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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我如此伤悲

2009-10-30齐介仑

南都周刊 2009年23期
关键词:益阳市海洛因益阳

齐介仑

这是一次令我矛盾纠结的采访。

2009年四五月间,我分别两次进入湖南益阳采访尿毒症病人,前后用了近十天的时间,除了跑几个偏远的山村外,把益阳市的几个主要医院也跑了个遍,尤其是益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和益阳市中心医院,几乎一天跑一趟,每回都要在走廊和透析室里待上好几个小时,和病人及家属聊天。最后连血透中心的大夫和护士都成了朋友。

在益阳,除了槟榔和牛肉米粉,让我这个来自北方的记者耳目一新的,是当地吸毒贩毒群体规模的庞大、吸毒人员的肆无忌惮以及当地群众的熟视无睹:在大街上随便拉出个人来,大致都可以给你讲述一个关于他的亲戚、朋友或者就是他自己在吸毒或在戒毒的故事。

有关尿毒症病人贩毒的报道,我与编辑有过多次交流,她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与建议。我所谓的内心纠结,不但贯穿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且在调查结束后的文本操作上,也很是踌躇:这是一群无力支付高昂医疗费用的重症病人,是被宣判了死刑的普通人,多半也是来自各个区县农村的贫苦农民。不妨追问一下,到底是怎样的一股力量推动他们选择了贩毒的道路?谁的错?80%-90%的病人在贩毒,目前尚未涉毒的10%-20%是真的不想做,还是在观望中?报道必将牵涉病人实际利益,我是采取化名的方式和盘托出地报道,还是将细节有所保留?哪一种方式是最佳的?

在展开调查的最初,我曾经尝试着做过一个努力,按照报料人提供的线索与问询方法,我以病人家属的身份做幌子,绕过了医护人员的防备,试图向正在做血液透析的病人购买小包的海洛因。报料人郑重且简明地告诉我,你只要问他:有货吗?然后把五十元或一百元的纸币奉上,不用废话,对方就会给你一个小纸包,大小与手机卡类似,里面就是所谓的“货”。而且一般的情况是,病人家属在一侧收钱,病人从自己身上往外掏东西,而这些小包装的毒品,都是病人在家里用特殊的称重工具事先分配好了的。

遗憾的是,我失败了。

不是我不够聪明,只因为我不会说益阳方言,这些病人之所以不肯卖给我,一是因为我“面生”,另是他们警惕说普通话的。

让我对事件立刻有了一个清晰判断的,是一个细节,发生在采访的第一天:每当我走到一个病床前轻声将简单而诡异的三个字“有货吗”传递给身体孱弱的病人时,对方总是非常认真地打量我几秒钟,然后摇摇头说,没有。这个所谓的“货”,显然无须解释,大家心知肚明。

从沅江市公安局步行500米,是宽阔的洞庭湖,湖边是鳞次栉比的杂货铺和小吃店,这里几乎所有的小店都曾被吸毒者光顾过,“借钱”或者“抢了钱就跑”。苦恼于吸毒者的泛滥、缉毒工作的艰难,沅江市公安局政工科干部郭一红和缉毒大队队长冷劲、副队长卿正军对尿毒症病人贩毒的既成事实百般矛盾与无奈。

郭一红已经在公安系统工作了十几年,他颇为了解的是,这些重症病人的抓与不抓成了公安局挠头的大问题:抓了,就得定期给病人做透析,这些钱,谁来出?公安局自然出不起;如果不给病人做透析,病人将死在看守所,那又将是一场“躲猫猫”,公安局会立刻成为众矢之的;不抓,毒品将变得如同香烟一样易得。冷劲说,现在益阳的尿毒症病人大多交易的是传统毒品海洛因,假使病人将销售重点转向新型毒品—麻古、冰毒,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在前往采访的前夕,沅江市公安局已破获一起特大贩毒案件,涉案毒品海洛因达6000克,毒品呈块状,全部来自广州,在沅江由尿毒症病人分销。

在沅江市公安局,我提出见一见目前羁押在沅江市看守所的这位“广州老李”肖孟军,但因案件正处于最后侦查环节,虽经请示湖南省公安厅并被允许,但沅江市公安局局长胡敬昌还是婉拒了我的采访请求。

尿毒症晚期病人李建平与曹建良至今仍旧在做毒品交易,但如果在采访中与对方言及毒品,我会立刻成为他的敌人,不但见不到人,还将惹来麻烦。我只能并无恶意地告知,南都周刊希望关注尿毒症病人的生活景况,看能不能通过报道获得社会的资助。

即便这样,仍不容易。已经答应接受我采访的曹建良后来突然变卦,在几次问我“你到底为什么要采访我”、“怎么知道我的联系方式”后,他冷冷地说,他很忙很累,而且过几天还要做手术,不想接受采访了。而与李建平的会面,也是在换了三次地点后才得以实现的。

游走于各个医院的血透中心,我分明能够感受到死亡的气息,我的心情一度因此而极其压抑。一群最值得同情的人,却在做着最令人痛恨的事情,这种畸形平衡的背后,我们需要反思些什么?

我不希望类似的报道,成为一坨无用的文字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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