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红丽

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河北涉县因一起特大贩婴案而“一夜成名”,伴随着42名被拐婴儿的成功解救,9名犯罪嫌疑人也相继落网。目前,警方的解救工作仍没停止,但诸多犯罪嫌疑人苦心经营数年的跨省贩婴链条已戛然断裂。

一起惊动公安部的特大贩婴案,究竟是如何侦破的?这么多被贩婴儿又会经历怎样的“黑色之旅”?而这张贩婴大网的背后,又会隐藏着什么?

一个人卖出34个婴儿

7月4日,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县城气温高达37度,而处于涉县深山区的偏店乡赵峪村更是灸热难耐,但比当日气温还高的,是村民们的热议:“村里出大事儿了.”

村民们蹲坐在村口,议论着这件“大事儿”,也习惯着前来采访的一拨又一拨记者。吸引记者蜂拥而至的,是本村一位46岁的村妇杜敏(化名)。

杜敏的出名,是因为她从村民口中“有本事的女人”突然变成了人贩子。6月13日凌晨,在她家门外守了一夜的武汉铁路公安处刑侦处副处长崔志洪亲自带队将刚一起床的杜敏抓获。“没想到,这是条大鱼,经她手就卖出去了34名婴儿,这些天解救的婴儿基本上都是经她手卖出去的。”7月4日下午,刚刚从山西又解救出2名婴儿的崔志洪对记者如是说。

跟杜敏家住前后院的王大婶说,平时不怎么和杜来往,打牌她也不会,听说她是跑保险的,挺有本事,家里的2层楼都是她挣钱盖的。

记者在杜敏邻居家的楼房上观看,发现杜敏家的二层主楼及厢房十分豪华气派,锃亮的白色瓷砖使这座建筑在周边清一色的红砖瓦房中,颇有鹤立鸡群之感。村民们还介绍说:“她家彩电、冰箱、洗衣机,样样齐全,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但这户人家自女主人出事后天天是“铁将军”把门。

村民们还说,杜敏家有两个姑娘一个儿子,大姑娘已出嫁,而二儿子也于去年结婚,光酒席就摆了几十桌:“全是杜敏操持的,她老汉不当家。”另一位村民说。

在杜敏80多岁的婆婆口中,杜是一个勤快的媳妇,虽然平日里婆媳关系不怎么好,但杜经常到附近矿上帮人洗洗衣服、缝缝补补挣些零用钱贴补家用。然而老人对媳妇的印象显然还停留在5年前。

5年前,除种地外,杜敏还在村子附近的铁矿捡矿石、打零工。当年的6月,她在矿上认识了小芳(化名)。小芳的弟弟在炸矿时意外身亡。小芳说,弟弟死后,弟媳妇有个没满月的女儿,不想带了,要杜敏帮着找个人家。

杜敏到小姨家打听,正好小姨的儿子再婚后,女方不能生育,想买个女儿。于是,小芳就将女婴以7000元价格卖出,给了杜敏300元介绍费。这是杜敏第一次参与贩卖婴儿。

刘志后来回忆:“那最紧张的20多天行动,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事情如果不能很好地完成,整个案子会受很大影响。这得感谢所有参与案件的同仁们。”由于人手、设备有限,行动小组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广东的广州分署、广州海关缉私局以及黄埔海关缉私局的同志们协助,广东方面无疑给了他们巨大的支持。广东几个海关作为沿海大关,案件非常繁多,但是为了这个案件,位于广东的3个海关甚至暂时放下自己手头的案件帮助行动小组的同志们。刘志后来说:“他们的这种大局意识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每一个同志。”

杜敏到小姨家打听,正好小姨的儿子再婚后,女方不能生育,想买个女儿。于是,小芳就将女婴以7000元价格卖出,给了杜敏300元介绍费。这是杜敏第一次参与贩卖婴儿。

初尝甜头的杜敏感觉“这样来钱确实挺容易”,便一发不可收拾。她放弃了在矿上的活计,对外人称是“跑保险的”,其实一直都在忙着为买卖孩子的双方“穿针引钱”。渐渐的,她成了贩婴圈内赫赫有名的角色,人称“老娘们儿”。

“我没文化,不知道买卖婴儿是犯法的,还想着是做好事儿哩,我一定配合政府,尽快把这些孩子一个一个都找回来,希望政府宽大处理。”被警方抓获后,杜敏这样哀求。

昆明至武昌的K110次列车

铁路贩婴,由来已久,“这一直就是我们打击的重点。”崔志洪向记者介绍说。

7年前的5月31日,昆明至武昌的K110次列车驶入武昌站,有两名怀抱婴儿神色慌张的妇女引起武铁警方注意。一经盘查,两名妇女确实是人贩子,由此,挖出一个贩婴团伙,抓获并刑拘13名嫌疑人,解救7名被拐婴儿。

巧合的是,7年后的5月31日,还是K110次列车,还是武昌站,铁警又发现了一名怀抱婴儿形迹可疑的妇女。一审查,该女子交代,怀抱的女婴是花6000元在云南买的,准备卖到河北,女婴刚出生50天。

自此,发生在K110次列车上的贩婴案犹如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拾。

6月2日,警方在列车上将抱着孩子的一对姐弟拦下。审查中,那名男子的手机不断接到短信,其中一条短信显示:“孩子一到就给钱。”他们准备卖到山东的男婴出生才15天。

6月4日,警方又控制了一名在湖北咸宁站下车准备转车到河南安阳的妇女,证实她正要将一名两个月大的女婴贩卖到安阳。

6月9日,警方再次在列车上发现了一男两女3名可疑人员,经审查证实,3人怀抱的3名女婴将被贩卖到河北邯郸。

接二连三的贩婴案引起了武汉铁路公安局的重视。6月10日,武铁警方成立“6·10”专案组。6月11日,武铁公安局副局长童光明率精干警力赶赴河北涉县。“我们连夜坐火车赶到河北邯郸,又连夜租车到涉县,凌晨开始抓捕,当天即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解救出一名女婴,并从一人包中搜出贩婴所得的9000元现金,但真正大规模的解救,还是把‘老娘们儿抓获后。”崔志洪告诉记者。

人贩子竟是被拐女

伴随贩婴团伙犯罪嫌疑人的一个个落网,这个依托铁路的跨省特大贩婴案也日渐清晰。让办案民警都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老娘们儿”的上线竟然有3个是被拐女。

小花和小朵(化名)是姐妹俩,她们的老家在云南,被人拐卖“嫁”到河北时只有十几岁,云南家中还有个弟弟。10年前,弟弟在家乡“犯了事”后,逃到涉县来投奔两个姐姐,顺便带了两个女婴,当时小花和小朵同在离“老娘们儿”家不远的铁矿上打零工,三人关系甚好。姐妹俩便委托在当地有众多亲戚的“老娘们儿”帮忙找买家,很顺利,两个女婴被分别找到了买家,当然,几个人都分得了数量不菲的钱。

到了2005年前后,小花和小朵便放弃了在矿上打零工的活计,专职回云南往涉县带婴儿,而带回的婴儿,大多交由“老娘们儿”联系买主。

而另一名与“老娘们儿”关系密切的人物叫李莉,1968年出生的她同样是在十几岁时被拐卖到了河北。目不识丁的李莉在被拐河北的20多年间,一直梦想着回自己的老家云南看看。

2005年夏天,李莉终于回到了日思梦想的故乡云南。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一个女婴在路边纸箱中,根据旁边的一张小纸条,这个女婴出生仅5天。李莉于是把孩子抱回河北,转手卖给了邯郸一名妇女,得到了4500元。

初尝甜头的李莉自2006年开始频繁地回娘家,当然,她回娘家的目的已从最初的探亲演变成了物色婴儿。其间,她认识了一位远房亲戚刘关,刘关把一个女婴以1500元的价格卖给李莉,李莉坐火车把婴儿带到河南安阳后,顺利地以4000元的价格卖出。

自此以后,李莉与刘关便达成默契,刘关负责在云南“搞货”,而李莉则负责“带货”“销货”,随着“供货商”刘关货物量的增大,再加上李莉2006年4月也生了女儿,为了不耽误生意,李莉便把侄女和侄女婿也带上道,帮她到云南“上货”。

随着生意的红火,李莉一伙自云南购买婴儿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几千元,涨到了万元,当然,这些婴儿被带回后卖的价格更高,最高的一个男婴卖出了3万9千元。经警方查证,李莉及其同伙贩买回来的婴儿有一大部分是通过“老娘们儿”卖出去的,也有一部分是自己卖出去的。

“你自己在少女时代就有过被贩卖的经历,一定深知被迫离开亲人的痛苦,怎么又忍心让别人骨肉分离?”面对办案民警的发问,李莉捂住脸哭泣道:“还不是穷,为了钱。”

他们为何贩女婴

还有一个问题同样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重视,截止到7月3日,崔志洪向记者透露的最新解救婴儿数为42个,其中38个为女婴,而男婴只有4个,这说明了什么呢?

涉县位于河北省西南、太行山东麓的晋冀豫三省交界处,素有“秦晋之要冲,燕赵之名邑”之誉,传说中的女娲“炼石补天、抟土造人”,就发生在该县。涉县同时也是革命老区,曾是著名的129师师部所在地,但这个“八山半水半分田”的老区却一直为贫困所累。

虽然贫困,但这里的村民却有着其它贫困地区村民不一样的想法,办案民警通过对“老娘们儿”、李莉等嫌疑人的审讯得知,涉县当地流行“儿女双全”,因为儿子一旦娶了媳妇,就分门另住,有些甚至与父母不再来往。“但女儿就不一样了,女儿是妈妈的贴身小棉袄,将来老了,全指望女儿洗洗涮涮呢。”“老娘们儿”被抓后这样向警方描述。而记者随后在其家门口与她家的前后邻居攀谈,证实了“老娘们儿”所言非虚,“你去后院问问她80多岁的婆婆,她啥时候去管过她?不都是老太太的女儿、外甥女隔三差五回来伺候老人?”“老娘们儿”的一位邻居这样对记者说。

促使当地村民完成“儿女双全”愿望的另一原因,就是当地对户口管理的漏洞,据当地村民介绍,只要村主任开一张证明,再找人花些钱说是超生的,派出所基本都会给这些孩子上户口。

记者随后到涉县河南店乡采访获悉,该乡购买女婴更为普遍,以至于一名基层民警在统计完该乡购买女婴的数字后,吓得不敢向上级汇报,“报了估计县局领导也不敢往上报,太多了(仅该乡就68名)”。

办案民警向记者证实,这些被解救的婴儿大多已在当地派出所上了户口。“最小的仅出生10天,大的也刚满月,只有一个男婴是2岁。”崔志洪说。

正因为这些家庭购买女婴的初衷是为了防老,所以这些家庭无一例外都对这些女婴呵护备至。许多“妈妈”认为自己比孩子的生身父母更好,她们普遍认为“抱养不犯法”。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她们已与买来的婴幼儿有了深厚感情。这给解救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妈妈”哭、孩子也哭,场面让人心酸。“据我们了解,‘妈妈和孩子的确感情很深,打心眼里把孩子当做未来的依靠。同时,他们几乎都是倾其所有才抱养孩子,孩子走了,钱也打了水漂……对于这些有了感情的‘非法母子,每一次正义解救都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新的伤痕,这也是我们这次办案的难点所在。”一名办案民警说。

被拐婴儿安置难题

7月3日,从山西回到涉县火车站派出所的崔志洪没有将两名被拐女婴带回:“带回来放哪呢?这30多个都够我头大了,你看看我现在睡这床,这被褥,都是为这些婴儿购置的,”他苦笑着说:“现在再解救被拐婴儿时,已不再考虑将这些婴儿带回,而是为这些婴儿抽血化验,建立档案,以备将来为他们寻找亲生父母。”

据办案民警介绍,刚开始几天,被解救回来的婴儿都被安置在专案组临时所在地——火车站派出所院内,但由于被解救的婴儿越来越多,警方不得不一边抽调女警过来帮忙,一边放宽政策,允许买这些婴儿的父母进来与这些婴儿同吃同住。一时间,这个仅有9名工作人员的小派出所“热闹非凡”,为防不测,派出所还特意在大门口加固了一道铁网。

随后,为缓解专案组办案人员照顾这些被拐婴儿的压力,在公安部及河北省公安厅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涉县当地民政部门暂时把这些婴儿安置在了福利院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福利院工作人员抱怨说:“我们一个县级福利院哪有能力一下子安置几十个婴儿?这几天院长头都大了。”

而因为贩婴网络的“源头”很难确定具体地址及犯罪嫌疑人,所以至今仍无法找到被拐卖婴儿的相关家庭信息。令人欣慰的是,办案民警已经为解救出的婴儿采集了血样,并全部送往河北省公安厅做DNA鉴定。目前公安部已建立了“打拐DNA数据库”,在DNA数据库的帮助下,可运用远程比对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快速、高效地查找被拐卖儿童。

在未找到孩子们的家人之前,这些婴儿的安置问题仍是个难题,“具体安置方法,只有待上级公安部门商议后再做决定。”崔志洪挠着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