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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国际文化使者(V)

2009-10-13

上海采风月刊 2009年10期
关键词:奈斯帕劳首发式

吴 伟

奈斯比特与中国大趋势

2009年春节刚过,哈波考林斯出版集团的中国总经理周爱兰女士告诉我,美国未来学家、埃森哲评选的全球50位管理大师之一、《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夫妇将来京,希望我能见见。这也是我2008年初访美时,在纽约与时任哈波考林斯总裁的简·弗里德曼女士的会见时讲的一个想法,我们希望能有像写《大趋势》、《第三次浪潮》、《软实力》这样的作者来写中国。我尤其说到奈斯比特有一本新书《定见》(英文名Mind Set)在中国出版不久,反响不错。而且听说他正在准备写《中国大趋势》,不知哈波考林斯是否了解这个情况,是否考虑出版此书?简随即拿出一本英文版的《定见》,说,这就是我们出版的,奈斯比特应该是我们联系的作者,有机会你应该见见。果然,就有了这次见面。

对奈斯比特先生,我并不陌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两本书在风靡世界的同时,也席卷了中国。一本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本就是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甚至将这两本书作为司局级干部的必读之书,中国的学子们,大学生和研究生更是对其趋之若鹜,因此,托夫勒和奈斯比特就有了许多中国“粉丝”,当时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据说,《大趋势》全球销量超过900万册,我想,这绝对是一个保守的数字。我逐字逐句读完了这本书,尽管并没有完全读懂,但是知道这两本书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追捧,是因为它们将成为整个人类从工业化时代进入信息化时代的标志性著作,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而言,无疑,具有启蒙作用。其后,奈斯比特又有《亚洲大趋势》、《女性大趋势》以及《2000年大趋势》相继问世,我就有些着急,他什么时候会写一本《中国大趋势》呢?

终于听到奈斯比特写《中国大趋势》的消息,我当然要见见这位神交已久的预言大师。

我们被安排在东方新天地翡翠宫见面。约翰·奈斯比特及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如约前来。老人虽已80高龄,却丝毫没有老态,除精神矍铄外,那充分展示个性的大胡子风采依旧,只是比想象中略微清瘦了些。

给我的名片是“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院长”,我们的谈话从《大趋势》谈到《中国大趋势》。奈斯比特说,若干年前,江泽民先生曾约见过他,他对江先生说过,台湾地方很小,故事不多,但讲得很好。中国大陆地方很大,故事很多,却没有讲好。江先生说,为什么你不讲讲呢?我说,我也听过这个故事,也有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讲讲呢?奈斯比特说,很遗憾,我错过了一个机会,但我当时确实没有准备好。现在,我准备好了。《中国大趋势》经过三年的考察和研究,终于要脱稿了。

奈斯比特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第一次访问中国是1967年,经过40多年观察和研究,他对中国充满了信心。20年前,他说中国是黎明之国,进入21世纪,黎明正在转为白昼,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他对西方与中国的发展情况这样总结:西方国家正在保持着现状,而中国正在实现着新的目标;西方国家在很多方面进行思想禁锢,而中国正在解放思想;西方国家不断增加经济管制,而中国正在减少经济管制和监管;西方想要告诉别人他们是问题的解决者,而中国是更多机会的寻求者;问题的解决者侧重于过去,机会的寻求者则着眼于未来。西方国家正在走下坡路,中国正在走上坡路,而西方对这种状况缺乏心理准备,他们对中国时而恐惧,时而妒忌,时而排斥,所以,他们经常心态复杂地攻击中国。

我和奈斯比特先生边吃边聊,一点也没有陌生的感觉,既没有年龄的距离,也没有文化的隔膜。老先生的目光中透露着睿智、深刻,也有渴望,还有童稚。他对中国的友好及乐观,基于他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

问到《中国大趋势》的写法时,老先生拿出一叠A4纸,说,这是最新的写作提纲和要目。他一一讲给我听。全书共有八个部分,当听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这一中国特色的政策制定及管理模式时,我忽然想起一个案例——2003年的孙志刚案。孙志刚因为未带身份证而被扣留,在看守所期间被殴打致死,引起公众不满,舆论哗然,特别是网民穷追不舍,以致三个月后,国务院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我简略地告知这个导致制度改变的故事,奈斯比特及夫人认为这个案例很重要。听着他对中国趋势的描述,由不得你不对中国的前景充满信心。想当初他在《大趋势》中预言了十个大趋势,大部分成为现实,其中“网络社会”和“全球化”两大趋势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

凭着他未来学家、全球管理大师的身份,凭着他曾准确预言了世界的大趋势,凭着他的科学态度及对中国的深度研究,我非常相信他的预言。《中国大趋势》这样结尾——今天,中国拿到了最多的奥运会金牌,明天,也许将变成诺贝尔奖的大赢家。

我们期待着。我想,奈斯比特先生更加期待。

基督徒鲍勃

帕劳先生的团队中有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他一直追随帕劳,每次老先生访华都有他相随。我对他有印象,一是因为他高,估计超过190厘米,使我这种不算矮的人都要仰着头跟他说话,二是他不爱说话,当然,会见的时候也轮不到他说话。

因为他不爱说话,与他的交往就不多。2006年3月,我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学习一个月,其间,鲍勃又访中国,这次不是随从,而是代表帕劳来访,谈关于《江边对话》的出版问题。人到了北京,才知我不在。我让人转告他我肯定回不了北京,而且与其他人谈也是一样的。但鲍勃坚持要来上海与我面谈。为了与他见面,还与我的主管部长抢了一回翻译。由此可以看出,帕劳先生对鲍勃的信任,鲍勃虽然不太说话,但心里有数。他坚持要见我,也说明他信任我,知道出版的事找到我就踏实了。我们在上海的见面至关重要,基本上确定了出版的细节、运作的程序以及中美双方各自承担的义务,为《江边对话》的顺利出版奠定了基础。

此后,我们电子邮件往来不少,他也随帕劳来过几次,包括2006年9月参加《江边对话》在中国的首发式。他依旧是不大说话,但需要他的时候,他一定适时地出现在他该出现的地方。

2008年2月,我们到纽约参加《江边对话》美国版的首发式,再次见到鲍勃。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次的活动不仅仅是一个新书首发式,或者不是我们所理解、所经历过的中国式的首发式。为了这本书,大大小小的见面会、各类媒体的采访不下十次,基本上都是鲍勃在打理安排。他不声不响,但每一次活动,每一个采访都安排得细致入微,井井有条,由此可看出鲍勃的工作状态和工作作风。

在活动的间隙,他还不忘带我没来过美国的中国同事上街观景,我与其聊天,说点工作之外的事情,诸如小孩在中国读书好还是在美国读书好,在中国生活好还是在美国好等等。鲍勃虽然来中国的时日无多,次数有限,却由衷地认为,在中国生活好,东西便宜,学校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中国比美国要好。我打趣说,等你有了小孩,送到中国来吧,我可以做孩子的监护人,鲍勃竟当真地边笑边点头。

可能是太投入了,也可能是太累了,接近活动尾声时,鲍勃病了,嗓子哑得说不出话。这倒也没影响他什么,因为他原本就不太说话。他终于没能陪我们活动到最后,提前回家了。在机场与我们分手的时候,我们竟然有依依不舍的感觉。

回京不久,鲍勃又写来几次电子邮件,我因为忙一直没有回信,有一天,鲍勃的邮件中有一个附件,是他刚刚诞生的儿子。小伙子幸福地咪咪笑着,大概是庆幸有一个好父亲吧。

鲍勃的热情、友好,对工作的细致而又不张扬,给我们代表团的每一个人都留下深刻印象。过去概念中的美国人,都是大大咧咧、张扬外向的人,鲍勃完全颠覆了这个概念,他是一个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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