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邦定

为了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北平解放60周年，中央电视台刚刚播放了34集电视连续剧《北平战与和》，其中有许多傅冬的镜头。电视剧属于文学创作，不能要求它每个细节都真实。但从总体来看，这个戏还是基本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从而引起我对那个烽火连天年代一些往事的回忆，包括傅冬同志在内。

傅冬本名傅冬菊。由于嫌菊字俗气，她自己就改称傅冬，写文章都署名傅冬，我们也一直叫她傅冬。她和我虽然都在1942年考进西南联大，但她是在外文系，我是在历史系，在学校时并无往来。只因为她是傅作义的女儿，在学校是知名人物，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大一的一些公共课，我们也都在一起上。她一直很低调，从不张扬，衣着也很朴素，看不出任何贵小姐的气派。联大当时也还有别的大官的女儿，如四川大军阀、时任贵州省主席杨森的女儿，经济系的，那可是衣饰鲜丽，器宇非凡，一看就知道是名门贵胄。相形之下，傅冬就更显得质朴恂谨，和易可亲了。

我和傅冬熟识，是在天津《大公报》。1946年她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就到《大公报》当编辑，负责编两个副刊：一是《时代青年》，一是《妇女生活》。她常到北大、清华约稿。当时我在北大读四年级，她也找到我。记得我给她写过几篇稿子，一篇是《人的花朵——电影居礼夫人散记》，再一篇是《谈讽刺》，还有一篇是我和朋友的一封通信，用的什么题目已经记不清了，可能就是《给一个青年朋友的信》吧。1947年5月，我快毕业了。地下党组织指示我：尽可能在白区找个工作，实在找不到，就去解放区。于是我请傅冬向天津《大公报》介绍，经理金诚夫先生约我谈了一次话，当场决定同意我到报社工作。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后来报社要我找北大负责人正式写封介绍信，于是我找了胡适校长，得到他的同意。这样，胡适就成了我进《大公报》名义上的介绍人，其实真正的介绍人是傅冬。

1947年9月，我到《大公报》上班，当外勤记者。傅冬还编她的副刊。由于她是唯一的女编辑，报社给她一间单人宿舍，除了外出组稿，到排字房发稿、拼版之外，她就在自己屋里办公。当然，她每天都要到我们上班的编辑部转转。她那时才23岁，为人开朗、豪爽，不像一些年轻姑娘那么细声细语，腼腼腆腆。她说话直来直去，有时还放声大笑，因此很有亲和力，善于与人相处。和我同时进《大公报》的，还有一位北大（也是西南联大）同学杨邦祺（解放后改名李定）。我们几个都很年轻，又是同学，在工作上常常互相关照。记得1948年1月30日夜里，传来了印度圣雄甘地逝世的消息。编辑主任要傅冬赶写个甘地小传，配合新闻发表。可《大公报》的资料室没有甘地的传记材料。我们连夜跑了几家大书店，砸开门要找书，都无收获。最后我们还是查了《大英百科全书》，把甘地那个条目翻译出来交了卷。

当时《大公报》在大陆有上海、天津、重庆三个分馆。同仁戏称重庆馆偏“左”，上海馆居中，天津馆偏右。这主要指编辑主任掌握版面的政治尺度而言。其实，天津馆的地下党员最多。傅冬在昆明西南联大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1948年入党。她编的副刊绝对不右，而是相当“左”的。她组稿的对象，大多是进步青年，而不是知名作家。因此稿子都很有朝气，能反映青年和妇女的苦闷和追求，若隐若现地阐明，只有实现和平、民主、自由，才能根本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如此等等。她编的副刊成为在国统区宣传进步思想，引导知识青年健康向上的一个园地。

1948年下半年，内战愈演愈烈。9月中旬，辽沈战役打响，华北形势日益紧迫。当时傅作义任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对华北局势、战与和的抉择，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了掌握傅作义的思想动向，多方面做他的工作。地下党把傅冬调到北平，以替报社组稿为名，就守在傅作义的身边，利用父女亲情这种特殊关系，对他施加影响，起到了其他任何人起不到的作用。解放后听说，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三统帅之一的聂荣臻元帅，夸奖北平地下党的工作做得好。傅作义每天的一举一动，乃至他的喜怒哀乐，第二天在聂帅的办公桌上就能看到报告。这无疑是傅冬的工作成果。

平津解放以后，傅冬就转到《人民日报》工作。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人民日报》的三位女记者——王金凤、陈柏生、傅冬，经常有长篇通讯在报上发表，都很有文采，很有激情，很有感染力。当时我还在《大公报》工作，知道有许多读者喜欢读她们的文章。可惜不知为什么，后来就很少看到那些脍炙人口的华章了。

“文化大革命”以后，1982年到1995年，傅冬和她的爱人周毅之，由人民日报社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除做新闻工作以外，还做傅作义在港澳台和海外的旧部属的联络和统战工作，这也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一项任务。据说她做得很有成效，这也显示了她出色的政治工作才能。

傅冬的老景不很美满，体弱多病。老伴先她而去，三个女儿在美国，她一人在北京，伴随她的，除了书就是药。朋友们要去看她，她总是说，都是80多岁的老人，不敢再有劳了，电话里聊聊就很好。这说明她处处为别人着想。或者用一句老话，心中只有别人，唯独没有自己。这是一种很可贵的品德。傅冬由于身体弱，平时极少出门。2000年3月17日李凌和马如瑛（黎勤）夫妇，为欢迎从昆明来的西南联大老同学、云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许，把在京的老同学，大概十一、二人，请到他家聚会。根据我的记忆，参加的除我之外，有李晓、冯钟潜、刘晶雯、王汉斌、彭云、黄友梅等人，傅冬也参加了。她显得相当憔悴，话也不多，显然是身体虚弱的表现。这一次就是我见到她的最后一面。2007年7月2日，她以久病之身，和我们永别了。

人们常说：一心为人办好事的人，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傅冬就是这种人，我们将永远怀念她。

（责任编辑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