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对外交往日益增多，“战略互信”一词使用频度日益增长。但令人忧虑的是，由于缺乏必要梳理，该词的内涵并未有明确界定，有日趋混乱之虞。

据部分学者考证，“战略互信”在我国学术界大约出现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政府则最早在2005年2月由国务委员唐家璇首次使用。不同于西方国家主要将其应用于组织和管理领域，从诞生之初开始，“战略互信”一词就带有鲜明的中国色彩，如主要应用于对外关系领域、重点强调价值意义等，得到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共同认可和广泛使用。

然而，遗憾的是，“战略互信”一词在实际使用中存在着一些观念性错误。如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战略互信是国家发展关系的基础和前提”。这种说法未必准确。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不存在多少“战略互信”，但并没有影响两国走上建交之路。另外，我国政府在对外关系领域也经常提出“不断增强战略互信”。可见，“战略互信”既可以是因，也可以是果，还可以是一个不断延伸的互动过程。所以，某些领域的“战略互信”是“基础和前提”，某些领域的“战略互信”不过是“助推力”。

关于“战略互信”的片面理解还有很多：如将“战略互信”简单等同于军事互信，甚至就等同于战略核武器互信；或者将“战略互信”局限在外交领域；或者认为非传统安全可以成为国家间“战略互信”的基石等等。10月26日《环球时报》刊登的相蓝欣的一文《抓住中美“重建战略互信”的机遇》中，将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提出的“strategic reassurance”，理解为“战略互信的重建”，迅速失去“承诺与保证”的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