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华

提起张玉凤这个名字,我国50岁以上的人都不陌生,而且对她总有一种神秘感。她是毛泽东晚年的机要秘书,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直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

我和张玉凤认识,要追溯到20年前。由于她的特殊身份,所以那时我费了许多周折才采访到她。后来得知,我是她走出红墙之后,采访过她的极少数记者之一。

一

1989年年初,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萌生了采访张玉凤的念头,明知采访她很困难,但我还是想试一试。我把这个想法跟编辑部同志沟通后,他们很赞成。于是,我开始打电话联系,足足打了两三天电话,终于找到了她,但她表示不愿意被宣传,婉转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并先我挂断了电话。

当记者就应当有一股韧劲,认准的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也许是绝大多数记者的“职业病”。张玉凤的这种态度,是我所预料的,因此虽然碰了软钉子,我并未气馁,又继续打电话给她,强调我是新华社的记者,是个老同志,不是小报的,绝不会乱来,一切都会尊重她的意见,她终于被我的执著所感动,同意与我见面聊聊。

沟通和交流是一种好办法,许多疑虑、误解可以通过坦诚的沟通和交流得以解决。我们一见面,张玉凤就说,你的敬业精神很可佳,我都被你感动了。我说,你是名人,能够采访到你不容易,我应该感谢你才是。我和张玉凤都是东北人,算是半个老乡,年龄相差不太大,没有人们所说的代沟,共同语言自然比较多。我们聊了许多有关家庭、孩子、房子、生活、工作等方面的情况,谈得很投机,她表示愿意继续接受我的采访,所以在此之后我又去过她单位和她家几次,为她和他们全家拍了不少照片,他们对我很热情、很配合。每次离开她家时,她总是翻箱倒柜找出一些小孩喜欢吃的东西,让我带回家给孩子们。

二

张玉凤1944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因为家庭困难,她只读完了小学六年级,那时她才14岁。为了生活,这个倔强的姑娘只身出去找工作,刚好铁路局招工,她试着去报考,没想到真的被录用了,成为铁路客运乘务员,她有机会随火车来到北京,看到了紫禁城,看到了天安门,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1960年秋,铁道部到张玉凤所在单位去选调专列人员,她幸运地入选,年仅16岁的她当上了中央首长专列的列车员,不久被调到毛主席的专列上当工作人员,1970年又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后来毛主席秘书徐世夫病故,经中央批准,她又兼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直到1976年毛主席离开人世。

人的命运有时并不完全由自己掌控,张玉凤就是这样。这个来自边陲小城的普通女孩,做梦也没有想到,转瞬之间竟能一步登天,进到“伟大领袖伟大统帅”的核心圈子里,而几年之后她又从巅峰跌到谷底。如此大上大下、大起大落的奇特经历,使她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世态炎凉。

张玉凤是一位很文静很质朴的女性,她举止文雅,讲话轻声细语,待人诚恳,不张扬,不矫揉造作。她写的字跟她的人一样,清秀漂亮。她退休前在铁道部老干部局工作,是个处级干部。她丈夫刘爱民是铁道部一位处长,1米80以上的个头,浓眉大眼,标准的男子汉,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长得很“酷”。两个女儿很有教养,像爸爸妈妈一样漂亮,那时老大读大学,老二读中学,一家四口,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和睦幸福。

她对她的婆婆非常好,贤惠孝顺,婆媳关系很融洽。因为她婆婆家离她工作单位很近,所以一次我去她单位拍照,中午她把我拉到她婆婆家吃饭。一进门她就扎起围裙,洗菜做饭,忙个不停。

谈起婆婆,张玉凤非常感慨。她说,她永远不会忘记婆婆对他们的恩情,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婆婆带大的。那时她工作繁忙,根本无暇照顾孩子,是老太太和她丈夫刘爱民付出了极大的辛苦。

我和张玉凤前前后后接触了一个星期左右,相互熟悉后,她告诉我,她不想出名,也不想逐利,只想过几年平静安稳的日子,特别不愿意被别人打扰,包括接受记者采访。我比她大几岁,也许她觉得我是个老同志,说话办事比较沉稳,又是中央新闻单位的,所以她认为我是可以信任和交往的朋友。

我为她和他们全家拍了不少照片,这些照片都留在我的手里,一位广州朋友得知这个情况后,建议在香港给她出一本画册。我征求张玉凤的意见,她说算了,搞那玩意干啥?她还说你段老师如果出画册,用一两张我的照片就可以了。可惜我至今也没有出过一本画册。

1993年冬天,一天她打来电话,说她两个女儿都到美国上学去了,因为想家向她要家里的照片,她让我把她家的合影洗两张,并说洗好后她自己来取。没过几天,她真的跑来了,当时我正在别的办公室开会,她就在我的办公室等我,编辑部同志知道后,好几个人借故跑到我的办公室,目的就是想看她一眼或与她搭讪几句。

由于张玉凤的身份特殊,她的知名度也较高,所以毛主席逝世后,涉及毛主席的一些活动她有时被邀请出席。有一天我在北京天宁寺的毛家饭店碰上了她。那天是毛家饭店开业,主人请了许多宾客,除了张玉凤外,还有汪东兴、陈锡联、李讷和她的丈夫王景清、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扮演毛泽东青年时期的两位演员,以及敬一丹等中央电视台几位名嘴。我和那个饭店的老板早就相识,因此也被邀请参加。我看到有些人争着与张玉凤、李讷照相,她们都很高兴地应允,并与之配合。

三

关于毛主席晚年的情况,张玉凤断断续续说过一些。她说,毛主席晚年的时候,人们还狂热地颂扬他老人家“神采奕奕”,祝福他“万寿无疆”。实际上,这是把毛主席神化了,也可以说这是人民群众的良好愿望。世界上没有万寿无疆的人,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逃脱不了。毛主席不是神,而是一个上了年纪而又苍老多病的老人。他从1971年之后就疾病缠身,起初是气管炎、大叶性肺炎,昼夜咳嗽不止,晚上也不能平躺下,加上林彪叛逃,对他精神打击极大,此间他曾经昏迷休克过,并突患心肌梗塞,虽经全力抢救脱离了危险,但身体很难复原,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情绪也越来越暴躁。又由于严重的白内障,双目几乎失明,不能走路,不能看文件,生活都不能自理,吃饭要一勺一勺地喂,吞咽很艰难。后来一只眼睛做了手术,情况好了一些。

当然,这些在当时都属于国家最高机密,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不知情,就是上层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

在那最困难的日子里,张玉凤和护士长吴旭君等整天整夜轮流守在主席身旁,不仅照料他的生活起居,打针用药,还要为他读报读文件,从生活到工作事无巨细,工作量之大之艰辛,常人难以想象,因此她十天半月都不能回家一次,1976年的春节除夕夜也是在老人家的病房里(也就是毛主席的书房)度过的。张玉凤说,那时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毛主席就用低哑的声音对张玉凤说:“放点鞭炮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于是几名工作人员在房外燃放了几挂鞭炮,毛主席听到噼噼啪啪的爆竹声,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由于林彪叛逃,四人帮干扰,毛主席晚年政治上不顺心,又饱受病痛折磨,心情烦躁,经常发脾气。一次,因为一件小事,毛主席生了很大的气,对张玉凤说:“不高兴你就给我滚!”张玉凤性子也很直,她二话没说,收拾一下东西就走了。回到家后,她坐卧不宁,闷闷不乐,压力很大,毕竟自己是被毛主席赶出来的。后来毛主席态度缓和了,她在离开20多天后又回到了中南海。毛主席对她说,你这可是“二进宫”了。毛主席对她的评价是:“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后代,一触即发。”从此,张玉凤对毛主席照料更加尽心尽力,毛主席非常感激,也得到了一些心理上的安慰。毛主席曾多次背诵《史记·汲郑列传》的三句话:“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主席说这几句话是赠给张玉凤的。

20年来,我和张玉凤的联系时断时续,最近电话多了一些,互相聊了各自的退休生活及家庭情况,得知她搬了新居,两个女儿都有了小孩,她和她丈夫刘爱民正在享受天伦之乐。我很为她高兴。

因为我写了一篇关于她的稿子,想请她看看,尤其在事实上请她帮助把把关,所以今年5月上旬的一天,张玉凤和她爱人刘爱民开车外出办事,顺路来到我家坐了半个多小时。她对稿子没提出多少意见,只在个别地方作点小的更改,她还把两个女儿的名字划掉了,说孩子们不愿意登出她们的名字,我很理解。我们已多年未见,互相感慨岁月催人老。不过,他们两口子除了头发白了一些,变化并不是太大。(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