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包括前30年和后30年，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30年是在前30年的基础上进行的，取得的成就更大一些，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前30年和后30年也都有各自的失误。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总结，作为今后继续前进时的宝贵财富。

前30年和后30年

去年庆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时，我们着重强调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这是很必要的。由于要突出后30年，对前30年的评价，就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不奇怪的。有些人完全否定前30年，歪曲和抹黑党的历史，攻击和丑化党的领袖，说什么要“抹掉1949年以后”，要“进行历史性清算”，“架上历史的审判台”，这也是不奇怪的。但是有些说法，是值得注意辨别的。一些学者提出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只有两个划时代的标志性历史事件：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其否定前30年十分明显。另有一些同志，虽然认可新中国成立是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断代性标志事件，但同时也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之并列，说它同样开辟了一个历史时代。这种看法表面上抬高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地位，实际上无形中抹杀了新中国成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对共和国历史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开放阶段），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它毕竟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总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一个划分历史时代的断代标志。

历史难免曲折。前30年的中国确实走过一些弯路，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如“大跃进”的急于求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过左过乱的错误。但是这些缺点错误，盖不过共和国前30年的伟大成就，包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能够独立自主地站在世界民族之林等。前30年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成绩和成就是第一位的。同样，后30年的中国，在取得经济发展的飞速跃进、人民生活的总体提高和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重要一极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社会关系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三大差距”拉开、道德水平滑坡；同时，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上，也出现了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社会和自然问题，党和政府正在努力解决。这些缺陷同样盖不过后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后30年的缺点和失误是第二位的，后30年的伟大成就才是第一位的。

在共和国6 0周年之际，我们对前30年和后30年的辉煌成就和失误，都应抱着客观的分析态度，绝不能只用后30年的成就来对照前30年的缺失，更不能扬后30年而抑前30年。这是不公正的。共和国的60年，统一于社会主义。共和国给我国人民最宝贵的东西，也是社会主义。60年前，新中国如旭日东升，逐步跨入社会主义时代。60年共和国经历了前后30年两个阶段。前30年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后30年，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建立在前30年建成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这两个阶段的辉煌成就和曲折道路，无不与社会主义血肉相连。60年后的共和国，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社会主义中国没有改旗易帜，人民也绝不会让她改旗易帜，这是值得我们共和国的亿万人民欣慰和兴奋的。

前30年不是只搞阶级斗争不重视经济建设

尽管共和国前段发生了过分夸大和扩大阶级斗争的曲折，但是不能认为前30年毛泽东和我们党只着重搞阶级斗争，而不重视经济建设。毛泽东作为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熟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早已提出一个政党的先进性在于是否通过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的革新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革命战争时期，他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工作，以保证战争供给。接管城市之后，立即把工作中心转向生产建设。国民经济恢复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以及所有制的改造，也是围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其缺点是因求快而过急，犯了主观冒进、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这在上世纪60年代经过经济调整，得到了纠正。尽管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提到空前的高度，毛泽东还是指出要分开工作问题、阶级斗争问题，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而妨碍了工作（包括经济工作），阶级斗争和工作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所以虽然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仍顺利完成。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尽管国民经济因阶级斗争的冲击受到严重损失，但只有两年有所下降，其余各年都是继续增长的，并且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了比较重要的成就。在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上，周总理重申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就已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宏伟战略设想。所以，绝不应当否认前30年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上的努力和成就。不然，何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何来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当然，前30年经济建设受到了扩大化了的阶级斗争的干扰，如“大跃进”中国民经济的倒退，“文化大革命”中也遭受严重损失。如果没有这些曲折，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还会更大。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对党的八大决议的重申。八大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起了变化，所以主要任务也要转移。但由于阶级矛盾重叠的结果，经济建设这个主要任务执行得不很理想。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需要重申、恢复和延续。这一重申、恢复和延续极其重要。如前所述，它把全国人民的精力集中引导到经济建设上面来，一心一意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中国取得历史性世界性的空前发展。

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发展是硬道路”便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同时也出现了举国上下追求GDP增长速度的片面发展倾向。这要求我们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实行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其基本方法，源自毛泽东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形成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指导着我国今后的发展。

1978年后“改革开放”四字方针的形成

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邓小平将“改革”和“开放”合起来，作为现阶段中国的国策，开创了中国大踏步前进的新时期，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但细考“改革开放”四字词组，并非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而是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涉及“改革”和“开放”的文字，见于以下两句叙述：“对经济管理体制和

经营管理方式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其中有“改革”的字样，也讲到“对外经济合作”，但都属于一般工作方针的叙述，并不处于文件的中心地位。文件中没有出现“改革开放”的概括。当时还赞成人民公社体制，没有提出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2年中央1号文件才明确提出这项改革任务。

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发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号召。这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在讲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时，也没有提到“改革开放”；但指出1981年到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任务时，要坚决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把改革任务与调整、整顿和提高并列。这次报告中提到“改革”字样有十多处，包括经济管理体制、价格、劳动工资制度等改革，还提出了改革国家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等等。报告中三次提到“对外开放”，并且把“实行对外开放”提到“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的高度。十二大文件没有把“改革”和“开放”作为一个完整的方针并到一起。此后到党的十三大之前，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曾把“改革”和“开放”搭配组合在一起使用。

十三大报告在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时，将“改革开放”作为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提出来的。这个词组在报告中多次频繁出现，成为正式的政治术语。报告称“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新发展”。以后我们就沿用了这个提法。

任何正确的理论和政策，都有一个探索和形成的过程。“改革开放”也不例外。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确实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改革开放”作为一整套理论政策方针，也确实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这从“改革开放”词语运用的演变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总之，“改革开放”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统治性的话语，成为支配人们行为活动的指针，是经过了一个过程才形成的。

前30年也有改革开放

以上说的是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方针的形成过程。应该说，改革开放的名义和实践，不是1978年以后才有的东西。何以见得？拿“改革”来说，这个概念早已有之。远的不说，在1919年《湘江评论》上，时年26岁的青年毛泽东就意气风发地一口气提出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思想等八个方面的“改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把“改革”与“革命”等量齐观，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写了一段经典性的话：“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这里讲的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改革”。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所作的经典定义，就是：“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一改革定义的内涵精华，就出于毛泽东1957年的上述论断。

按照毛泽东的论述，以完善社会主义为目标，以解决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内容的“改革”，其实在上个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就已经开始了。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不同于苏联做法而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张，在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时提出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后又在20世纪60年代肯定“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等等，都具有改革的性质。实际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是一个共同始终的过程。共和国的前30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改革的30年。

再拿对外开放来说，谷牧同志今年初在《北京日报》发表的《新中国前30年不开放是因毛泽东的失误的看法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一文中，阐述毛泽东在建立新中国后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构想，是“要做生意”，要“实行友好合作”，要“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在实践中毛泽东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开放不了。毛泽东从来没有闭关锁国的念头。所以说，“改革开放打破了以前的僵化封闭”之说，现在看来是不公正的。

新时期将改革开放作为长期国策

说改革开放只是在共和国的后30年才有，并不符合事实。不过应该承认，后30年我们把改革开放逐渐突出起来作为长期国策，把它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两个互相配套的基本点之一，对中国的发展确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党的十七大指出改革开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与四项基本原则结合在一起，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为什么说改革的方向总是正确的？因为从根本上说，改革就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意义的改革，如前所述，毛泽东早已大力提倡，在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改革都将是永久的使命和常态的存在。

但是改革还有另一种含义，就是作为阶段性的国策，改革要实现某种制度、体制或者模式的转换。比如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单一的公有制体制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以及从更广阔的意义上向建立初步现代化中国的转变等等。一旦这种阶段性转换目标基本完成，作为阶段性国策的改革，就要纳入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一永久性的常态的进步过程。

目前我们党提出的改革任务，应该说具有阶段性国策的含义。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包括改革开放在内的基本路线所管的时间，从上世纪中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算起，到本世纪中叶初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大约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本世纪中叶初步完成现代化建设任务后，改革开放这一阶段性国策就可以转为继续调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各项政策。但在本世纪中叶前的若干年内，改革开放的总政策必须坚持，“动摇不得”。

（责任编辑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