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　平

上世纪90年代初,大众手机还没面世,有一台传呼机已是非富即贵。那时街边公用电话旁常排着长队。我多次看见这样的情景:一个人手持传呼机,径直走到电话机旁,对正在通话的人说:“我要回个传呼。”对方就会结束通话,而后面排队的人,无一抗议。回传呼的人,也往往作匆忙状,迅速作了回复,掉头昂然而去。

前不久我和朋友说起这个情节,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排队打电话的人,多半都有要紧的事;而等待回复的传呼,未必就比其他事更要紧。但是大家似乎默认了这个秩序:有钱有势的人,可以显得比别人更重要一点,可以占大家一点便宜;但不能太过分,比如你霸着电话说个没完,可能就会有人抗议。

事实上此情此景并非那么不可思议,只不过在今天替换成了别的东西。比如大家会接受,好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而高校招生还要向大城市倾斜;风沙常年在内蒙古肆虐不算什么,一旦北京受到侵袭,那就是大新闻了;官员抽烟喝酒不花钱,是正常的事情……

当年我也曾在公用电话机旁的队列中。回想自己的心态,我既甘愿接受现实,同时也颇为不平:留意听传呼机主通话的内容是否真的紧急,盘算着假如他在闲聊该怎么趁机发作。10多年后,我的这些想法被称为“仇富”心理。

但为什么没人分析一下那些传呼机主的心理?第一,他们希望传呼机不仅是通讯工具,而且是身份的象征,想要和普通人区别开来;第二,他们可以利用这个身份,占有比别人更多的社会资源,省掉排队的麻烦;第三,他们希望这种占有得到排队者的认可,同时又担心他们不买账,所以要装出很忙的样子;第四,队列中也有人忍不住要嘟嚷两声,他们必须考虑如何去应对,是以一种傲慢的姿态表示不在乎呢,还是以权势的威胁让对方住口?

传呼机很快普及了。这时人们明白了,传呼并不是情况紧急的代名词,想要回复还得老老实实排队去。然而,有些手持中文传呼机的人,仍会匆匆忙忙地走来说:“我要回个传呼。”尽管中文传呼机要贵很多,但是排队的数字传呼机持有者并不买账,纷纷说:“我们都要回传呼。”富人的特权开始受到质疑。如果中文传呼机主执迷不悟,坚持要插队,势必引起双方争吵乃至扭打起来。这时候的“仇富”心态,就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说到群体性事件,我的这个例子就显得有些轻佻了。如今的群体性事件,往往酿成人命关天的悲剧,而且更多地是群众与公权力的对抗。官方认为,这些群众是被少数破坏分子煽动起来的。但是,群众怎么就那么容易被煽动起来呢?掌握了大量宣传资源的官方,为什么不煽动他们回家看“快乐女声”呢?一个回答是,这是“三仇(仇富、仇官、仇警)定律”在起作用。

诊断“三仇病”的人,虽然也都认为为富不仁、贪赃枉法和滥用权力是病因,但是通常认为这是一种社会公众的病态心理,他们在这种心理状态中夸大了富人、官员和警察的坏处,甚至根本不了解情况,也不想了解情况,“逢富(官、警)必反”,有反必应。

我们的确受过“逢×必反”的教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教育教人“仇富”,认为地主和资本家都不是好东西。“三仇定律”的分析方法,其实也是这种教育的结果,因为它首先要做的是对人群进行分类,然后贴上一个“爱”或“仇”的标签。

我反对贴标签的解释方法,但是并不反对心理分析。“三仇”对象本身的心理状态,是理解此类社会现象的关键。而与“三仇”相比,“仇民”是一个更重要的主题。

权势者对待普通民众的态度,通常是居高临下和忽视。这会让民众产生愤怒的情绪,但还不至于“仇恨”。让人产生仇恨的,是权势者滥用权力,鱼肉百姓。有人在网上发帖举报,就遭跨省追捕,官员们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有人套用孟子的话说:官视民为草芥,民视官为寇仇。放到现代政治文明中来,这句话需要更多的解释:官如何能够视民为草芥?人人都用过了传呼机、手机和网络之后,开始明白了,现代政治理念是,公权力来自于民众的让渡和授权。如果一个官员是被民众选举出来的,就意味着他受多数民众的赏识。很难想象,民众会仇恨自己选出来的人;同样难以想象的是,一个人会仇恨赏识他的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