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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考验官员“新闻执政能力”

2009-10-22范以锦

同舟共进 2009年9期
关键词:互动性舆论监督网民

范以锦 邬 茜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增多、官民关系不和谐甚至对立、民众缺乏畅通的表达渠道等问题都慢慢浮现出来。而网络的兴起,无疑给民众提供了宽阔的言论平台,网民以极大的热情利用网络了解公共权力的运行情况,并表达自身的诉求。民间舆论与网络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审视着政府官员的言行,考验着官员的新闻执政能力。

网络舆论监督崛起

网络舆论对官员的监督有四个特点:一为民间性,二为即时性,三为互动性,四为常态性。

民间性集中表现为:公众自发地利用网络对官员进行监督,甚至兴起了独立调查人和民间舆论监督网站。很长时间以来,我国各级机关报、电台、电视等强势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引领潮流的作用,但近年来“引领”的地位似乎已被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取而代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强势主流媒体传播范围小、互动性不足,影响范围有限;反之,网络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互动性强,影响力显然更大。其二,强势主流媒体在随时可能出现的“禁令”面前难以作为,有时写好的稿件也会因一纸“禁令”或一声招呼而夭折;而网络具有极大的自由性和开放度,言论很难予以禁绝。虽然管理部门也在行使管理的职能,但往往删了帖子又有人变换手法让其重现。其三,在新闻管制颇严的今天,即便一些传统媒体通过“曲线采编”试图突破“异地监督”的框框,依然力有不逮;而网络的互动性、快捷性以及不易阻拦等特性,使得监督的触角可以延伸到任意角落,不受区域的限制。

即时性体现在:网络开放,不受时空的限制,舆论监督题材的文章可以在网上迅速传播,迅速得到受众的反馈,这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现实社会官员的不良行为一旦出现,很快被网民捕捉,演变成网络热点。

互动性表现在:受到监督的官员或其所在单位,乃至了解情况的亲朋好友都可以回应,网民也可以通过互动引证,弄清事实真相,逐步形成比较接近问题实质的观点。

常态性主要体现为:在自媒体时代,人们利用网络对官员进行舆论监督的行为得以普及,还有自我成长的“专业队伍”不断提升监督的质量。以博客为代表的自媒体催生了众多草根记者,而这批草根记者则通过自己的写作和探索,推动舆论监督不断向前迈进。他们通常具有很强的公民意识,牢牢地维护并坚守着自己的话语权,在舆论监督方面具有很强的自觉性、责任意识和专业能力。网络的普及和监督意识的觉醒,加上一批素养较高的“专业”人士的执著坚守,令网络舆论监督趋于常态。

网络被称为“民间纪委”

网络监督的类型也越来越多,从严重的经济腐败问题到违法乱纪,从出格言行显现的权力傲慢到日常生活的不检点行为,甚至证据不足的“悬疑问题”,都进入网民监督的视野。

网络舆论对官员的监督,早期集中在某些官员的腐败行为上。比如2004年山东省济宁市的“李信事件”(该市副市长李信跪在一个女人脚下的照片在网上迅速流传开来,网友的诸多猜测,引起网络世界的骚动),到2008年“出国考察门”事件(网民曝光意外捡到江西省新余市、浙江省温州市公务考察团赴国外考察时的行程及消费清单,引发对官员借考察之名进行公费旅游的质问),无一不展现出互联网在揭露腐败、反对腐败方面的巨大威力。由于网络的监督,许多违法乱纪的官员纷纷落马,网络也因此被称为“民间纪委”。

继而,官员粗暴和草率的执法行为又逐渐成为网络舆论关注的焦点。最典型的是2009年2月云南的“躲猫猫”事件和5月杭州的“飙车案”,网民对“躲猫猫”事件中警方给出的离奇的死因解释和“飙车案”中警方的“70码”说法,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在舆论的重压之下,警方向公众道歉并重新作出了解释。

网络舆论还将监督的视野扩展到权力傲慢方面,官员的出格言行进入网络舆论监督之列。典型如2008年10月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猥亵门”和2008年底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天价香烟门”事件,而最近的河南省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的“替谁说话”则是最新代表。傲慢的公权力在网络监督面前低下了头。

至今,网络舆论对官员的监督层面仍在不停地延伸和探索,其中耐人寻味的是对“悬疑问题”的监督。某些官员可能一开始本身并没有暴露出问题,或者根本就没有问题,但人们基于对某些制度的不信任,继而对某些官员存有怀疑,网络监督的法眼也将“悬疑问题”盯上。最为突出的当属对29岁市长周森锋的监督与质疑。网民对周森锋的质疑,实际上折射出老百姓对官员任用和升迁体制不透明的疑虑。

新闻执政理念成熟的标志是什么

当前一些地方官场风气腐败、官员骄纵横行,人们即便有诸多不满,也由于种种原因无力进行监督。而在强势主流媒体舆论监督失语的情况下,网络成了监督官员的有力武器。网民们紧盯着官员的一举一动,他们热衷于随时曝光官员的不法行为,期冀通过努力使官场不那么“云雾缭绕”,普通人的知情权和生存权不再受权力的蔑视。显然,在网络的推动下,舆情的力量是惊人的,在以上诸多案例中,原本处于强势地位的官员纷纷转变为舆论上的弱势。这种被动的局面不仅源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言行不当,也来自于他们中的不少人缺乏对网络舆论监督的正确认知。

因此,官员首先应该转换思维方式。一些官员至今仍对网络舆论监督表现出不屑和漠视,认为那不过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网民在无中生有,或是无聊小百姓的仇官心理在作祟,不需要太在意。于是,要么坐视不理,要么对举报人恣意打压,甚至跨省追捕发帖人,直至事态恶化,进一步激化官民冲突。事实上,作为拥有公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理应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包括网民的监督。只有这样,手中的公权力才不至于被滥用,腐败现象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才能出现官民和乐、一片清平的局面。当然,官员要分清偏激行为与恶意攻击、疑惑中的猜测与别有用心的造谣、不道德行为与违法犯罪的界限,对于真正造谣生事、危害社会的违法人员,毫无疑问必须依法处置;但决不可意气用事,更不能小题大做,借机打击报复。

很多官员习惯于以沉默对待网络舆论监督。笔者认为,对某些无聊的问题保持沉默当属理智,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该回应的不回应。这里面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确实理亏,无话可说,以为只要过了这个风头,一切又会恢复原样;另一种是有些官员本着官僚主义和权力傲慢的姿态,认为自己行得正坐得直,只要日后能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清白,就不怕别人去说。但网民如果没办法从正常的官方渠道得到消息,便会通过其他渠道打听,谣言、诽谤、人肉搜索等便会乘虚而入,很可能引发舆论声讨和网络暴力,甚至从虚拟的网络世界走进现实世界聚合示威,而此时的局面便会变得难以收拾。因此,面对网络舆论监督,官员要勇于直面网民的质疑并据实相告,或可采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当场接受和回应媒体及民众的质疑。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执政理念的进步。不久前,组建“躲猫猫”事件网民调查委员会的官员、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表示,云南省将发起各级政府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即政府部门对网络舆论监督实名回帖。尽管他的想法不可避免地被责疑,但其出发点是好的,理念也是进步的。

应对网络舆论的能力,是官员新闻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能否正确对待网络舆论,不只是技巧和智慧问题,只有刚正不阿,才能在网络监督面前无所畏惧。因此,可以说,敢于应对、从容应对网络舆论监督,是政府官员新闻执政理念成熟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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