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为

近期卫生部医政司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开展门急诊“先诊疗后结算”制度的试点，然而这个政策最终是否能在全国实施，恐怕还需要建立一个健全的病人信用机制和医院风险控制机制来保障。

“救死扶伤，医者之天职”。这是任何社会制度下医疗服务体系所应该共有的普适原则。卫生部在门急诊启动 “先诊疗后结算”试点，显然是对以往个别医院过分强调赢利性，以致“漠视生命、贻误治疗”的原则性错误的反省和修正。可以说是新一轮医改进程中坚持公共医疗服务“公平性与公益性”的一个表现。

但“先诊疗后结算“的实施难在如何建立“医”与“患”双方的互信。一方面，我国个人信用体系极度薄弱。西方许多国家实施先救治后收费有它们健全的信用机制在支持。比如在美国，一个简单的社保号码就能够提供所有者所有的信用记录，帮助医院降低被欺诈的风险。另一方面，多数西方国家的病人有医保来帮助他们承担昂贵的急诊费用。即使他们无法承担这样的高价，医院也有诸如政府投入和慈善捐款之类的多种途径获得补偿。

然而，在中国，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健全的信用体系来控制医疗欺诈风险。临床上，在危重病情急救，或者慢性重症患者长期治疗中，患者或家属欠费、逃费的个案时有发生。医院除了承担高昂的人道主义救治费用，或者诉诸民事诉讼之外，对欠费当事人几乎束手无策。

一张身份证，一个医保卡号，甚至是一份个人存折，都有可能成为医院约束患者支付诚信的额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