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北斗信仰考

2009-10-10张黎明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2期

张黎明

〔摘要〕北斗崇拜是两汉时期人们信仰世界的一大内容,不管是文献资料还是出土文物都能清楚地说明这一事实。问题在于为什么崇信北斗,通过梳理材料,大体可知汉代北斗信仰中最有代表性的观念主要有两点,一是北斗为“帝车”,是上天之主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地上人君的象征;二是北斗为司命帝君,人死后归于北斗门下,其司职类似于后世的地狱阎罗。其中,北斗司命帝君的身份较少被人论及,而这一点恰恰又是对道教北斗本命神信仰影响最大的。同时,搞清楚这一点,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人对身后世界的想象。

〔关键词〕北斗;信仰;帝车;司命帝君;道教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9)02-0122-05

在古代的信仰文化中,对北斗的崇拜渊深面广,从上古时“观象授时”的标准星,到反映人间“七政”、掌管生杀化育的北斗帝星,进而演化成道教中消灾增福的北斗七(九)星官。在这一进程中,学者们对道教中的北斗崇拜研究较多,而对道教产生之前的情况则语焉不详,尤其是对秦汉时的北斗执掌鬼府阴事的司职论及较少。本文即是主要考察汉代、尤其是道教产生之前的北斗信仰。

两汉人崇信北斗已是勿庸置疑的事实,随手就可以找到许多有力的证据,如汉长安城修建成“斗形”①;旗帜上绘制北斗“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太—锋,命曰‘灵旗。”[1]从秦以迄东汉,北斗立庙祭祀;出土的汉画像中频现北斗身影等等。那么,汉代人为什么如此崇信北斗,他们对北斗的认识又有那些影响了道教兴盛后北斗本命神信仰呢?

一、从“观象授时”到“以齐七政”

北斗星因其形而得名,古人又为七星分别命名。据《史记》索隐引《春秋运斗枢》云:“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标(杓),合而为

斗。”[1](1291-1292)斗身为“魁”,称为“斗魁”,或是“旋(璇)玑”;斗柄为“杓”,或称“玉衡”。《春秋运斗枢》是纬书,其成书晚于《史记》,《史记·天官书》在介绍北斗时,七星还未有如此细致的称谓,但是主要的名称已经出现:

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1](291)。

《史记》上的这段话是汉代对北斗较为系统的记载,它反映出当时人对北斗的理解,大体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北斗的定时作用,所谓“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初昏、夜半、平旦就得以区分,由北斗可以知四时,定节气。这是对古老的北斗历法的一种概括性总结。二是北斗与天上众星相互联系,由北斗可以找见二十八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李约瑟解释说“角的位置可由斗柄最后二星的位置定出,从玉衡引一条直线与连接天极、天权的线平行,就指出了南斗的位置。斗魁的延长线正与参相遇。”[2](215)强调了北斗主宰二十八宿的天文定位。三是“斗为帝车”,这是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下数术意义上的北斗观念,也是秦汉北斗信仰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以上三个方面反映出汉人崇信北斗的事实以及内容,而现存文献中的诸多材料也能进一步印证《史记·天官书》的说法,从而勾勒出汉代北斗信仰的清晰画面。

北斗信仰的形成与远古时期人们把握季节、推断时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天文历法初始的阶段,在没有任何计时设备的时期,北斗的特殊位置就格外引人注目。与现今的天象不一样,在上古,北斗曾与天极十分靠近,而且常年可见,“距今三千六百年以迄六千年前包括左右枢为北极星时代在内,在黄河流域之纬度,此北斗九星,可以常见不隐,终年照耀地平线

上。”[3](234)而且它的旋转很有规律,斗柄转动一周天,真好是四季交替一个周期,这就为先民观斗杓以定节候提供了可能与便利。一部《夏小正》就记录了夏民族以北斗为观象授时之利器的历史:“正月初昏,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斗柄悬在下,则旦。”[4](24-27)《周礼·冬官·考工记》称其为夜晚的定时器:“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5](129)《鹖冠子·环流》则记载得更为清晰明了:“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6](76)这就是以斗柄所指来定时记年的古老北斗历法,也是我国传统天文学建立的开端。随着岁月的推移,人类走出了蒙荒时代,但对北斗授时的记忆依旧清晰,甚至更为细致,《淮南子·天文讯》云:“斗杓为小岁,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帝张思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7]由此可知,虽然到秦汉时,我国的历法已初具规模,但对北斗的定位授时作用却并未忽视,尤其是在夜晚,北斗星依旧是能给人以指引的最突出的星辰。正是因为北斗星在“观象授时”中的重要作用,使其与古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从而才成为了古人顶礼膜拜的对象。出土文物显示,早在新时期时期,很多器物上(可能是礼器)就有象征北斗的图案,如七孔石刀、玉雕琢的斗魁形饰品以及陶尊上的斗杓形;甚至出土的史前陶器、玉器上多有猪形图案,也与北斗崇拜有关,因为在当时人观念中,猪为北斗的化身[8](137-167)。

上古时期.因北斗非常接近北天极,又是明亮的授时主星,曾一度被认为是极星,满天星辰绕极星而旋转,北斗就成为众星的中心”[8](124-137)。到秦汉时,随着天象的变化,人们实际观测到的更加靠近北极的星是小熊座的β星(到两晋时期,人们才以小熊座的α,即今天的北极星代替原来的β),当时称为太一,太一崇拜大行其道[9],但上古流传的以北斗为极星,北斗为天之中枢的观念依旧牢牢占据时人的知识体系,所以从前秦以迄魏晋的文献中,北斗一直居于天之中宫,主宰二十八宿。《论语·为政》:“以政为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史记·天官书》引张衡云:“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

舍。”[1](1289)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是1978年出土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绘有天文图像的漆箱盖:箱盖中央是一篆文粗体“斗”字,周围按顺时针环绕二十八宿星名,左右两端有青龙、白虎的画像,应是代表着四象[10]。这幅图像生动地表达出以北斗为中心的天文观念,同时,它又是随葬品,一定具有原始宗教的意义,与当时人们对北斗的崇信分不开。也正是有这样的观念变迁,所以《史记·天官书》所描绘的天文体系就是以“太一”“北斗”为中心,而二十八宿又是从北斗出发而确定的。

北斗天之中枢的地位为其成为“帝车”打下了思想基础。随着秦汉皇权的加强,天人感应说的流行,北斗信仰中政治教化的意义更加突出。《史记·天官书》云北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以齐七政”,索隐引《尚书大传》曰:“七政,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1](1292)可以说人间百事皆系之于北斗星。《晋书·天文志》依旧延续了这种说法:“又曰,斗为人君之象、号令之主也,又为帝车,取乎运动之义也。”又进一步引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阳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阴德,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祸;四曰伐星,主天理,伐无道;五曰杀星,主中央,助四旁,杀有罪:六曰危星,主天仓五谷;七曰部星,亦曰应星,主兵。”[11](290-291)这里的石氏可能就是石申学派的后学者,阐述了系统而完备的星占意义上的北斗七星,而天子之象是最为重要的。山东省嘉祥县汉代武粱祠石刻画像有北斗帝车图,七星排列整齐,四个星组成车舆,三个星组成车辕,车下无轮,有云气托着,星君(亦有认为是天帝)坐在车内,车前车后有人物车骑作请事状[12](217-216)。这是汉代以北斗为帝车观念的生动描绘。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北斗信仰,汉长安城被修建成“斗形”的说法力才变得可信起来[13]。史书中一些荒诞无稽的史实才不再可笑,《汉书·王莽传》记载了这样一幕,王莽视北斗为其政治的保护神,亲自监制了一件北斗形状的器物“威斗”,并随身携带。在起义军直指长安时,王莽还“旋席随斗柄而座”,由天文官推算北斗斗柄所指,王莽随时调整自己的坐向,而且口念:“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既便死到临头,“犹抱持符命、威斗”[14](4151-4191),王莽实在是一个痴迷的北斗崇信者。

那么,北斗星是何时与政治教化、帝王联系起来的?它的起源可能是比较早的,章鸿钊先生《殷人祀北斗考》考察出殷商卜辞中已保留有祭北斗的不少记录,而且通常有“王受佑”之辞,可见殷人已视北斗“主人主休咎与天下安危”[15](50-59)到秦时,北斗、南斗、二十八宿等都已立庙祭祀,《史记·封禅书》中有“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百有余庙。”这种立庙祭祀既与原始的天体自然崇拜有一定内在关联,但更主要是蕴涵着数术意义[16]。《史记》的这条记载是北斗被立庙祭祀的较早记录,而以后不管是国家祭祀还是宗教祭祀就比较多了。庙祭大盛时,与“黄灵、后土”同样尊崇,《汉书·郊祀志下》:“中央帝黄灵后土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兆”。[14](1268)即使在各种杂祀大为缩减、禁止时,对星辰的祭祀仍然是被保留、最重要的一部分,《汉书·郊祀志下》:“本雍旧祀二百三所,唯山川诸星十五所为应礼也。”[14](1257)可以说,北斗在汉代一直都是立庙祭祀的对象。

二、持人命籍之北斗帝君

在汉人的北斗信仰中,除了上述自然、数术、政治的含义外,还有一项不为人所熟悉的崇信内容:即人死后灵魂归北斗掌管,北斗曾一度扮演司命主神的角色,它与泰山府君、地狱阎罗一起构成了不同时期古人对身后世界的理解。而对北斗的这种崇拜则直接影响了成熟道教中北斗本命星君信仰,成为道书《太上玄灵北斗本命诞生真经》等道教北斗经的最主要内容。

《西京杂记》中“戚夫人侍儿言宫中乐事”条记载了这样的习俗:

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17](138)。

同一事例亦记载于《三辅黄图》中,字句大体一致,唯最后一句更加明晰:“取丝缕就北斗星辰求长命乃免”,北斗星与人之性命有关甚为明显。同时,北斗星多次出现于墓葬石像中也能从侧面说明这个问题,如上文提及的武氏祠的“北斗帝车图”,日本学者林已奈夫先生据此解说汉人的鬼神世界,认为礼拜于斗杓下的四个人中,最前的一个举手及额,仿佛是向北斗君求怜的样子,此人应是人死后之魂向北斗讲述生前种种[18]。现存的六朝小说文献中,人死后到北斗门下的记载还很常见,完全不逊于其时流传的泰山信仰、地狱传说①。如《搜神记》卷九的“道士吕石”中吕石梦见到了北斗门下,随后亡:“石昼卧,梦上天,北斗门下见外鞍马三疋,云明日当以一迎石,一迎本,一迎思。石梦觉,语本、思:‘如此,死期至,可急还,与家别。”[19]同书卷二一“柳荣”条中柳荣死后复活曰:“至上天北斗门下,卒见人缚张军师,意中大愕,不觉大呼。”于是柳荣被放归,不久,张军师战死[19](356)。《幽明录》中有“王姥”事:“吴时,有王姥,年九岁病死,自朝至暮复苏,云:‘见一老妪,挟将飞见北斗君”[20]虽然这些故事发生的年代距离汉代稍远,但在已流行“泰山治鬼”,而且佛教开始传播的时期,这些记载无疑是对以往信仰的一种历史回忆。

在汉代的纬书中,北斗多次以司命神的面目出现,而且已完全人格化了:《河图始开图》:“黄帝名轩辕,北斗神也。”“黄帝名轩,北斗黄神之精。”[21](1105)把北斗与黄帝联系起来,是因为二者都是当时信仰中的大神,都与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产生的联系,如出土的东汉中期的镇墓文中就常见到北斗、黄帝两位大

神[22]。《河图帝览嬉》:“斗七星,富贵之官也,其旁二星,主爵禄,其中一星,主寿夭。”[21](1135)这种分别执掌爵禄、寿夭的说法是较早的北斗七星各司其职的记载;《尚书纬》:“居天之中,当昆仑之上,运转所指,随二十四气,正十二辰,建十二月。又州国分野年命,莫不政之。”[21](393)既指出其定时作用,又强调执掌“州国分野年命”。与纬书对北斗的侧重点相类似,在占星术中,北斗也是主占杀伐的,仅就《后汉书·天文志》中就频繁见到这样的字句:“太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杀”,“天津为水,北斗主杀”,“流星为贵使,轩辕为内宫,北斗魁主杀”[23](3220-3259)。北斗“主杀伐”既与“主夭寿”有一定联系,又含括不同的侧面。②

北斗为司命帝君的说法为道教所吸收,转化为道教中重要的北斗本命神信仰。但在最初的道教经义中,本命神的提法还不多见,北斗主要是“持人命籍”的“鬼官”,如《老子中经》:“璇玑者,北斗君也,天之侯王也,主制万二千神,持人命籍。”《真灵位业图》:“鬼官北斗君周武王”,这些说法与两汉的民间北斗信仰极为接近。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许多拜斗求寿的事例也能说明这一吸收过程,如《搜神记》卷三《北斗南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南斗主生,北斗主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祈福皆向北斗。”注定夭亡的赵颜在术士管辂的帮助下,准备了“清酒一,鹿脯一斤”,换来了增寿至九十的超级回馈[19](266)。《三国志》“吴书”卷九“吕蒙传”中吕蒙病重,孙权“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24](1280)《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中记崔浩在其父病重时,“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叩头流血。”[25](812)《南史》卷三十六中梁人袁君正生病,巫长请他把短襦脱下作为祈禳之用,说是送给“北斗君”

的[26](716)。以上这些故事中,祈福于北斗多是由术士、道士、巫等人来完成,带有被纳入道教体系的痕迹,但北斗君还是一神担当,也没有任何本命神的说法。由此,可以说魏晋六朝的这些祈斗行为还延续着秦汉时北斗为司命帝君、人死后归于北斗门下的观念,道教色彩还不是那么浓烈。到《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北斗经》)时,道教的北斗崇拜已成为一种较为完整的体系,北斗由“帝君”、上天第一大神下降为本命星君,于本命年、本命日、三元、八节以及北斗下临人间的日子进行祈禳斋醮可以延寿免灾。在以后的发展中,道书中与北斗有关的经书越来越多,而北斗之上的尊神也增加了不少,如紫薇帝君、斗姆等等[27]。同时,后世的祈斗故事也具有了明显的道教色彩。如元杂剧《桃花女破法嫁周公》(又名《破阴阳八卦桃花女》)中北斗是七位星官。《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起坛设灯,“披发仗剑,踏罡步斗”来“祈禳北斗”。这样一些描写已完全纳入道教信仰的语境中,仪式的神秘性更加重要。

北斗君能与人之生死产生关系,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汉人的魂魄观。早在《左传·昭公七年》中已有二者不同的说法:“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

魂。”[5](341)《礼记·郊特牲》则说得更为明白:“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5](48)王充《论衡·论死》亦曰:“人死精神归天,骸骨归土。”[28](199)由此我们可以相信:“在汉代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里,广泛存在着这样的信仰:人活着的时候,魂与魄和谐统一在人体内,人死的时候,两者分离开来,并脱离身体,……魂迅速升天,而魄以较慢的速度入地。”[29]所以现今出土的汉代墓室以及画像中,均能大体区分成天界、仙界、人间、阴间四个场景,墓主人都是被导引上天[12](105-200)。汉人既然有这样灵魂上天的俗信,而北斗又占据天之中央,二者产生联系也就容易理解了。《晋中兴书》中描绘了这样一件事,可以从侧面说明灵魂升天的观念:东海王妃因为王的灵柩被火烧焚而悲痛不已,让人为东海王招魂,并将招来的魂埋葬于丹徒县,中宗皇帝却下诏书禁止:“夫冢以藏形,庙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30](3935)即是说在丧俗观念中,冢是用来埋形魄的地方,而人魂是要上天的,不应被埋于地下,所以禁止这种招魂葬。当然,这个故事又似乎在给我们暗示这样一点:到两晋时期,普通民众甚至东海王妃以及以鬼神为业的术士们都已对灵魂归天的古礼俗开始淡忘了,这似乎也说明北斗君从“帝君”下降到“本命星君”的不可避免。以后,北斗就主要以“本命星君”的神职占据道教的重要一席,随着道教的兴衰而沉浮。近现代以来汉民族中已找不到完整的祈斗禳灾的仪式,只是在民间丧葬礼俗中还残留着星星点点的印迹[31]。这一点点残留或许就是对我们遥远过去以北斗为鬼官,人死后向北斗报道的一种回应。

三、结论

在古人的信仰世界中,北斗信仰起源早、流传广、影响面较大,从新石器时代以迄明清都能寻觅到它的踪迹。在这个过程中,汉代的北斗信仰恰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既继承了上古时天文意义上北斗独尊地位,又开启了道教北斗本命神信仰的源头。

汉代对北斗的认识是多方面的,最重要、也是最有特点的是两点,一是以北斗为“帝车”,是上天之主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地上人君的象征;二是北斗为司命帝君,人死后归于北斗门下,其司职类似于后世的地狱阎罗,这一点是与道教北斗本命神信仰最为接近的。但同时需要说明的是,道教中的北斗崇拜体现的方面比较多,而不单纯是本命星君,至于其他崇信内容与秦汉时的北斗信仰是否有联系,则可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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