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华

那一年，我年仅十五岁；那一年，我突然失学了；那一年，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龙卷风般席卷泱泱华夏；那一年正是公元1966年。

——题记

我尚未断奶，便与姐姐一起，被父母从七星岗送回到了位于石桥铺二郎庙的婆婆家里，从此，我们姐弟就与独居的婆婆相依为命。我牵着婆婆的衣襟蹒跚学步，合着婆婆的口型呀呀学语。我婆婆虽未进过校门一天，却奇迹般地怀有满腹诗书，诸如“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等诗词，她都能背诵，也教我背诵。仲夏时节，古驿道边，黄葛树下，我依偎在婆婆膝下，眼花缭乱地看婆婆纺麻绩线，有滋有味地听婆婆浅唱低吟：“胖娃胖嘟嘟，骑马上成都。成都又好耍，胖娃骑白马。白马骑得高，胖娃耍弯刀。弯刀耍得圆，胖娃滚铁环。铁环滚跑了，胖娃气吹了”。婆婆教一句，我跟着学一句。就这样，婆婆将我引进入了学前班，走过了学前班。尽管，当时的中国还尚未发明学前班。

渐渐地，我跟着婆婆读诗学话有些索然了。

我五岁时，姐姐刚好升入小学二年级。看着天天挎着书包去上学的姐姐，我羡慕得发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缠着婆婆要她送我去上学。婆婆哭笑不得，只好用旧布头给我缝制了一个巴掌大的玩具书包吊在我的脖子上，才让我破涕为笑。

姐姐每天放学回家，做完家庭作业之后总要反复朗读老师当天所教的课文，她读我也读，她读普通话我也学读普通话，姐姐读的是“京普”，我则学成了“川普”，姐姐烦我要撵我走，我偏不走，颠着小脚的婆婆闻声前来裁决，不问青红皂白地训斥了姐姐支持了我：“当姐姐的不像个姐姐 ，你弟娃跟你学认几个字是好事嘛！”姐姐悄悄瞪了婆婆一眼，只得由我随她朗读。她自幼深知婆婆素来重男轻女，婆婆常常挂在嘴边的法典就是：“男儿读书，女儿喂猪”。于是跟着姐姐，我读了好多好多的故事，我也认识了好多好多的生字。某日周末，父母从城里回二郎庙看望婆婆也看望他们的儿女，父亲叫姐姐取出课本，翻开书页，然后随意指着一个“腿”字考问姐姐。姐姐一时脑袋短路，咬着无名指久久未能应对。父亲愠怒之间，我脱口而出：“大腿的腿！”

全场愕然。

父亲立即将赞许的目光投向我，母亲“乖幺儿幺儿乖”的欢声笑语弥漫堂屋，婆婆一把将我揽入她的怀中，剥了一颗棒棒糖塞进我嘴里，满眼慈祥地抚摸着我的头我的脸，突然发出一句决定我终身大事的话来：“这娃儿应该马上进学校了。”

在我们家，婆婆一言九鼎。此后不久，我刚及六岁，便背起小书包，嚼起炒胡豆，跟着姐姐屁颠屁颠地进入了黄泥乡小学。

文化殿堂正式向我开启了门。

那是国家“一五”计划与“二五”计划匆匆交接的年代，那是1070万吨钢铁集中代表国家形象的年代，那是热烈倡导且大力实施”向科学进军“的年代，那也是“阶级斗争”尚未“为纲”的年代。尽管那段年代很短很短，却正因其短而难能可贵。时运厚爱于我，让我一帆风顺。凭一点点先天的小聪明，凭一点点后天的小勤奋，我居然一开始就把书读得头头是道。老师偏爱我，同学拥戴我，将一顶顶官帽不厌其烦地重叠在我的顶上：大队委，班主席，学校壁报主编。有点奇怪，自小学至初一，这一系列相同的职务我居然连选连任，所以多年被同学们誉为”学生中的高干”，直至1964年。

那一年，有一位伟人撞响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钟，发出了“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指令。于是第二年，中央文化系统睡在中国文化旗手周扬身边的“赫鲁晓夫”——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先被贬为重庆市副市长继而“文革”后期被放到重庆市图书馆管理员直至被撸去真名以化名苟延残喘于枇杷山麓的穷街陋巷。同年，鄙人也因“出身原罪”成了凤中校园睡在革命师生身边的“赫鲁晓夫”而被校方突然宣布“免去一切本兼各职”，还原为一介庶民。自此，我“优秀学生”的幸福时光戛然而止，我“学生高干”的仕途也蓦然塌方，顾影自怜之间，恍兮惚兮地觉得我好比白居易笔下的浔阳琵琶女：“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历史有证，自此至今，我少年时代萌生的领袖欲被断然阉割，至今已逾四十四年也。

阉割好呵，一代史家太史公不正是在被阉割之后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地玉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煌煌大书《史记》么？才顿悟出“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之人生宝典么？也就在我被罢官的当夜，在婆婆家里那盏聊胜于无的煤油灯下，我效仿当年叶挺将军在渣滓洞吟诗赠郭老的故事，在日记中不知天高地厚写出了“足跟郭沫若，名过高尔基。巍巍平生志，心血凝史诗”。而以此明志。

几十年时光如白驹过隙，于郭沫若望尘莫及，与高尔基相差于天壤。然而这几十年来，自己坚持读书坚持码字还是从来未敢懈怠，如此，堪可自慰。

1966年停课之后，我并未离开校园，自以为理当热烈响应老人家的号召，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先是老人家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就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殚精竭虑地实施文斗，写出张张骇人听闻的大字报，刷出条条怵目惊心的长标语，在台上面对对方铁嘴侃侃而谈，与同学同心协力合办油印的《铁血战报》，直至不期然进入一个全市性红卫兵的中枢机构，以十五岁刚逾垂髫之年，与另一位也是怀揣作家梦的同班学友双双司职主编，编辑铅印版的《东方红红卫兵》四开月报。我俩真把自己当范长江了当徐铸成了，亦采亦撰亦编亦排亦校，将一张小报做得生动活泼，每期两万份，每份两分钱，（当时两分钱可买两个熨斗糕）派人坐售走售，不到三日，便告售罄。目睹满大街来来往往的行人捧着我们的报纸我们的文章读得如醉如痴读得甚至闲庭信步般横穿马路，真让我们有些自鸣得意。

孰料老人家的老婆又同老人家反起说：“小青年爱玩枪，锻炼锻炼也好。”于是，我又勇猛无畏地参与了武斗。儿时尽玩假枪，早想玩玩真枪，如今良机已至，我焉能轻易放过。于是，我如若饥不择食，见什么枪就玩什么枪，我玩过国产的高射机枪半自动步枪，也玩过德国的马克沁重机枪捷克的轻机枪，我玩过小日本的大肚盒子枪，也玩过加拿大的可尔克手枪以及英格兰“掌心雷”袖珍小手枪。我曾高举机枪一梭连发扫落树上几多绿叶，我也曾抄起步枪三个点射打死路边一条狗。我随学校“铁血”战斗队戴着钢盔端着枪猫下腰着电影里解放军叔叔之冲锋状，去围攻过潘家坪围攻过建设厂围攻过嘉陵厂围攻过歌乐山中学。枪好玩吗？确实好玩；受到锻炼了吗？至今莫明。

那年月，斯文扫地，武功高扬，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只是，其始作俑者绝对始料未及，他们眼鼻下一个口到眼到手到心到地参加“文攻武卫”的红卫兵如我，其时动乱频仍的神州大地一个年少位卑者如我，对他们狂热的说教阴奉阳违， 将他们盅惑的诱导置若罔闻，对“焚书坑儒要商量”就是不商量，对“知识越多越反动”就是不相信，认定万般皆下品，深信唯有读书高。

校园总会复课，校园一定会复课。

等待复等待。在等待中发力，在发力中等待。

自此，我进入完全的自学状态。教室已然残酷封锁，那就权将广阔天地作课堂。“真理的声音是永远封锁不了的！”那时节，电影《烈火中永生》彭松涛对爱妻江雪琴的一句严正预言，竟然时时回荡在心头。

寻书。读书。写作。鞭着这命运的三套车，我前行，虽然有些蹒跚，但我走得坦坦荡荡，但我过得活色生香。

是焚书坑儒的时代。是全国人民紧随八个样板戏阔步走在要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的那仅有一条的《金光大道》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寻一本好书，真难。

然而，只要心定而又心诚，好书还是有得寻的。有时靠借，向有同好的学友借，向有书的老师借，向藏书颇丰阅历也颇深的社会闲杂人员借。很奇怪，全面禁书，全国焚书，却总有好书禁而不绝，总有珍本焚而不烬，也真应了白居易那句疯言颠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从这些人手中，我居然就借到了那特殊时代让人谈虎色变的种种烙上“封资修”黥印的恶书：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雨果的《九三年》，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托尔斯泰的《复活》，拜伦的《唐璜》，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陈白尘的《升官图》，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柳青的《创业史》，欧阳山的《三家巷》，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所借书籍，题材丰富多彩，版本五花八门。有铅印本，也有线装本，甚至还有拓印本；有早被封存的《塔里的女人》，也有纯系手抄本的《叶甫盖尼奥列金》。向读书人借书，坚持有借有还，以期再借不难。向非读书人借书，借后缓还甚至干脆不还，让书物尽其用。有时靠“偷”，趁同学们口诛笔伐讨黑帮去了，挥刀舞枪上战场去了，我独自向图书馆进发。甚至于月黑风高之夜，去邻校图书馆翻窗入室。进入室内，如入金库银库，书架琳琅满目，好书美不胜收，急急将《子夜》放进挎包，匆匆将《红楼梦》塞入包内。已经吃在碗里，却又想着锅里。恨只恨好书太多太多，挎包又太小太小。将挎包塞得连扣带也扣不拢了，依旧欲罢不能，就干脆坐入书丛，翻阅了这本又浏览那本。好多回，我从旭日东升进馆，看书看到夕阳西下，竟浑然不觉。肚皮看饿了，书却看饱了。那情那景，诚如高尔基所言：“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好书到手，先睹为快。在那个非课堂时代，不可能系统地读书了，只能见子打子，囫囵吞枣，政治的经济的文学的艺术的，不计深浅，不管好歹 ，读而不倦，阅而不厌。我素来就对开卷有益深信不疑。因对文学类书籍情有独钟，我废寝忘食地读雨果，莫泊桑，曹雪芹，施耐庵等人的小说，小说之外，也读诗，特别是十六世纪以来的西方近现代诗歌与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诗歌，丰富了我的读书生活。我读海涅也读歌德，读惠特曼也读席勒，读雪莱也读休斯，读普希金也读莱蒙托夫，读叶赛宁也读马雅可夫斯基，读泰戈尔也读聂鲁达……我读西方也读中国。

沉醉于作家诗人作品的同时，有意无意之间，我还断断续续地接触到一些文学史著，国外的，我相继读过《欧州文学史》，《苏联文学史》。中国的，主要是中国的现代文学史，读得稍多一些，如丁易的版本，刘绶松的版本，唐弢的版本 ，王瑶的版本，都先后涉猎过。这其间，也零零碎碎地翻阅过一些文学理论书籍，读俄国的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感觉有些深奥有点头痛。读中国的如朱光潜，蔡仪，王朝闻，郭绍虞，读得比较亲切也比较愉悦。愉悦也罢，头痛也罢，却总算让我以武器的批判审视了一番批判的武器，使我得以对文学的千头万绪有了粗线条的梳理，让我对文学的千娇百媚历经了鸟瞰似的打望，由此对文学，心得更丰，体会更深，爱之愈切，思之弥殷。

于是手痒，心更痒，急欲写点什么，实则是什么都想写，也什么都敢写，反正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写小说，写散文，写剧本，写评论，尤其可笑的是，凭我短短三年的俄语学习的根底，我居然就敢翻译一部苏联诗集。

我的文学启蒙于诗，因而刚学写作，写得最多者乃诗。写抒情诗，也写叙事诗；有感而发纵然必发，无病呻吟也要呻吟。印象中，在云阳当知青时，还写过忆苦思甜题材的多幕歌剧。64开120页的硬面抄日记本，每年要写两三本。虽然其中有些诗作在一些同学朋友间传阅过也传抄过，比如我的一部长诗《玉兰曲》，当年刚刚返城时就由现任重庆市人大副主任的王洪华借去在其亲朋好友间传阅过。有些诗作在我后来进入大学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也相继在《星星》、《四川文学》、《青年作家》、《西藏文学》等文学杂志刊发过，但总体看来，受时事瓶颈的制约，受个人素养的局限，习作中十之八九是要不得的，每每翻读，总要汗颜一回，汗颜于“少年不识愁滋味，独上高楼，为赋新诗强说愁”。尽管如此，时至今日，我依旧可以不无骄傲地为自己作结：在停课的时代，我并没停课；在虚度的岁月，我并没虚度。只缘我其心不死，其梦难断。

校园总会复课，校园一定会复课。

终于活到了恢复高考的公元1978。

那时，我已是重庆石棉厂的一个普通工人。

我普通，普通如厂区背后长江之滨的一粒沙，一棵草。我又很不普通，因为我出身有疾，厂方常常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因而，尽管我是一个武不会立正稍息的人，在厂里却颇受重用，重量级的事情绝对会安排我做。抬连二石有我，拉板板车（而且是拉中杠）有我，上天糊泥铺瓦有我，入地掏摸水沟有我。厂里清查《少女之心》手抄本，第一个锁定的怀疑对象还是我。然而，我虽是厂里识字识得较多的年轻人，在一个文盲如毛半文盲如雨的厂子，两百多个正式干部一百多个“以工代干”的方阵里，从来就没有我。共青团庄严的旗帜下，一拨又一拨宣誓入团的人群里，更不可能有我。只缘又一个马列主义大姑娘的厂团委书记曾经眯起鼠眼宣称：“张华出生在那种家庭，要在我手头入团，除非太阳从西边升起！”我依旧老老实实地做工，勤勤恳恳地读书。那年月，我是金印黥面，破帽遮颜，唯有书香，才是故乡。

实则，恢复高考已于1977正式揭幕。

记得是一个冬日的上午，我兴冲冲地前往厂方有关机构报名，一个双眼半睁半闭的中年干部给我兜头一盆凉水：“上面说要注意招收66、67届高中毕业生，并没有提到你们66届初中毕业生嘛，而且，政审依旧严格得很哟！”。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他不仅明示我我的学业不够格，他更在暗示我我的政审极难过关。他是严格奉命，例行公事，我这草民的胳膊怎拧得过他那权力的大腿，只得无言而退。毕竟，当时的政治气候乍暖还寒，大大小小决策者们，尚置身于犹抱琵琶半遮面之间。我即使勉强报考，最终的结果也绝对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之后的一个周末，我专门返回母校凤中拜访了教过我语文的恩师冯文黎。冯老师对我悉心安抚，循循善诱，且反复告诫我“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步出冯师家门，我又绕道穿过重庆师院，周游重庆大学，我在心底发出毒誓：这大学，老子今生上定了！

半年之后，1978级高考开始报名，厂方总算关了红灯亮了绿灯。厂方小至报名处那个双眼半睁半闭的中年干部，大至厂部的头头脑脑都不愿自取灭亡，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之间，我趁机顺利报考。

从报名到考试，留给我的，仅有两个月时间。

两个月复习，对于我这个仅有初中学历的考生来说，要跨越高中文化通过高考难关，委实艰难。文科，我似乎稍稍有点感觉。理科，我却是一片汪洋皆不见。我数理化科科皆差，化学仅仅记得水分子式为H2O,数学最多只能做因式分解，几何的知识水准，就到“等腰三角形两底角相等”停滞未前。文科要考政治、语文、历史、数学、地理五科，而数学，我基本就只能交白卷，也就是说，我必须以四科的总分达到五科总分应该达到的标准线。如此，我唯有厚望于政治、语文、历史特别是语文了。尤其严峻的是，据当时官方预报：当年四川考生预计有五十万人，实际只能录取一万八千人。也即是，我要上榜，须将四十八万二千人战而胜之，这残酷的竞争本已让人不寒而栗，而雪上加霜的是，我作为一个三班倒的普通工人，既无权请假复习，又无缘像机关考生那样偷闲看书。顺便交待一句，我在厂里纯系一介白丁，连组长助理的洋荤都从未尝试过，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绝对是当时厂里的高级知识分子。

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由此，我进入了我前半生的最勤奋期。

我下了白班，就傍晚开始复习。下了中班，就午夜进入复习。下了夜班，就凌晨接着复习。由三班倒延伸到六班倒，每天仅仅睡两三个小时，我有点自虐了。看历史条条看得两眼昏花，解数学题解得头皮发麻，做模拟作文做得脑汁绞尽。夜深人静，怕干扰师兄师弟休息，只好去厂区小道，就着幽幽的路灯，伴着轰轰的机鸣，苦读苦记。许是热气熏蒸，许是疲劳轰炸，好几回，我突然昏厥，庶几跌倒。当年牛虻为越狱夜锯铁窗铁条，突然昏厥大约也如是。彼时牛虻反复祁祷：“上帝啊，让我锯断铁条，让我明天去死！”此时我也反复祷告：“上帝啊，让我活过今天，让我锯断铁条！”

我终于锯断了铁条，而且活着。

1978年7月7日、8日、9日，我一路顺利地通过了78级高考。

1978年8月27日《四川日报》有一篇来自四川省高考阅卷现场的专题报道，报道言及：“阅卷已近尾声，优秀成绩频传，目前最高分计有：政治……语文81分，数学……”

回过头来，我悄悄对团支书汪根深说：“那个语文81分可能属于我。”

汪师兄为人严谨，他差点捂住我的嘴对我说：“未揭晓前，你千万不要张扬！”

我向他承诺绝对守口如瓶。

一月后，高考成绩揭晓，我的语文考分确实是81分。如前所料，我的数学仅仅得了6分。但我深信，我的语文之美定会全然遮蔽我的数学之丑。

我没张扬，倒是汪支书以及师兄师弟为我大事张扬了，“石棉厂出了个单科状元”的消息，在通讯并不发达的当时，居然迅速传遍了厂区，传遍了茄子溪地区，甚至传到离厂区五十里开外的孙家岩麓我的母校。平素着装甚为谨严的恩师冯文黎应我请求从市招办刚刚查到我的高考成绩，竟身着纱布短褂冲出家门，满校园狂奔疯吼：“张山（我在凤中的外号）考状元了！张山考状元了！”那情那状，恍若她自己中举。

卑贱者如我，竟一时高贵起来。

两千工人的厂子，加上其家属共四五千号人，或面对面向我颔首示好，或背对我将我热切礼赞，我有点“一夜醒来，名满天下”的感觉了。就连对我从来都是斜目而视的厂长，也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了一回：“你不走，我们对你是有安排的。”

阎王不打送礼人。我对他们的表示一一致谢。

我感谢一切心怀好意的人给我助力，我也感谢一切心怀叵测的人给我压力。助力也罢，压力也罢，于我而言，通通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

几天之后，我那位可敬可亲的汪师兄冒着初冬的呼呼寒风，自茄子溪驱车七星岗，向在家度假的我转交了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197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那一天，那一刻 ，我已热泪盈眶，我还想大哭一场。

回乡，返校；返校，回乡。自那年那月那日午时三刻最后一课起，我的学业我的理想我的青春我的华年，便被迫流浪在广阔天地间，就无奈流浪了漫漫十二年。十二年后我又回来了。这是我再生之日，也是与我同科及第的莘莘学子的再生之日，更是我亿万父老乡亲兄弟姊妹的再生之日。从这一天起，不仅仅是我的校园已然复课，侧耳倾听，东西南北中广袤大地，党政军民学各行各业，正异口同声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国复课。

[责任编辑吴佳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