年9月18日收盘，福耀玻璃复权价达600.62元。经他估算，如果当年一直将股票捂在手里，当年价值20万的股票如今市值也差不多有300万。同样让他感慨的还有凌钢股份，从现在来看，长期持有的收益更大，而当时卖出的高价现在看来都是在底部。

总结自己多年来在股市上的沉浮，他发现选股的第一要素是企业的成长性和业绩。企业有好的业绩支撑，就不用担心股价波动。“股民中盛传一种观点，不要为了企业未来的预期去买股票，对股票的高成长因素视而不见，我不认同这种观点，我觉得关键是要找到高成长性的股票。”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此，他有两大选股秘诀。首先是投资前做好功课，收集大量的信息。这与他的职业有着密切联系，作为一名资深图书出版编辑，施国忠最擅长的就是收集信息。同样，第二个秘诀也与他的职业经历有关。“我还从事过律师，所以在信息判断上，有着强烈的证据链条意识，如果收集到的上市公司情况有相互矛盾和打架之处，我就会放弃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

正是依靠这两大秘诀，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投资理念和手段。经过多年股市的锤炼，他养成的投资习惯是，要么不买，要买就盯住一支自己看中的高成长性股票，全仓介入，长期持有，不怕追高。他分析，真正的好股票庄家是不会给散户太多机会共享底部的。买股票有时候要学习香港人买马，买胜率高的马不要怕价格贵，往往这样的股票才容易赚钱跑赢大盘。

多年投资经历让他相信，国内股市有的企业股票是可以拿几年的，比如苏宁电器和贵州茅台都曾上涨了40多倍，股民要做的就是做好功课，找到这样的股票持有，从而获取财富。看好中国股市十八年的老股民信心正来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