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明

摘要：“美国式危机”是美国凭借美元强势地位所误导的流动性管理的破产。目前美国式危机与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均在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缺陷，相应的调整涵盖世界货币格局变动与区域货币合作两个层次。IMF政策失败的根源在于其治理结构，尤其表现为美国所特有的否决权，改革的首要议题是促进IMF的民主治理。对美元强势地位引发全球危机的终极治理是形成具有排他性的统一世界货币，现今能够期待的则是以超主权储备资产替代美元。区域货币合作、持有适当规模与结构的储备资产和改革金融结构可在一定范围规避汇率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已成趋势，但是必须维护经济持续快速成长，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以有效吸收外部冲击。适时拓展中国银行体系的国际化进程，探索在国际市场发行人民币计值金融工具，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美国式危机；IMF改革；超主权货币；汇率体制；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2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09)05-0012-09

一、解读“美国式危机”

由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再次说明自由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内在不稳定性。本次危机是典型的“美国式危机”，因为危机起因于房地产市场衍生工具泡沫破裂，而衍生工具规模的膨胀只有在美国自诩的自由市场才达到极致，危机的生成自然也受到美元特有的世界货币功能的支撑。“美国式危机”是美国金融当局凭借美元强势地位所误导的对流动性管理的破产。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新兴市场经济体积聚巨额外汇储备并转而投向美国短期证券市场，其他国家持有美元外汇储备在本质上是美国的对外债务，但这种形式的债权方必须明确与之对应的债务人才可以增值财富。人们自以为美国债券市场具有高流动性和安全性，将储备资产美元化并进一步转化为美元定值的债权资产。但事实却是，既然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整体成为庞茨融资(Ponzi finance)者，美国金融市场流动性与安全已经丧失了现实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持有相同信念交易者的预期与想像力的自我实现。美国政府庞大的财政赤字、公司利润衰竭、消费者债台高筑，这些能否支持美国债券市场的持久繁荣?一旦人们对美国金融市场那些并不可靠的信任与乐观预期反转，后果无疑是市场崩溃。就目前而论，市场没有创造出对美元适当的替代资产，这或许给美国留下机会在全球协同一致条件下做出一系列调整。其结果的不确定性还有待观察，但至少危机过后美国金融市场的全球地位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美元即使不会遭致被清除出全球货币流通与储备资产的厄运，也完全有可能失去往日那种“纯粹”而毋庸置疑的世界货币地位。

追寻“美国式危机”的原因，除美国自身的“体制内”病因例如监管缺失以外，正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缺陷。特里芬所指美元危机并未消除，其在当代的表现与传统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也极为相似，即美元作为国际清偿手段的结果是美国不断累积的经常账户逆差，从而诱发全球经济失衡。“二战”以后几乎全部有国际影响的货币金融危机都与同时期美国所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关。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元本位条件下的货币错配，即东亚国家偿还以美元标价外债的汇率风险以及由此诱发的债务短期化。以东亚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对1997年危机的事后反应是强化出口导向型经济、维持高储蓄和积累大规模美元储备资产，从而对美国国内危机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危机一旦形成，则通过国际贸易下降、信贷紧缩和市场流动性缺失快速向全世界传染蔓延。

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积极反应集中于两种途径的调整：一方面由美国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分别对国民消费与储蓄关系、宏观总供给总需求关系及其经济结构做出调整；另一方面需要改革、重建国际货币体系。这种涉及国际范围的重大调整对经济理论与政策、对各国政府与国际经济组织都是一种挑战。危机导源于美国，但却在积极意义上凸显出一种新的“全球利益”或者“世界福利”范畴。20世纪30年代危机引起资本主义共同体在美国、英国主导下重新安排国际货币体系与贸易规则，这次危机则广泛涉及全球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最贫困国家的经济关系与利益调整。调整是一种艰难而痛苦的抉择，其难度远远超出以往双边、多边甚至全球范围的经济关系调整，但从长远看成功的调整无疑会维护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升惠及所有国家的世界福利。

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版图将发生变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对经济实力将得到加强，传统的发达国家经济体不会急速衰落但产出规模、市场份额与地位会相对下降。这种趋势将会持续，因为调整期过后新兴市场经济的低劳动成本、高储蓄(尽管调整后储蓄率会出现一定程度下降)特征将继续保持，工业化进程所决定的后发优势也不会丧失，广泛兴起的区域贸易自由化促使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重新发现外部市场，伴随着新的体制与制度层次的重大调整，国内需求也必将得到拓展。正如一国内部货币制度是对商品生产交换与市场经济演进的一种适应，国际货币体系也必然会伴随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而发生变革。

进入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调整将涵盖两个层次：一方面涉及世界货币格局变动，包括传统的多种世界货币元素的流通地位的此消彼长和国际储备货币的重新安排；另一方面是适应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区域货币合作，欧元即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区域货币合作也可以被看做是对国际货币体系缺陷在亚层次上的自适应性质的修正。此外，国际金融组织、全球与区域和国家层次的汇率安排均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要素，目前能够对国际货币体系发挥影响的机构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本文以下部分分别揭示IMF改革的问题与前景，对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资产(同时是全球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的强势地位变动以及建立国际超主权储备资产的可能性予以分析，最后试图对国际货币体系中若干其他因素的趋势加以前瞻。

二、IMF改革：问题与前景

IMF改革的背景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固定汇率制的终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量新成员(尤其是许多贫穷国家)的加入对IMF的运行目标提出调整要求，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IMF的应对措施也备受责难，批评主要指向IMF的贷款约束条件及其遵从“华盛顿共识”的主流意识形态。东亚和拉美国家对金融危机的反应是采取相对灵活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坚持出口导向型战略与高储蓄，大量积累以美元为主要货币的储备资产，从而剥离掉东亚危机期间的货币错配问题。从东亚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自身看来，它们的调整具有一定合理性，这种调整改变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实力，从而要求进一步改变、提升发展中国家在IMF的地位，增加其话语权与参与权。

IMF改革的首要议题是促进其民主治理。自

1968年自由黄金市场交易开始到目前全球已经发生100多次货币危机，客观上这是金融全球化与衍生金融市场发展的结果，但IMF的作为也受到严厉批评。斯蒂格利茨指出：“这一点很清楚，IMF稳定全球金融体系的责任可悲地失败了，它稳定国际资本流动的使命落空，而且无疑使事情变得更糟。”

IMF的失败源自何方?主要有两种看法。第一种多少是出自对IMF的辩护，认为两种因素阻碍了IMF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一，部分国家存在对IMF的“敌意”，拒绝实施IMF的危机救援计划；其二，避免全球金融动荡的目标超越了IMF可支配资源。第二种则指向IMF自身的严重缺陷，认为IMF具有隐含的甚至公开的政治倾向，其政治意愿扭曲了稳定金融体系的目标，甚至不惜破坏IMF规章。IMF对墨西哥与俄罗斯金融危机很快做出反应，被责是顺从美国的政治意图，这与其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反应迟缓形成鲜明对照，美国甚至曾经尝试将人权约束“搭售进”IMF的贷款条件。此外，IMF的“多目标组合”也与其根本任务发生冲突，使其丧失了使命感。

IMF政策失败的根源在于其治理结构，尤其表现为美国所特有的否决权，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IMF理事会的投票权处于弱势。而且，欧洲等发达国家也往往附和美国的意愿，因为他们基本不需要从IMF获取资源，没有必要背离美国的政治诉求，在支持俄罗斯转轨、推动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方面双方也具有共同利益。IMF的政治倾向其实正源自其治理结构。在国际组织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不持有一定的政治倾向，但问题是美国在IMF所独有的否决权为其贯彻单边主义预设了前提。所谓IMF政治倾向就是指IMF秉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任何一种国际制度如果被一国统治、挟持就必然是不成功的。IMF分配基金份额和投票权的原则是基于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总体上将GDP和贸易规模作为参数，设定复杂的方程分别计算配额与投票权。这种权利分配使多数小经济体国家实际处于无权地位，他们的选票仅有象征意义。这势必引起对IMF合法性的质疑，这种仅由历史所沉淀的经济力量决定的IMF治理现状的“合法性危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削弱了IMF作为国际经济组织的地位和影响力；第二，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在深感无助情况下将处理国际收支失衡、应对汇率风险的着力点转向依赖自身的战略调整；第三，催生出新的区域性金融合作范式。中日韩与东盟(即“10+3”)的货币互换安排，拟议中的亚洲债券市场和亚洲货币单位，查韦斯提出的建立南方银行替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区域机制对全球体系的“脱轨”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艾钦格林(Eichengreen)称这些此起彼伏的区域货币合作为金融“自由解放运动”。

IMF改革的压力来自不断加剧的金融动荡和许多颇具影响的经济、法律和政治学者的批评，其运作绩效尤其引起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和抱怨，使IMF认识到不改革就会失去自身的存在合理性，出现被新兴市场与贫穷国家遗弃的危险。尽管IMF改革至少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就没有停止，但其治理结构仍然远远没有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而实现必要“转型”。虽然需要时间，但IMF成功的改革可以考虑采取以下原则与措施：

第一，遵从广泛协商一致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采取集体行动。广泛协商一致是保证IMF实现民主决策的必要机制与途径，应该将这一原则贯彻到IMF有关全球与区域金融稳定的重大决策程序中，而不仅是选票系统设计。

第二，在24国组成的执行董事会中设立类似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常务董事会，赋予常任董事会成员国否决权，由此打破对于重大事项决策单个国家对否决权的垄断，扩大对IMF管理的全球性参与，在多方博弈、“讨价还价”过程中相对实现IMF行动的公正、公平与合理，使之更富有成效。由常任董事会决议替代原有的85％的多数票原则。

第三，简化IMF的工作目标，强化其问责机制。IMF的资源和政策工具有限，实现多重目标对于有185个成员国的组织而论很不现实。给IMF强加的打击恐怖主义筹资活动的任务可能是一个错误，因为IMF并不负责维护全球安全，它的根本使命在于维护国际、区域和国家三个层级的金融稳定，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多重目标也会导致责任模糊，因为在同一时间要求IMF实现全部目标会被认为过于苛刻，如果没有实现一般公认的重要目标，IMF也可以解释是由于致力于其他同样被赋予重大责任的目标。

第四，IMF必须承担全球金融体系事前监管的职能。要致力于增强全球银行系统与金融市场的信息透明度，区分国家、区域和全球三种次序，适应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金融复杂性，重新构建金融系统的风险预警机制。IMF应监督不同国家和金融市场对脱离商品生产与贸易、脱离社会信用状况的虚拟金融交易做必要限制。

改进IMF治理和形成有效的问责机制是一项极为艰巨繁难的工作，即使最强烈呼吁改革IMF治理结构的学者也可能表现出无奈。不过这次全球危机成为IMF改革的重大机遇，各种“叛逆”不合理传统的力量聚集到了一起，人们看到了期待已久的发生重大转折与变革的希望。

三、国际储备资产非主权化：世界能否摆脱美元

危机重现、透射出凯恩斯思想的生命力。与以往不同，本次危机不仅通过各国大规模扩张财政支出政策展示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当代意义，而且在有关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中再次复活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时期关于创立超主权货币的构想。全球金融体系不成功的核心问题即在于国际储备体系中美元所具有的不对称地位。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如何产生国际经济失衡?对此的描述在不同国家范围、不同经济环境中可能大相径庭，不过可以观察到这些描述都基于事实而不是凭空想像。

戴维森(Davidson)以阿根廷为例揭示了当部分国家成功地取得出口盈余，必然有另外一些国家出现赤字，赤字国家必须选择使用外汇储备或者取得国际贷款以支付超额进口，清偿国际债务，这种过程的不断累积使其最终很难承担大规模债务负担。IMF为了防止赤字国家违约以确保援助贷款的本息返还，促其实行紧缩的财政与信贷政策，强加汇率浮动等不适当约束条件，本币贬值的结果引起资本抽逃和经济衰退的压力，使危机进一步加深。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泰国、韩国的状况也很相似，危机发生前几年泰国就已经出现国际收支恶化，其中货币“原罪”、货币错配是重要原因。

如果一国能够发行全球愿意接受为计价、贸易结算和国际储备的货币，是否可以避免类似阿根廷、泰国与其他东亚国家曾经面临的危机?这种主权国家发行的货币实际上已经取得在全球意义上作为价值尺度、流通媒介和贮藏手段的职能。货币三种职能的稳定性在一国内部决定于货币当局理性的经济发行以及银行体系合理地信用创造。作为主权国家发行的可以跨国使用的“世界货币”，其中至少一个

分量是“非经济发行”，是发行国通过货币输出换取商品劳务的一种债务生成过程，在国外市场流通以及被国外私人与政府部门作为储备的“世界货币”只要没有被发行国持有外汇储备以及外国货币在本国市场流通抵消，就是发行国的对外负债。特里芬指出：“储备持有者在把这些通货当做储备积累起来时，其实是在向发行这些通货的国家提供无偿贷款，而且也在进一步增加这些通货的自然硬度。”储备持有国可以购买发行国的金融资产从而避免无偿放贷，但是正如下文分析，这样的情况引起的结果或许更糟。

美元存量的60％以上在美国本土以外流通或者被私人与官方作为储备资产持有，但美国很少持有其他货币作为中央银行储备，其储备资产主要为黄金。输出美元是美国产生经常账户逆差的根源，国外美元回流并购买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从而实现资本账户顺差对经常账户赤字的平衡调节，使经常账户赤字得以延续。美元现钞被国外持有是一种隐蔽负债，资本账户流动将其转化为美国政府或金融机构等私人部门的显性债务。这种流动主要进入美国政府债券和其他资产市场和金融机构，其中直接或辗转进入银行体系的每一单位美元都会经过银行信用创造功能多次被倍增、放大，投资银行、保险机构、财务公司也会利用资本账户流动所获取的金融资源反复担保、抵押，加速信贷膨胀和组合出各类衍生化金融工具。流动性扩张与资产规模膨胀相得益彰，但这种虚拟市场的似乎无穷尽的资产规模自我膨胀最终要榨取产业利润和劳工收入，结果必然是金融收益不断“稀薄化”，当人们发现许多——甚至大部分金融支付承诺其实并不可靠甚至是骗局时，金融危机就不期而至，市场完成一轮“超音速”上升和“自由落体”的往复运动。外国以现钞形式持有美元资产之所以不同于转向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即在于以储备的美元通货购买美国金融资产极端地放大了美联储发行基础货币所产生的乘数效应。

由上可以推论：第一，主权国家发行世界货币存在内生的金融不稳定。基本机制依次为：输出世界货币演化出经常账户赤字、国外增持储备资产和发行国资本账户回流；接续反应是发行国的信贷规模膨胀、货币乘数扩大与流动性过剩；信贷、资产规模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相互强化加速，当达到某一点时不再具有可持续性，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和爆发金融危机。第二，由美国发行“世界货币”等同于美国向国际市场开出一纸票据来换取世界商品与劳务资源，为美国超越本国生产能力的消费与投资融资提供了条件。这是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不对称。由货币扩张——实际为债务扩张支持的超额消费的长期积累不可能在短期内由同等规模的商品与劳务输出予以清偿，却可以通过美元定价市场的通货膨胀或者美元资产缩水调减债务。世界上主要的持有储备国家对美国偿付债务能力退化的反应是逐步释出美元资产，转而增持其他原本被认为是次级的世界货币或者黄金储备。

美国如果循序渐进地稳步吸收外部美元资产回流，最终结果是美元停止作为世界货币使用。如果外国采取更为激进方式集聚地抛弃美元，就必然使债权债务方同时陷入更深重的灾难。这一过程50年以前就被特里芬很好地揭示过，但黄金一美元本位体系的问题没有在美元本位体系中得到解决。

金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酿成20世纪20年代、30年代两次以通货紧缩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经济危机，美元完全取代黄金的国际货币体系则已经导致东亚金融危机和目前已经遍及全球的经济金融灾难。认识到下述问题尤为重要：目前危机是东亚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1997年危机后自我调整和过度反应的结果。由此才可以清晰地观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动荡中与历史逻辑相一致的结论。我们承认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可能未必是危机的全部原因，但可以肯定，各国外汇储备的国际化、非主权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危机发生概率，一旦发生也能够系统性地减缓危机。创立并使各国普遍接纳超主权货币是自凯恩斯以后几代人追求的货币理想。

凯恩斯在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就已经提出创设国际化货币班考(Bankor)替代黄金作为储备货币，以避免黄金储备引起通货紧缩，同时防止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引起不同国家容易处在经常账户盈余和赤字两个极端，然后再进行痛苦的调整。管理班考的国际清算同盟向各国提供贷款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特里芬认为凯恩斯计划的主要困难是涉及政治问题，并对凯恩斯计划加以修正试图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一，由IMF管理各国班考账户，对IMF放贷能力加以限制，比如与黄金货币累计将增长率控制在3％-5％；第二，由IMF管理成员国外汇储备，对成员国在IMF的账户余额统一用黄金单位表示从而避免汇率风险；第三，成员国在IMF的外汇账户余额分为保证金和超额外汇储备两部分，后者是基金组织存款。成员国央行储备包括黄金和基金组织存款，仅持有极少量活跃贸易的外汇储备；第四，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外汇存款根据需要可以转换成黄金。这一过程持续的结果必然将美元、英镑等主权货币清除出各国央行和IMF储备系统，会直接威胁到美国与英国增加黄金储备的计划。或许正因为危及美国的利益，特里芬计划没有被IMF完全继承下来。不过，凯恩斯以及特里芬的设想成为以后IMF创设特别提款权的理论基础，也是目前研究超主权货币的主要思想资源。

能否建立超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等价的命题是世界能否摆脱美元。虽然在理论逻辑上已经认识到美元具有国家货币和国际货币两重属性与其发行管理仅仅考虑国内经济状况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对美元强势地位和汇率波动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终极治理是形成统一的、具有完全排他性和消灭主权货币的世界货币，但是首先能够期待的是以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资产替代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目前讨论焦点是以IMF管理的特别提款权(SDR)作为各国中央银行主要储备货币，而SDR实际是一种包括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的“货币篮”。若如此，统一世界货币进程就像是首先通过货币分权打破货币“霸权”，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由单边治理向多中心治道“过渡”，最终走向“集权”或者统一治理，这多少类似于一国内部的货币统一的历史行迹。这种进程既包含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自然演进，也交错着国家间的竞争和国际社会逐渐达到普遍认同与不懈努力，是国际层面上诱致性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耦合。

多种力量驱使美元渐进和部分地“退出”国际货币体系。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高成长性与区域贸易自由化使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下降，危机将进一步强化这种趋势。欧元区货币统一、亚洲“10+3”实现货币互换与建立外汇“储备库”对美元作为流通与储备货币产生“挤出效应”。与一些小经济体的“美元化”趋势不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4个海湾国家最近签署海湾货币联盟协议，同意统一国家货币，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受到削弱。与人民币有关的货币互换已经扩展到东欧和拉美国家，最近试行跨境贸易人

民币结算业务，这些预示着人民币势必在区域层次替代美元的计价与结算功能，由此将有更多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IMF近期发行以特别提款权(SDR)计价债券，债券可在政府间交易，这一举措无疑会增强SDR的流动性，有利于各国央行选择SDR作为储备资产，进一步赋予SDR超主权货币功能。可以预期，后危机时代美元作为世界贸易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功能将受到重挫。

四、若干未来趋势

国际货币体系演进除涉及组织治理、计价与结算货币、储备资产变动以外，也将在汇率体制与区域货币合作两个维度展开。目前最具有全球影响的区域货币合作是以东盟与中日韩之间货币合作为表征的东亚货币合作。可以肯定，人民币泛区域化特征及其逐步取得世界货币地位的必然趋势对国际货币体系演进注入了新的元素。

全球未来选择什么汇率体制?这是一个歧见纷呈的领域。威廉姆森提出主要工业化国家采取汇率目标区，允许汇率围绕均衡状态上下波动10％。对其主要批评是目标区包含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体制的双重缺陷，在前者是一定程度丧失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在后者是允许相当程度汇率波动可能经由对投资的影响产生紧缩效果。麦金农曾经建议美元、马克、日元之间采取固定汇率，按照购买力平价决定的均衡汇率作为固定汇率水平，三个国家通过货币量调节实现汇率均衡，总货币量增长率决定于全世界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率。麦金农的设想是一种值得向往的全球体制，但是美国对欧元的诞生一直心存芥蒂，这种态度至少在次贷危机发生以前没有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给予美国的教训或许就是不必使国内政策受到国际承诺的掣肘，美国的宏观冲击也主要来自国内而不是外部世界，这些决定了全球理想对美国而论未必合目的性。

如果换一角度提出问题：各国应该选择什么汇率体制?答案更多或者没有答案。20世纪70年代黄金退出货币序列以后不同国家选择不同的汇率机制，以适应国际货币“无体系”状态。争论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孰优孰劣的倾向性结论是“在特定的不完善背景下每一种汇率制度都可能是最好的”。克鲁格曼曾经相信浮动汇率是最好的体制但后来却改变看法，支持“最终回到一种可以相机调整、多少比较固定的汇率体制”，即便如此，当涉及目前怎样做时克鲁格曼又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模棱两可，充其量提出将汇率目标区浮动波幅扩大到50％。

汇率波动给世界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将持续下去。1998年IMF的181个成员中有66个国家采取固定或者准固定汇率(大多是发展中国家)，115个国家采取有管理浮动或者完全浮动汇率。同期外汇市场按日交易价格汇率波动为2％-3％，年度波动为20％-30％，达到1971年或者布雷顿时期的5倍。根据艾软格林等人的研究，在纳入统计的国家中截止2004年分别采取固定汇率、中间汇率和浮动汇率的比例依次占26％、45％、29％，使用机制转换模型预测到2025年实行三种汇率体制的国家分别为30％、42％、28％。1997-2004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倾向由固定汇率转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但根据预测2005-2025年将发生逆转，将有更多国家采用固定汇率体制，实行中间汇率的国家略有增加，实行浮动汇率的减少。不过，到2025年全球采取中间汇率和浮动汇率体制的国家比例仅仅从2004年的74％下降到70％，这就预示了未来世界主要货币汇率的不确定性不会被消除。不同国家的应对措施可以选择：第一，致力于区域货币合作，追求区域内部汇率稳定；第二，货币当局持有适当规模与结构的储备资产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第三，改革国内银行体系与金融市场结构，使其可以在一定范围规避汇率风险。由于美国是主要关键货币发行国家，美国一直采行自由浮动汇率，也鉴于美国在INF的特殊地位，所以不能寄望国际议程安排稳定汇率。

东亚货币合作的背景是区域内贸易扩展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目前进展主要是达成货币互换协议与建立亚洲外汇储备库，形成构建亚洲债券市场、推出亚洲货币单位的共同意向。按照蒙代尔的构想，东亚货币合作最可企及的是建立亚洲货币区，最终推出“亚元”，使地区内主权货币消失。近期的可行选择是各国保持主权货币，同时使用某一种通用货币作为区域内以及与区域外部的贸易结算工具。通用的并行货币的“锚”必须基于现存全球货币，选项有美元、欧元、日元，可能还有人民币。由于日本经济体中宏观经济问题很多，包括银行体系困境、货币与财政政策组合错误以及日元长期升值趋势，日元不适宜作为货币“锚”。人民币没有实现完全可兑换是其跻身为亚洲货币“锚”的主要障碍。在1999年10月于墨西哥召开的国际货币会议上，蒙代尔进而提出他的世界货币体系构想：在起步阶段稳定美元、欧元、日元之间汇率；第二阶段建立“G3”货币联盟；第三阶段创建国际货币(IN-TOR)。国际货币的价值决定于三种货币在其中的权重，且可以流通并与其他货币兑换。经历这次美国式新金融危机，可见即使短期内选择美元作为亚洲货币“锚”，也仅仅是一种无奈，因为人们不知道那一天美元会急剧贬值(或者升值)。较一致的看法是东亚首先形成汇率合作安排，欧洲汇率机制(ERM)实际是形成欧元的一个必要步骤。货币互换合作已经为东亚汇率合作建立了基础，今后需要将货币互换的目的由贸易扩展到央行储备资产，使各国具有稳定区域内汇率的筹码，逐渐向亚洲货币单位(货币篮)和统一货币过渡。

建立东亚货币区无疑涵括一种政治整合进程。蒙代尔每当谈论东亚货币区问题总会提到政治整合的“绊脚石”，但他预示只要条件合适，亚洲政治整合进程将惊人地快。政治整合的最大困难是中日关系问题，但是经过建交30年磨合两国已经多少找到了减少“不确定性”与化解冲突的机制。我们应该注意到：东亚贸易一体化没有因为政治整合步履维艰而止步；东南亚联盟次区域秩序对东亚政治进程树立了范例；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于2006年开始，这是一个积极信号；东亚国家主权范围以内和主权国家之间的各种争端都存在双方认同的谈判议程；经济与金融合作对政治进程具有的外溢效应。国际政治冲突多因经济利益而起，新的共同经济利益也能够弥合政治宿怨。对东亚货币合作进程的政治“羁绊”不必太过悲观，既然法国、德国两个历史上两次战争的宿敌能够放弃法郎、马克转而使用欧元，相信东亚的子民不缺乏成功合作的智慧。

人民币国际化已成趋势，近期标志性事件是试行人民币贸易结算，以及与“10+3”以外的多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蒙代尔已建议用人民币替代英镑作为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国内对人民币成为一种国际货币的疑虑来自两方面，即是否构成对国内政策的约束，有无可能遇到类似于美元全球流通导致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问题。对于前者，取决于中国能否维护经济持续快速成长，增强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同时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以有效地吸收外部冲击。对后一个问题，因为人民币即使经过20年甚至更为久远也不会达到美元在这次危机以前的地位，仅仅是多种国际货币序列中的一个构成要素。中国以及IMF其他成员目前对形成有效的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努力如果成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后一种风险。使人民币成为重要储备货币势将削弱美元的影响力，避免一种货币或者非常有限的若干种货币(例如美元与欧元)独享全球贸易定价权和铸币税，最终引导各主权货币发行国家愿意接受超主权货币。正如上文所述，国际货币体系演化要经过一种从民主到集权的复杂的循环过程，两种进程可以交错、并行不悖地进行。世界能否接受人民币主要取决于国外部门在贸易与金融交易中是否会面临更多的“中国元素”，除了中国经济与贸易规模持续增加以外，需要适时拓展中国银行体系的国际化进程，探索在国际市场发行人民币计值金融工具，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国外学者担心中国政治体制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障碍似可不必，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与30年以前比较已经发生实质变化，1997年亚洲危机与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均已证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开放包容的中国所追求的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条件下国家的长期利益，而不是排他性、狭隘的且不具有可持续性的短期利益。况且，美国两党轮流执政体制中的党派差异实际上不如两党自身想要廓清的那样突出，任何国家中的任何政党如果执政，在国际场合都必然充分表达国家利益，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无论西方与东方、美国与中国，概莫能外。

[责任编辑蒋万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