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梅

2005年以来，底层文学成为评论界的主流话语和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方向之一。对阵分明的两派观点也开始了尖锐论辩。李云雷认为：在内容上，底层文学“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他认为，底层文学是当下文学的一种先锋；是“五四”新文学的一种继承，是“五四”新文艺中左翼传统与自由主义传统的结合；底层文学的社会作用是“翻心”。

而对立的观点则认为，“底层”藏污纳垢，是应批判和疗救的对象。且作家面对底层，无论批判抑或悲悯，都是居高临下的文化姿态，无法有效地成为“底层”的合法性代言人。“对于一个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更谈不上有发言权的群体，去说他们‘是什么或站在他们的‘立场说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是什么从来都是个谜，他们没有历史、没有特点，他们的面目向来模糊不清。从任何角度去发现他们的优良品质、他们的革命性乃至他们的‘伟大，都只是对他们的表述方式之一，他们都是被表述的‘他者，表述得再伟大也是一种扭曲，真正的他们仍然没有出现。”也有学者认为：“底层”或是作为被拯救、被启蒙的对象，成为现代文明的对照物；或是作为拯救者，成为精神救赎的朝圣地。这两种立场都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文化想象，“底层”从来没有成为其自身。

综观近年来的底层文学创作，作者大多是具有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其社会身份、文化身份均不属于“底层”。因此，“文学如何底层”，作家面对底层选择何种文化伦理立场，是需真诚讨论而非意气之争的问题。张清华认为，底层文学“强化了我们时代的一个关于写作伦理的庄严命题”，“这些作品重要的不是‘对苦难的拯救，而是‘看见。我们不能要求苦难的叙述者去消除苦难本身，他做不到一事实上，‘悲剧的意义也许从来就不是意味着对命运本身的拯救。”作家面对现实苦难，逃避或者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那么，底层作家的文化立场究竟如何?是本着人文精神，以悲悯之心再现生存悲剧；还足以“后革命时代”的激情唤起底层的精神觉着醒?社会问题，生存苦难，底层关怀，知识分子话语，现代性反思，先锋叙事，这些要素在“新左翼”的旗帜下，能否真正整合而成新世纪文学的崭新形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程度加深，社会分化日益严重，“弱势群体”范围不断扩大。效率与公平，社会分层与资源配置等问题成为公共话语空间和专业学者的讨论热点，由此引发对现代性的全面质疑。“底层”的命名，从另一侧面折射出知识分子的文化焦虑和时代困扰。而“新左翼文学”的出场，带着自由主义与“新左”论争的余响，表现出强烈的道德话语倾向和批判物质主义、反思社会发展模式的文化立场。作为当下中国“新左翼文学”的突出代表，陈应松被看成是“底层写作”的重要作家。尤其是神农架系列小说展示了鄂西北贫瘠山区农民充满血和泪的苦难人生。真实残酷的生活场景，极端的个人遭遇和命运磨难，无不呈现出令人震撼的艺术感染力和现实生存的压迫感。“恰恰是这种震撼。使小说超越了一般的问题小说，在对现实批判之外，作家还有更深的精神追问”。本文以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为例，反思底层文学的文化立场，在人性与现实性、诗性与传奇性、神性与超越性等几个方面，审视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的冷峻观照，以及对人类存在的终极忧思。

一

旷新年曾质疑中国当代文坛是否真正存在“新左翼文学”。他认为，“‘底层问题很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种是道德化倾向，即所谓‘底层秀”……另一种倾向就是审美化。‘苦难，和‘底层获得了某种具有普泛性的所谓纯文学品格，被抽象化或‘内心化”。这种对“底层写作”、“关注底层”的怀疑和不信任具有普遍性。探究其原因，一方面来自对作家的文化道德立场的考量；一方面来自对被命名为“底层文学”作品的全面剖析。即普遍认为，单纯的现实批判并不足以表明作家站在底层为无名者发言。更何况，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有着批判和歌颂的双重身份。所以，“底层文学”的文化立场和伦理基础都是复杂而充满悖论的。

公认的“底层文学”代表作家有曹征路、陈应松、刘庆邦和罗伟章等人。陈应松专注于神农架山区的农民生存，以不妥协的绝境书写，再现了“底层”面对的生存压力、社会不公、环境破坏、意外死亡、精神麻木……小说中的苦难叙事与社会现实问题密切相关，作家站在批判立场，撕去覆盖在生活表面的温情面纱，用血淋淋的生死挣扎，彰显社会文化、自然环境以及人性异化的多重危机。陈应松的潜在话语无疑是知识分子的，不过与启蒙思想的线性发展观不同，他的危机意识带有回溯倾向，即重新审视人类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其批判矛头对准城乡差异、社会制度、人心人性等多个层面，思想立足点是对人类存在的终极追问。

神农架系列小说抓住农民的生存现实和精神现实，批判令人触目惊心的欲望和不公、贫困和罪恶、冷漠和愚昧。《独摇草》、《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展示了人类疯狂掠夺自然带来的恶果，通过人与自然关系的悲剧性叙事，展示了发展带来的欲望失控和环境毁坏。《狂犬事件》、《马嘶岭血案》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仇恨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失衡作了血淋淋的描述；《太平狗》是对农民进入城市的艰难和非人遭遇的强烈控诉，城市的罪恶和底层的苦难通过备受折磨、九死一生的“太平”狗折射出来。程大种和太平是城市的异己者，是背负不同文化身份介入都市生活的最底层，最终被城市所吞噬；《望粮山》、《到天边收割》则描绘了一幅沉重的人性荒野图景，社会病象已深入每个角落，人性严重扭曲。乡警索要钱物却不办事，乡风凶蛮，地方政府漠视民事纠纷，导致麦家父子欺男霸女、横行乡里，村长带头哄抢救济物资，乡村管理形同虚设。《火烧云》、《八里荒轶事》展现普通人死亡线上的挣扎、遭受的非人折磨、生活的残酷和生存的顽强。《人瑞》中人瑞的虚假年龄和真实死亡是对急功近利的社会普遍心态的辛辣嘲讽。《猎人峰》则以超现实笔法全面展示了神农架神奇的自然、残酷的厮杀、血腥的争夺……陈应松通过苦难叙事，将思想的笔触延伸到了广阔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层面。对社会现实和国民劣根性的尖锐批判，无疑承接了新文学的启蒙传统，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力量和社会忧患意识。

陈应松把批判焦点集中于文化失范、制度缺失、生态失衡和人性溃败。对现代理性的诉求和发展主义的反思突破了启蒙话语局限，在两个相反的思想维度上回到人类生存

的核心问题。邵燕君认为，有的作家以简单的“城乡对立”、“肉食者鄙”等线性逻辑理解复杂的“底层问题”，以苦大仇深作为推动故事的情绪动力，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隐含的“仇恨叙述”。这种评价有其合理之处，但要区分对待。近年来的底层叙事大体有两种审美倾向，一种是温情主义，一种是残酷主义。哪一种更接近生活真实，所有人心里都很清楚。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在城乡对立的空间叙事中，揭示的是复杂的社会病象及其背后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缺失，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洪流中，表达了独立的思考和追求。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最大的问题不是文学性的贫弱，而是思想性的匮乏。陈应松的创作“以民间化的立场来审视和评判现实社会，他对底层经验的表述，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与同情，而是充分介入到对象内部经验世界与情感世界之中，用切近底层的话语表述还原了底层生命个体的无望的真实”。他“在苦难中写出他们的倔强，写出他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的存在以完整性的审美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生存困境的揭示，文学审美的中国经验，思想价值的丰富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

底层文学的出现是对消费文化和消遣文学的一种反拨，其控诉和声讨带有新伤痕文学倾向，针对的是严肃的现实问题，隐含着对改革30年的反思，试图以文学的方式校正发展轨道，然而，“底层问题浮出水面，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复杂形态和思想境遇。底层叙述存在的问题是，将‘底层抽空，变为中性的、祛除了意识形态和历史内涵的‘弱势群体等词语，化为人道主义修辞，而作为文化、社会、历史、政治同特定的现实语境的复杂纠结和粘连却被连根斩断了”。这一主观倾向带来的封闭性是底层文学作家必须正视的自身局限。

现实的局限，理想的遥远，都市的罪恶，乡村的麻木，形成了生存意义上的文化困境。身在其中，都是批判，置身其外，而又魂兮归来。这种现实困境和精神局限就成为陈应松反复追问的难题。“无论如何，农耕生活中那些曾有的自由和温馨已在城市现代物质生活的强大诱惑之下随风飘散，土地中生长诗意的时代已经终结，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乡村中国意象在整体上已经瓦解”。神农架系列小说对照残酷的生活真相，以寓言化的方式展示现代人无家可归的心灵绝境，而这也正是当代人普遍的心理焦虑和精神困境。和曹征路的《那儿》一样，《太平狗》在底层文学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挣扎流浪在城乡之间的程大种们的精神遭遇比起现实遭遇更具有悲剧意味。这篇小说是对人类命运和精神状态充满悲悯的寓言。《到天边收割》中唯一的清醒者金贵，痛恨村民愚昧无知，不过当他离开望粮山，进入城市生活以后，却在自卑和别人的蔑视中，走上了杀人的道路。无家可归，无路可走。这是作家的清醒和决绝，也是当代人精神受难的时代症候。作家笔下的端加荣、程大种和金贵们对生活充满热切的期待和执着朴素的热爱，然而生活一次次抛弃了他们，欺骗了他们，损毁他们，如何恢复生命应有的尊严，如何给血泪生存一个精神出路，这是在现实批判之上，作家思考的另一核心问题。

神农架作为生存场景、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的整体象征，面对的不仅是繁华都市，还有庙堂广场，还有自我破坏，陈应松超越了简单的二分法，启蒙意图分解为批判和重建两个精神向度，避免了虚幻的乌托邦想象，伴随着强烈的反思现实和精神解剖的自觉，突破了乡土中国自足的价值体系，展示了更为严峻的文化忧思。端加荣是个不觉醒的个体抗争者。她不肯屈服于残暴的命运，却没有力量自我解放，冀望于政权之力消除不公。最后等来的却是政府令其退耕还林的无情判决。比照女主人公的生存绝境和丧女之痛，政府的正义立场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显得轻浮。在更深刻的隐喻层面上，程大种要作为新人开始一种新生活，然而文化身份的转型不是凭借主观努力就可以完成的。一个普通农民工如何在异己文化中有尊严地生存?强权与强势文化合谋彰显了严重的制度缺失。作家很悲观地预言了：人终要“回家”，而且要在“狗”的引领下，以我们最不希望的方式走在同家的路上。《松鸦为什么呜叫》借伯纬的形象真实地再现了一个具有博爱之心的当代人，在追逐利益的社会语境下，在传统亲情伦理与现代人伦物化的夹缝，不被理解的精神孤独。《马嘶岭血案》则写出了冷漠带来的仇恨，仇恨带来的血案。除了人的精神孤独和精神隔膜之外，作家还对疯狂的欲望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描绘，由此追问人与人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以及由于精神隔膜可能导致的充满暴力和血腥的社会危机。《母亲》用激愤的情感笔调讲述了因贫苦而丧失人伦毒死久病母亲的故事，作品探寻了造成矛盾和悲剧的深层社会原因，由亲情伦理的幻灭，到深刻的社会文化反思，充分展示了现代人丧失生存信仰和灵魂依托的文化焦虑。

三

孙立平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改革已表现为深刻的利益分歧。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精英与底层、知识分子与民众在利益和情感上彻底断裂。中国有9亿农民，但是他们没有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强势群体能有效地影响政策、造成有利于其利益格局的局面，而其他社会群体却无法对政策施加有效影响；国家机构无法在所有社会群体面前保持公正性，更缺乏自主性，总是偏重照顾强势群体的利益，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被牺牲。”@底层文学作家究竟能否真正替身处社会最下层的弱势群体发出声音，学界还在讨论，近年来的底层文学创作实践成就不小，问题也不少。社会批判和苦难展示只是思想的载体，不是文化和信仰重建的最终目的。作家无需给出社会发展的具体策略，而是要通过关注和表现生存问题和社会问题，在思想文化层面和精神信仰领域探讨自救的可行性。

面对现实生存和精神领域的双重苦难，陈应松没有给出虚幻的宗教救赎之路，甚至认为小说要达到灵魂高度不过是一个谎言。但这并不代表作家没有救赎的文化立场和深刻反思。通常人们认为，超越性与宗教性是相通的。因为，超越的“天”没有认识论意味，而只是价值之源。神农架系列小说中的现实很沉重，从精神层面透视，却不乏超越性追求。这种超越的指向不是抵达宗教，而是回到人自身，穿越兽性、人性和神性，发掘生命自身的丰富性和整体感，寻找灵魂的永恒支撑。关注、书写、反思和超越现实苦难，是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的精神四重奏。

陈应松反复引用神农架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人一天中有两个时辰是兽。揭示兽性和人性纠缠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回到人性立场上来。神农架系列小说描述了太多人性恶，却不是最终目的；在苦难的深渊，望见希望的光亮，才是拯救的惟一可能。《木材采购员的女儿》中对人的精神觉醒的赞美，《云彩擦过悬崖》中对苏宝良执着于事业的纯净心

灵的弘扬，《松鸦为什么鸣叫》中伯纬身上无私的博爱精神，都具有超越现实黯淡的巨大感染力。也正因此，陈应松对社会良知的吁求获得了广泛认同。

陈应松满怀诗意注视自然，在大自然的传奇中探寻文化再生的能力。从生存现实到生存模式再到生存文化逐渐延伸，指向的是人类的终极关怀和精神救赎。在城市和乡村之间，陈应松确立了乡村与自然的相通性，确立了反思都市文化的价值支点。在乡村与自然之间，自然以巨大的精神性力量超越了现实性乡村，以一种接近整体象征的方式，显示出回归自然的终极意义。尊重自然的生命意义，还自然以尊严，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是陈应松在神农架系列小说中展示的超越性的终极思考。《神鹫过境》、《醉醒花》显示了大自然自身的生命逻辑，直面冷漠和死亡强化了自然的博大与温暖。《豹子最后的舞蹈》、《牧歌》通过豹子的命运轨迹和老猎人的最终觉悟，展示了价值理性意义。《云彩擦过悬崖》阐释了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必须建立平等的依存关系，倡导回归自然的伦理尺度。生命应该扎根大地，这是陈应松给出的简单而又深刻的答案：“感恩大地，这是我们唯一向大地母亲俯首称臣和回馈的途径，一切从很远的地方风尘仆仆、蓬头垢面走向大地的人，都将得到从大地上生长的力量。”

“把底层与‘新左派直接地张贴在一起，便容易将问题简单化和意识形态化，而可能损耗关于底层的讨论本身具有的人文价值与社会价值”。避免简单化和形式主义是所有专注于书写“底层”的作家应该警醒的。生活本身的巨大苦难使诗意栖居成为一种嘲讽。神农架系列小说拓展了底层文学的精神深度和文化空间，呈现出透视和跨越现实深渊的思想勇气。陈应松用一系列小说建构了“文学神农架”，他的文化寓言、现实魔幻、生存反思、社会批判以及启蒙思想和终极关怀，可以看成是对底层文学价值悖论的超越性文化自觉。

①李云雷《“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天涯》2008年第1期。

②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天涯》2004年第2期。

③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④贺绍俊《从苦难主题看底层文学的深化》，《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

⑤旷新年《“新左翼文学”与历史的可能性》，乌有之乡http://www.wyzxsx.com。

⑥邵燕君《“底层”如何文学?》，《小说选刊》2006年第3期。

⑦刘闰润《(八里荒轶事)的苦难叙事》，《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⑧陈晓明《在底层眺望纯文学》，《长城》2004年第1期。

⑨刘继明《我们怎样叙述底层々》，《天涯》2005年第5期。

⑩孙春旻《一个神祗的背影——从(太平狗)(八里荒轶事)透视陈应松笔下的一个原型》，《名作欣赏》2008年第6期。

⑾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3期。

⑿梁必文《生活的馈赠—访陈应松及其作品印象》，《湖北日报》2005年10月25日。

⒀张闳《底层关怀：学术圈地运动》，《SOHO小报》200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