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　世

在深圳华强北路某高层写字楼28楼,一片热火朝天,员工们有的在接听业务电话,有的在装配手机部件,有的正埋头调试手机……

这里的老板马先生刚送走了一批经销商后,便坐回了大班椅。

老马从不和客户交换自己的名片,手机是他联系业务的唯一工具,仅是和对方互留手机号码。

老马的警惕与小心有着逻辑的必然——在深圳从事手机生意逾六年的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获得国家颁发的手机牌照,他运作的手机未经过入网检测。但这些都没有妨碍他“制造”的手机,最终同诺基亚们一样,在中国这个世界最庞大的手机消费市场恣意伸展。

悄然之间,他“制造”的手机被冠以一个别样的名字——山寨机。

凭借低廉的价格和某些匪夷所思的创新,山寨机在广大三四级市场迅速“蹿红”,并对传统的国产品牌手机构成直接冲击——近年,在一些国产品牌机日显颓势的年报上,“山寨机泛滥”均被视为其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山寨机产业也因此备受指责,甚至引发了以政府主导的针对山寨机的严打行动。

“与品牌军相比,我们几乎是在夹缝中生存。”老马感叹,但这并不妨碍他比品牌机“混得更好”——在多年的“山寨生涯”中,老马积累了颇让旁人羡慕的个人财富,尽管他还算不上是山寨江湖中的大佬。

深圳市手机协会副秘书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山寨机的存在有着自身的产业逻辑,更重要的是迎合了市场的切实需求。”这亦是老马们得以“笑傲江湖”的深层原因。

暴利催生“山寨机”横空出世

在中国手机产业起步阶段,国产品牌手机可谓风光无限,一款国产手机的厂商利润,好的能做到千元以上。据TCL通讯一位负责市场的人士透露。当年,TCL通讯主营业务收入73.92亿元,同比增长21.39%,净利润更是高达18.90亿元。

“2003年前后的手机行业,处在暴利时代。”当时,还在从事某国产品牌经销商的老马忆述,“整个产业链都充斥着暴利,当时仅TCL的省包商,一年利润过亿元的,不下十个”。

也正是在这一年10月,国产品牌机的市场份额达到60%——首度超过外资品牌,成为市场的主宰。此时,整个市场充斥着狂热,中国作为制造大国的产能动力,再度被空前激发。一时间传统电话机厂商、数码厂家纷纷转型手机生产。

“还有不少品牌厂家的研发、销售人员合伙出来做手机的。”原来在某国产品牌厂商任职的人士透露,当时私底下流传一种说法,“有本事的出来单干,没本事的才在厂里呆着”。

另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来自经销商队伍。通过手机销售积累大量财富的经销商,开始向更高的产业利润进军。

在“由商转厂”的大军中,老马就是其中之一。一个典型的公司架构是:“几个国产品牌厂家出来的技术人员、其他电子行业从业者和手机经销商凑成一家公司。因为经销商对市场渠道最为把稳,往往是项目的出资方。”

由于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电子制造产业链的基础,让其责无旁贷的延续到手机制造业的辉煌。在华强北,可以采购到生产一款手机所需要的所有配件。相比较品牌厂商,这类手机厂商的产业分工更为细化。

就是在这个时候,此前曾制约手机产业普及发展的技术门槛也不复存在。2004年,来自联发科的手机解决方案在这些手机厂商中规模应用,大大降低了手机行业的制造门槛。在此之前,稳定而廉价的芯片供应,一直是这个“江湖”的瓶颈——无论是2000年初使用较多的wavecom模块,还是2003年左右的ADI芯片,其价格和稳定性均缺乏竞争力。也正是因为如此,2004年,被视为“山寨机元年”。

自2003年起,在东莞、宝安一带陆续建立的手机代工厂就超过百家,年产能超过千万部。而在产业上游的方案公司,也不下200家。从理论上说,在深圳你想要玩手机,唯一需要准备的就是筹集资金。

“山寨机”的繁荣与暴利神话

“几乎每一天,你都能看到有新人进入手机行业。”2005年前后的“手机江湖”是“最疯狂的年代。”

一个细微的变化是,投身手机行业的,已经不局限在手机产业链上的从业者,很多与电子产业毫不相干的人,也疯狂涌入。不少从事矿业、房地产、甚至服装行业的商人,都开始将现有行业积攒的“热钱”,投资于手机业。

据多位深圳手机界业内人士估计,2005年初,深圳及周边地区大小“山寨机”厂商大约在200到300家,到2006年陡然扩容到至少上千家。

与品牌手机相比,山寨机在运作方式上表现出超强的灵活性。由于分工细化,一款机型从立项到开模,再到生产,最快15天就搞定。相比之下,部分国产品牌厂商仅立项环节,就需要半年。

而低廉的价格和多元化的功能,则成为山寨机迅速切入市场的利器。2005年,山寨机售价较品牌机约低40%。而双卡双待等“创新”功能率先在山寨机推出,更让山寨机一度引领手机创新潮流。

在广大三四级市场,山寨机迅速成为热销品。

与此相关,一条与传统渠道并行的山寨机销售渠道,也悄然成形。山寨机有别于品牌手机走正规国包商渠道,往往更倾向省包,甚至更下一级的地包商直接供货。与此同时,凭借价格利器,山寨机也开始扬帆出海。在印度、中东、非洲等地,来自中国的山寨机很是畅销。

“大约从2006年开始,在华强北一带,你就能常常见到很多中东商人。”老马告诉笔者,他们有的甚至干脆在深圳设置专门的办事处,“都是来寻货源,做手机生意的”。

疯狂的背后,追逐的依旧是手机行业的高利润,尽管逃脱不了电子产品利润下滑的规律——2006年下半年山寨机单机利润已跌至百元以下,但成几何倍数的产量增长,依旧维持着手机行业的暴利神话。

2006年底至2007年上半年,山寨机出货量每月高达1200万部。以每部80元的利润计算,每月山寨机总收入近10亿元人民币。

同样在2007年初,老马赚到了做手机生意以来最大的一笔钱。这也是老马这样的“山寨人”津津乐道的黄金时代。在华强北振兴路的西餐厅,最常见的一个情景是,两个相熟的手机商相视而笑:“兄弟,这个月又挣了一辆奔驰。”

“山寨机“的衰落与利润崩盘

暴利时代总有终结的时日。只是山寨商人没有想到,来得竟会那样的快。

大约从2007年10月开始,老马发现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这个月在中国手机界发生了一件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沿袭多年的手机“牌照制”正式取消,手机生产改为“备案制”。

据老马分析,手机销量的下滑,与“牌照制”的取消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两件事之间,并无因果关系”。

市场热潮期,在逐利的冲动下,盲目的入市者不会去思考市场的承受程度。而市场的需求总归是有限的。2007年年底山寨商人感到从未有过的库存压力,“头一次意识到,手机也会卖不动”。

一度声名显赫的“山寨机王”中天通讯,由于市场下滑,2007年底,其生产几乎陷于停滞。像以前那样流传的,某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因为某款机型热销,一夜之间就赚了千万,甚至上亿的神话,已经越来越少了。

2007年,山寨机产量大约在1亿部到1.5亿部之间。而来自国家统计的数据显示,2007年国内手机的总销量约1.49亿部。由此可见,山寨机的产量,已大大超过了市场的承载能力极限。

在这种情况下,山寨机利润崩盘,已成必然。时至2008年初,相当部分山寨机单机利润仅在10元左右,有的甚至跌至5元。在此背景下,与当初疯狂涌入相反,每天都有人抽身退出。

2008年11月,中天通讯董事长黄朝晖突然“失踪”,一度享誉市场的“山寨机王”轰然坍塌,不亚如在山寨江湖投入了一枚炸弹。在投机主义盛行的手机行业,中天通讯的遭遇应不足为奇。

经历了长达一年的行业寒冬,山寨机行业安静了很多,而这个行业不再是暴利行业了。

自2008年下半年,“嗅觉”灵敏的山寨人纷纷开始寻觅新的商机——转战“山寨上网本”。这是个看上去颇似“蓝海”的市场。他们希望在那里,能够延续山寨机的神话。

在短短半年时间,仅深圳的山寨上网本厂家已过百家,其中不少是山寨机的转投者。

这,是否又是另一次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