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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制度作用

2009-10-16张跃平

现代商贸工业 2009年16期
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增长

李 靳 张跃平

摘 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区位因素也有资源禀赋因素,既有资本因素也有劳动力和技术因素。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滞后,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要想迅速提高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制度因素是发展的主动力。

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制度因素

中图分类号:F06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6-0071-03

1 问题的提出

对于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现状,一般学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自然环境恶劣。在我国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大多十分恶劣,都存在交通不便,自然灾害频繁等不利因素,如青藏高原高寒缺氧,西北地区干旱缺水,西南地区大面积岩溶地区土质恶劣等等。这些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先天因素。

(2)交通不便, 基础设施落后。据估算每百万人口拥有的公路里程数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82个百分点。但目前西部地区交通设施存在“两低、两差、两不足”的突出问题。“两低”:一是路网密度低,二是通达水平低;“两差”:一是道路等级、质量差,二是出海条件差;“两不足”:一是建设资金不足,二是自身发展能力不足。这些都严重的制约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3)科技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地区科技文化水平较低,西部民族地区技术进步对经济进步的影响所占比重较低。由于文化教育落后,造成了劳动者素质相对低下,阻碍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进入,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在低水平、低效益上循环。

(4)产业结构不合理,调整难度大。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处于边远地区,社会发育程度相对滞后,地方经济以传统的农牧业为主,工业以初加工为主,第三产业有所发展。而这种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现状又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也导致了吸引外部资金的动力不足。因此,正在陷入“积累资金不足、技术进步缓慢、劳动生产率低下、居民收入水平低下、资金供给能力不足”的不良循环之中。

(5)经济活动中短期行为严重。“资源换增长”的模式依然存在。很多地方衡量业绩的惟一标准,就是以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为指标,用土地和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优先选择做那些比较能够“急功近利”的事情。

2 制度的概念及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变换的激励结构”。美国学者舒尔茨也将制度定义为一种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的规则。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作为约束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它能极大地影响经济增长与发展。一般而言,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应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各种投入要素才能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合理的制度安排对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

(1)制度安排的直接作用。制度作为政府管理辖区内各项事务的无形工具, 其发生作用反映的正是政府本身的意志。当代经济学认为, 政府的功能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 政府以公开、公平、公正的特征,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 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 帮助社会中分散的个人或团体, 降低沟通协调的信息成本。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组织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 其作用对象可能包括个人、一批自愿合作在一起的团体或者政府。

(2)制度安排的间接作用。即在发展战略制定与实施过程中, 通过非制度性因素控制经济增长方式。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 也可以是非正式的, 正式的制度如家庭、企业、工会、医院、大学、政府、货币、期货市场等等。相反, 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就是不正式的制度安排的例子。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给个人或团体提供有选择的激励来实现节约制度成本这一功能。

3 民族地区制度落后的表现及对经济影响的深层次分析

(1)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市场观念淡漠。西部民族地区作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农耕文明影响较深。正是受到几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影响,西部民族地区普遍商品意识差,造成了人们市场观念、契约意识的缺乏。加上少数民族长期形成的与原始宗教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等相适应的价值观、财富观、消费观和生产、生活方式,使得民族地区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面临着比内地汉族聚居地区更大的发展阻力和障碍。还有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过多地消耗了并不丰富的社会财富,制约了扩大再生产能力,严重影响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2)信心不足,依赖性强,发展意识差。由于长期不能摆脱贫困,而且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使民族地区对自身经济的振兴信心不足,依赖国家,不敢发展,使自己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而一味向上伸手。依靠外援,坐等补贴,不仅使大量中央财政补贴起不到“造血功能”,而且随着国家财政补贴的逐年递增,一部分人的进取心反而下降,依赖性增强。

(3)市场体系不健全,发育程度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大小和发展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市场发育的程度。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和政策导向上的原因,我国民族地区市场化程度低、进程缓慢,以致生产要素难以得到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资源难以得到最佳配置,从而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市场化程度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尽管商品市场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其二是西部地区市场主体发育缓慢,企业经营管理机制落后,设备陈旧,进入市场困难重重。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

(4)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制度主义认为,虽然技术自身的演进对经济起着重大的影响,是不可选择的,但技术演进的速度是可以选择的。即相应的制度安排可以延缓或加速这一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科研进行了大量投入,使西部民族地区技术有了飞跃式的发展。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部民族地区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又落后于东部,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大前提分析,不难看出更深层的原因仍然是西部民族地区促进技术进步的相应制度安排滞后。由此可见,西部民族地区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落后并不是简单的投入问题,而是西部民族地区相应的制度安排始终落后于东部地区,进而延缓了技术进步的速度,技术进步的整体水平滞后发展又严重制约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

(5)市场化与对外开放程度低。市场化与开放程度,这反映了经济增长制度环境的变化。我国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市场化进程和开放程度具有渐进性质。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由两方面决定:一方面市场化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就决定了不同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提高可以加速要素流动,区域经济增长在不同市场化层次的区域因要素吸纳能力的差异而不同。

4 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对策

(1)更新观念,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因素是内因,而外因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促进或阻碍的作用。虽然当前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但国家的扶持和先进地区的帮助只能从外部为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条件,只能起到“治标”的作用;民族地区要摆脱经济文化的滞后状况,缩小与先进地区的差距,必须从改造自身入手,从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入手,调动人的积极性,从而激发活力,形成一整套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变“输血”为“造血”,这是“治本”。而“治本”的关键应该在于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素质,转变他们在自然条件下形成的传统观念。

(2)调整所有制结构。西部地区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滞后,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也严重阻碍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存在着多层次性,不同层次生产力有着自己发展的不同空间,原有单一的所有制结构难以适应西部民族地区不同层次生产力发展的多样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发展规律,调整所有制结构,实行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

西部民族地区所有制结构的制度调整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和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相结合,国有经济自身也要进行制度创新。调整所有制结构需切实实施“抓大放小”方针,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放活大批国有小型企业;退出一般性竞争行业和领域;国有企业自身企业制度要进行创新,需根据《公司法》的要求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西部民族地区国有企业应结合企业技术改造,扩大规模时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的资金,朝多元化投资主体和混合所有制方向发展。二是依靠逐步壮大的各种非国有、非公有制的经济成份,突破传统所有制的制度框架,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信息与政策引导,为非公有制的发展积累资本,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类人才的培训提供有效支持,形成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合力。三是和西部民族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相结合。西部民族地区要发挥诸多要素价格相对低廉和颇具潜能的庞大存量资本的有利条件,用好用足国家的政策,通过进一步扩大对国外、区外的开放,引进资金和技术,加快所有制结构调整。

(3)构建促进技术进步的相应制度。目前民族地区地理区位、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等条件与东部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在知识经济时代来到的今天,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稀缺资源要素价格明显上升。因此,西部民族地区在宏观制度环境层面,需要建立一种更有激励效应的产权制度。民族地区应在经济运行中主动打破行业垄断,吸引外来投资者、高技术的拥有者参与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以多种方式的产权联合共同开发西部落后的民族地区。在微观的制度环境里要相继安排具体的各种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制度,重奖有功科学技术人员,在高技术产业中推行股权奖励制度、产学研相合、人力资源作为资本入股等。在注重对民族地区进行大量投入的同时,更注重投入的效率,从宏观到微观积极构建促进技术进步的相应制度。

科技的发展可以导致生产的重大突破, 同时会引起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劳动方式、生产组织的变化。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离不开科技制度创新, 为此:①围绕支柱产业, 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 重点找准符合本地的科技成果项目, 以“见效快、投资少、易推广、效益好”为原则,通过集聚效应、扩散效应, 实现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变革;②在科技推广上, 建立政府与科技部门启动, 企业与组织带动, 农户全面应用推广的“三步走”发展模式;③建立科技激励制度, 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多渠道引进人才, 完善用人机制。

(4)健全市场体系。现实情况表明,迅速提高民族地区市场化程度,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所以,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几个基本构成要素上、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在资本市场方面,应重点发展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直接融资;在劳动人才市场方面,民族地区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本地区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成长提供条件;要取消劳动力和人才流动的体制障碍,从法律上确认人力资本的个人所有权,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在技术信息市场方面,民族地区应依托该地区一些大中城市的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和技术成果转移中心等中介结构,加强企业之间、企业和成果发明人之间的信息沟通,促进技术成果交易快捷成功;以全国统一开放的大市场为基础,促进西部市场与国内外市场的结合;大力加强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便与全国各地市场信息的沟通、传递与交流以及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同时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以提高西部城市生活环境质量,为民族地区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硬环境,从而弥补区位上的缺陷。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以制度变迁和演进为实质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经济增长是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结果。如果没有制度的深层次变革和根本性创新, 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是难以顺利实现的。我国东部地区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过程中, 除了要素投入以外, 关键还在于逐步建立了一系列较为发达、完善的市场体系及其“游戏规则”, 从而以相对稳定的制度保障了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作为经济欠发达且处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攻坚阶段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现存制度结构运行效率不高,正式制度流失严重,非正式制度有较的生存和约束力,整个社会和经济活动中缺乏激励性的制度安排,经济发展缺乏有效的制保障。因此,制度就成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新一轮经济开发与增长的关键因素和内在变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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