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赛

〔摘要〕四库馆臣说《文章缘起》为伪作的四条理由均不充分,后人因之附会的一些理由更不能成立。山堂考索本《文章缘起》是张绩的增补本,张绩对《文章缘起》作过个别注释,并可能从梁代的物原论中补入了三十四种文体。除非能够举出更有力的证据,否则,《文章缘起》中的大部分内容仍可认定为任昉所作。

〔关键词〕文章缘起;真伪;任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9)02-0070-06

如果我们把元明以来官私刊刻的各种古艺丛书搬出来随手翻看,就会发现,归于梁代的文学理论著作共有三部:一部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一部是钟嵘的《诗品》,还有一部是任昉的《文章缘起》。对于前两部书,文学理论界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可观的成果。而对任昉《文章缘起》的研究,近三百年来却几乎无人问津,不为大多数人所知。难道是这本书没有什么学术影响吗?不尽然。该书在陈代有人续写,唐代有人补辑,自宋代起就有刻本流传,明代有人作注,有人续写,到了清代,甚至还有人作了补注。那是这部书流传不广?也不尽然。这部书至今尚存四个版本系统共十五种刻本,被四库全书收印了两遍。有的学者以为,《文选》的文体归类,受到了该书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宋人严羽写《沧浪诗话》,诗体部分沿用自该书。那为什么这部书一直没有引起近人的重视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人们都模模糊糊地认为《文章缘起》是本伪书,有人认为是唐代的张绩伪造,有人认为是明代的陈懋仁伪造,总之靠不住。连文本都靠不住,也无暇论及学术价值了。

怀疑《文章缘起》是张绩所伪,是四库馆臣的意见。怀疑《文章缘起》是陈懋仁所造,是人们附会了四库馆臣的意见。在四库馆臣之前,尽管有人对书中的观点提出商榷,但并没有人断定这部书是伪作,在四库馆臣之后,也没有人去研究四库馆臣的理由是否成立。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就得把四库馆臣的意见一条一条摆出来,看是不是充分,如果充分,《文章缘起》就是伪作,如果不充分,就不能说明《文章缘起》是伪作。

《四库总目提要》说:“文章缘起一卷。旧本题梁任昉撰。考《隋书·经籍志》载任昉 《文章始》一卷,称有录无书,是其书隋已亡”。四库馆臣认为《文章缘起》旧本都题作者是任昉,但《隋志》称已亡。既然《隋志》称已亡,那后来出现的《文章缘起》,就不是出于任昉之手了。这是四库馆臣的第一条理由。

然而,这条理由并不充分。《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着录:“《文章始》一卷,姚察撰。梁有《文章始》一卷,任昉撰;《四代文章记》一卷,吴郡功曹张防撰。亡。”《隋志》这条着录有些蹊跷。《旧唐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着录:“《文章始》一卷,任昉撰、张绩补。《续文章始》一卷,姚察撰。”《新唐书·艺文志·子部·杂家类》着录:“任昉《文章始》一卷,张绩补。姚察《续文章始》一卷。”两唐《志》都记载姚察的著作是《续文章始》,为什么《隋志》却要着录为《文章始》呢?难道姚察不知道早在他不到七十年前,任写过一本《文章始》的著作吗?

据《陈书·姚察传》及相关史料,姚察(533-606)年出自南方名族,从小阅读父辈聚蓄的大量图书,见多识广,深得简文帝萧纲的礼待。552年,30岁的姚察受梁元帝之命令协助杜之伟修编国史。557年,陈武帝让姚察协编徐陵修国史。588年,姚察被陈后主正式任命为著作郎,主修陈史。589年,姚察受隋文帝之命撰写梁、陈二代国史。隋炀帝二年(606),姚察死于任上。在74年的生命历程中,他有44年的修史经历。本传称姚察:“终日恬静,唯以书记为乐,于教训籍无所不睹。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富博。且专志着书,白首不倦,手自抄撰,无时暂缀。尤好研核古今,諟正文字,精采流赡,虽老不衰。”姚察的著述,《陈书·姚察传》着录有:《汉书训纂》三十卷,《说林》十卷,《西聘》、《玉玺》、《建康三钟》等记各一卷,《文集》二十卷。《隋书·经籍志》着录有:《汉书训纂》三十卷,《汉书集解》一卷,《定汉书疑》二卷,《梁书帝纪》七卷,《文章始》一卷。可惜这些著述绝大部分至今不传,《全隋文》只收其《乞终丧表》与《遗命》二文。作为历仕梁、陈、隋三朝的历史学家,姚察不可能不知道在他之前任昉有着一本《文章始》。《陈书·姚察传》说:“梁、陈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论及纪、传有所阙者,临亡之时,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思廉泣涕奉行。……大业初(605),内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梁、陈二代史,自尔以来,稍等补续。”在姚思廉续成的《梁书·任昉传》结尾有“陈吏部姚察曰”的评语。可见,《任昉传》为姚察所撰。姚察对任昉的材料十分熟悉,必定亲见过任昉的《文章始》,从常理上讲,姚察的著作应该叫《续文章始》,两唐志的着录,才是他的本名。

那么,《隋志》为何没有“续”字呢?是编者他没有见过姚察这部原书吗?根据《旧唐书·姚思廉传》记载,贞观三年(629),姚思廉受诏与魏征同撰梁、陈二史。甚至,有人说,姚思廉直接参与了《隋志》的编订。《四库总目提要》说:“唐书”思廉本传称:贞观在年,诏思廉同魏征撰《艺文志》。”作为《隋志》的执行者,姚思廉肯定知道父亲的著作名叫《续文章始》,在修《隋志》的时候,任昉的《文章始》一时找不着了,就干脆把父亲的书改一下名,李代桃僵,以《文章始》之名著录进了《隋志》。《梁书·任昉传》与《陈书·姚察传》只字不提《文章始》,恐怕也是一种含糊其词。

就算《隋书·经籍志》说其书已亡是事实,那也只代表修《隋志》的人没有看到了这本书,或者秘阁没有这本书,并不能肯定这本书就不存在了。事实上,它完全有可能存在于私家收藏当中,后来被发现,再重新抄入秘阁,进入新的秘阁书目。对照一下《隋志》与《旧唐志》,我们不难发现:有些书《隋志》说没有了,《旧唐志》却说有;有些《惰志》说残缺了,《旧唐志》却说是全的,《旧唐书·经籍志》所登录的书籍,是玄宗开元年间秘阁所收的实录,应该真实可信。而开元年间秘阁搜书,又是根据王俭《七志》和阮孝绪《七录》而来的,所以书比唐初整理出来的《隋志》要多一些,全一些。我们并不能因为《隋志》说《文章始》没有了,就认为《旧唐志》着录的《文章始》是伪书。这个道理,早就被郑樵指出来了:“古之书籍,有不足于前朝,而足于后世者。观《唐志》所得旧书,尽梁书卷帙而多于隋。盖梁书至隋所失已多,至卷帙不全者又多。唐人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搜访图书,所以卷帙多于隋,而复有多于梁者。如《陶潜集》,梁有五卷,隋有九卷,唐乃有二十卷,诸书如此者甚多。孰谓前代亡书不可备于后代乎?”郑樵说前代的亡书可备于后代,无疑是正确的,但他按卷数论书籍是否残缺,又不完全符合事实。在抄书的过程中,后人完全可能对原书的卷数重新调整,这在古籍的整理与典藏中都不难找到例证。这个道理,清代的章学诚作了进一步地阐述:“郑樵论书,有不足于前朝而足于后世者,以为《唐志》所得旧书,尽《梁书》卷帙而多于隋,谓唐人能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以求之之功,是则然矣。但竟以卷帙之多寡,定古书之全缺,则恐不可尽信也。”《文章始》历来只有一卷,不存在重新分卷的问题。很有可能是唐开元中根据《七录》从私家藏本中抄出。

《四库总目提要》说:“唐书·艺文志”载任《文章始》一卷,注曰:“张绩补。绩不知何许人,然在唐已补其亡,则唐无是书可知矣。”这是四库馆臣的第二条理由。

这条理由有一定的根据,但并不充分。两唐志着录:“《文章始》一卷,任昉撰,张绩补。”《隋志》编写以后,开元三年(716),唐玄宗又组织人民对秘阁的书目进行了一次整理。据《旧唐书·经籍志序》记载,唐玄宗认为内库中那些太宗、高宗时代旧书,日常由宫内太监主管,残缺的部分没有补全,篇卷错乱,很难检阅,于是命令褚无量、马怀素等人进行整理。开元七年(720),玄宗又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这样,才写成新的四部书目录。由张绩补定的《文章始》一卷就是这时候着录的。张绩是什么人?四库馆臣也没有说清楚。我们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知道,张绩正是玄宗朝中书令张九龄的侄子,曾做过曲江令。下面,我们看看《新唐书·宰相世素表》中记录的张绩世系:

张九龄卒于开元二十四年(737),年68岁。张绩生活的年代,大约去此前后50年,他完全有可能在716或720前后完成对《文章始》的补定。

那么,《旧唐志》着录张绩补《文章始》,是否就意味着这部书在唐就亡佚了呢?让我们先看一个唐人补书的例子。《新唐书·艺文志》着录《亢桑子》二卷。天宝元年,《亢桑子》求之不获。襄阳处士王士元谓:“《庄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仓子》,其实一也。”取诸子文义类者补其亡。原书不存在了,王士元分别从多部书中把相关的内容抽出来,重新组合成一部新书。晁补之评价说:“今世有《亢桑子》书,其首篇出《庄子》而益以庸言,盖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实,又何况取其语而益之者?其为空言尤也。”四库馆臣可能据此类推,《文章始》唐时没有了,张绩从多部文章原始类著作中抽出相关内容,补成了一部新书。但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唐代还有另外两种补书的体例。《旧唐书·经籍志》着录:“《肘后救卒方》四卷,葛洪撰。《补肘后救卒备急方》六卷,陶弘景撰。”显然,《补肘后救卒备急方》和《肘后救卒备急方》是两本不同的书,内容上没有产生交集。《四库提要》说:《“肘后备急方》八卷,晋葛洪原撰,初名《肘后卒救方》,梁陶弘景补其阙漏,得一百一首,为肘后百一方。”《旧唐书·经籍志》着录梁元帝撰《补阙子》十卷也属于这种情况。又《旧唐书·经籍志》着录:“《今书七志》七十卷,王俭撰,贺纵补。”①贺纵补的,是王俭的四十卷本《七志》。《南齐书·王俭传》:“(俭)撰《七志》四十卷,表献之。”贺纵在王俭的基础上增补了三十卷。既然是一个合刊本,所以,连名字都改成了《今书七志》。这两个“补”字都是增补的意思,即原书有些方面还没有写到,增补一些内容,使原书更全面。“补”字记在补录者的后面,表明是一个合本。从著述体例上来说,《文章始》一卷,张绩补,应该与《今书七志》七十卷,贺纵补属同一种情况。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张绩究竟补了一些什么内容?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只有从版本源流上找依据了。现存最早的《文章始》版本为山堂考索本。在该版本中,序言“六经素有歌、诗、诔、箴、铭之类”之下夹注了一段文字:“《尚书·帝庸》作歌,《毛诗》三百篇,《左传》叔向《遗子产书》,鲁哀公《孔子诔》,孔悝《鼎铭》、虞人(箴)。”这段文字在明陈懋仁注本中移作了正文。在陈懋仁之前,记录对《文章始》进行过整理的,只有张绩。这段文字只能是出自张绩之手。这说明,张绩对《文章始》作了一些注释工作。

《文章缘起》的著述体例一般是“某体某朝某职某人某篇”。如“五言诗。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有些文体一开始没有名字,“某作”就改成了“所作”,如“三言诗。晋散骑常侍夏侯湛所作。”《文章缘起》这种体例和《诗品》的十分相似。《诗品》品录作者一百二十人,目录大多是这个形式。《文章缘起》:“五言诗。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诗品》上卷有:“汉都尉李陵诗”。《文章缘起》有:“挽词。魏光禄勋缪袭。”《诗品》中卷有:“魏光禄勋缪袭”。②这一体例与当时的别集名称有关。今本《文章缘起》中那些与此体例不合的文体,都是张绩所补,计有34种:四言诗、歌、离骚、诏、奏、论、议、反骚、荐、白事、移书、箴、颂、碣、誓、乐府、传、上章、解嘲、旨、诫、吊文、告、传赞、谒文、祈文、祝文、悲文、哀词、七发、离合诗、连珠、歌诗、约等。

他补入的材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根据现在的材料,我们可以作四种假设。其一,张绩将姚察的《续文章始》中的部分内容补入《文章始》。从书名上看,“续”的意思是与原书没有交集,姚察所续的,应该是任昉所著述的部份,如明代陈懋仁的《续文章缘起》与任昉的《文章缘起》就没有任何交集。张绩补书的时候,《文章始》与《续文章始》两部书都还存世,并且区别十分明显,这个假设基本不能成立。其二,张绩将《文心雕龙》、《文选》、《文章流别论》中的文原论补入了《文章缘起》。 《文选》中基本没有成型的文原论,《文心雕龙》直承《文章流别论》,文原论属于经学派,即坚持所有的文体都源于经书。任昉的文原论属于文章派,即以文章别集与总集的着录确定文体的渊源。观点不同,内容也大不一样,不能拿来增补。这个假设也不成立。其三,张绩将姚察以后的文原学补入了《文章始》。要是这样的话,两唐志就应该着录为:“《文章始》一卷,任昉撰。《续文章始》一卷,姚察撰,张绩补。”可见,这种假设也不能成立。最后一种假设,张绩将齐、梁时代物原论中的文原部分补入了《文章始》。《旧唐书·经籍志》着录:“《物始》十卷,谢昊撰。《事始》三卷,刘孝孙撰。”《物始》的著者谢昊为梁、陈史官。《新唐志·艺文志》着录:“谢昊、姚察《梁书》三十四卷。”姚思廉撰《梁书》,就曾采录了谢昊的记载。四库馆臣说:“唐贞观三年,诏姚思廉与魏征同撰《梁书》。思廉,梁史官姚察子,推其父意,复采谢昊等所记,以成是书。”(《梁书跋》)《事始》的著者刘孝孙是任昉的老朋友,他们都出于竟陵王萧子良的门下。《南史·王僧孺传》:“司徒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僧孺与太学生虞羲、丘国宾、萧文琰、丘令楷、江洪、刘孝孙并以善辞藻游焉。”《物始》、《事始》虽是一般性的物原论,但其中很有可能包括部分文原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唐人刘存的著述中推导出来。刘存,生平不详,着《事始》、《说原》、《阴阳自然变化论》①他的物原论中包含了十余条文原论。张绩将与任昉同时代的学者的物原论中与文原相关的部分补入《文章始》,是完全合理且可能的。所以,现本《文章缘起》中的所有内容,基本代表了六朝文章家的文原观点,可视为任昉本人的观点。

《四库总目提要》又说:“宋人修《太平御览》所引书一千六百九十种,挚虞《文章流别》、李充《翰林论》之类无不备收,亦无此名。”这是四库馆臣的第三条理由。

这个理由同样不充分。《太平御览》修于太平兴国(977-984)年间,虽煌煌千卷,又怎么能收尽当时天下之书呢?就算是《文章流别》和《翰林论》,《太平御览》所收也有遗漏,这点学人早有补证,自不待言。《四库总目提要》又说:“然王得臣为嘉佑中人,所作《麈史》有曰:梁任昉集秦汉以来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缘起》。……所说一一与此本合,知北宋已有此本。”②王得臣为北宋中期人,后太平兴国时期不过百年,期间又是文治之世,没有图籍大量遗失的记录。再者,王得臣元丰年间(约1081)为秘书丞,掌管内阁图籍,断然不会妄引他书,当有所本。王得臣后约七十年(1159-1162),又有洪适作《文章缘起跋》说:“三馆有集六卷,悉见萧氏、欧阳氏类书中,疑后人掇拾传者,于所传无益,独是书仅存。”洪适说《任昉集》六卷是后人从总集中掇补的,没有什么流传价值,只有《文章缘起》一书是单行本,非他人所掇拾,所以刊刻了。洪适的这一论断可不可靠呢?这就要看洪适是什么人,他从什么地方得到《文章缘起》这个本子。洪适位至宰相,与其弟遵、迈并称为“三洪”,都是饱学之士。绍兴年间(约1159-1162),洪适曾短期出任徽州知府。洪适想到任昉曾任职于此,“尝欲会梓遗文、刻石木石,以慰邦人无穷之思而不可得。”就从当地所藏中找到张绩补本刊行了。《宋史·洪适传》:“桧死皓还,道卒。服阕,起知荆门军。……改知徽州,寻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会完颜亮来侵……”据《宋史·秦桧传》,桧死于绍兴二十五年,洪皓也死于是年,服阙三年,当为绍兴二十八年(1159)。又据《宋史·王质传》,完颜亮南侵在绍兴三十一年(1162)。所以可以大致确定洪适《文章缘起跋》作于1159-1162年间。从某人任职的地方求某人的著作,是历代觅书家的惯例。任昉卒于新安太守任上,颇有政绩,新安人十分景仰他,在新安保留了许多任昉的故物。宋人罗愿《梁新安太守任公祠堂记》:“城北四十里有溪,旧号昉溪,其旁有村,号昉村,实皆以公得名。……唐大中九年(855),刺史卢公始改是溪曰任公溪,村曰任公村,乡闾习熟其旧,未能尽革。介其间有精舍,尚号昉寺。寺之建,莫详其始。中废日久,国朝祥符初(1008),僧如泰请于州,即旧址起废以承旧额。元丰元年(1078),县移文命易之,改号任公,遵大中之教也。其后相继增葺,寺寝以兴,为屋数百楹。其前为飞阁,尤雄。凡所以隆其师安其徒者种种,悉备顾。”在祥符初年至元丰年间的80多年里,当地居民对任昉寺进行了数次修葺,自此以后,再没有提到任公寺庙荒废的情况。这表明,与任昉有关的文物在此后一段时间保存较好,《文章始》也当于此时在寺中保存。这个本子,即洪适1159-1162年间所刻《文章缘起》的底本,比较能反映716至720年前后张绩修补后的原貌。洪适刊刻《文章缘起》时,《太平御览》成书已有10年。拿《太平御览》的记录来论证《文章始》的真伪,是不可行的。

《四库总目提要》又说:“并书末洪适一跋,亦疑从《盘洲集》中抄入。”四库馆臣的怀疑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在《群书考索》卷二十一中,已经收有《文章缘起》全书,洪适跋也附在其中了。《群书考索》是由宋人章如愚在庆元前后(1195-1200)所编,距洪适题跋,不过30来年,今所见《山堂考索》本,是以洪适刊刻本为底本了。综上所考,宋人编《太平御览》时,《文章始》张绩补本已经不存于秘阁,只在民间流传。它可能收藏在1006年完工的昉寺中,并改名叫《文章缘起》。此后100年间,王得臣见过这个本子。又此后70年,洪适重刻了这个本子。又此后30年,章如愚把洪适本收入了《山堂考索》本。这就是《文章始》张绩补本在宋代流传的概况。

自北宋以来,《文章缘起》的版本源流一共有四个体系。一为张绩补本,此本最早为元延佑七年圆沙书院刊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又有《师余录》本、《夷门广牍·艺苑》本、《砚北偶钞》本、《诗触》本、《文学津梁》本、《景印元明善本坐书十种·夷门广牍·艺苑》本等,此系概以群书考索本为底本。二为陈懋仁注本。陈懋仁为明万历中人,注《文章缘起》一卷,又有《续文章缘起》一卷。今所见陈注本有《学海类编·集余三》本(道光本、景道光本)、《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本。三为方熊补注本。此系有《四库全书·集总诗文评类》本、邵武徐氏丛书初刻本、有正书局石印本,以四库本为底本。还有一个本子,即心斋十种本,为清人任兆麟所校。自宋以来,都称《文章缘起》,独此本称《文章始》。今一一铨列如下表:

《四库总目提要》说:“今检其所列,引据颇疏:以表与让表分为二类;‘骚与反骚别立两体;挽歌云起《缪袭》,不知《薤露》之在前;玉篇云起《凡将》,不知《苍颉》之更古;崔骃《达旨》即扬雄《解嘲》之类,而别立旨之一名;崔瑗《草书势》乃论草书之笔势,而强标势之一目,皆不足据为典要;至于谢恩曰章,《文心雕龙》载有明释,乃直以谢恩两字为文章之名,尤属未协,疑为依托。”这是四库馆臣的第四条理由。简而言之,就是说《文章缘起》的文体分类有很多不妥当,而任昉作为一个博学家,是不可能出现这些错误的,所以,这部书不是任昉所作。

在四库馆臣所论诸文体中,骚、反骚、解嘲为张绩补入。但我们依然可以把它放入整个六朝文原学的背景中加以探讨。四库馆臣所指出的错误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分类不当,二是命名不妥,三是没有原始。

让表属于表类,反骚属于骚类,谢恩属于章类,《文章缘起》把这六者各列一目,属于所谓的分类不当。《文章缘起》说:“表。淮南王安《谏伐闽表》。”又说:“让表。汉东平王苍《上表让骠骑将军》。”《文心雕龙·章表》说:“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刘勰没有把让表列为一类,但又说:“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实际上,让表在南朝史书中不乏记载。《文选》有任 昉《代范云让表》。《梁书·刘之遴传》:“时张稷新除尚书仆射,托昉为让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笔立成。”《南史·谢眺传》:“朓好奖人才,会稽孔觊粗有才笔,未为时知,孔圭尝令草让表以示朓。”《宋书·吴喜传》:“(沈)演之尝作让表,未奏失本,(吴)喜经一见,即写无所漏脱。演之甚知之。”《南史·陆慧晓传》:“初授(陆)慧晓兖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让表,辞并雅丽,时人叹伏。”《文心雕龙》没有将让表作为一种专门的体裁论述,是因为当时让表尚未搜列成集。

至于骚与反骚的问题,《文章缘起》说:“离骚。楚屈原所作。”“反骚。汉扬雄作。”《文心雕龙》中没有反骚这一文体。但《文章缘起》这种文体归类方式,在梁代并不难见,《文选》诗中有招隐诗类,也有反招隐诗类。《文章缘起》说:“解嘲。扬雄作。”还说:“旨。后汉崔骃作《达旨》。”《后汉书·崔骃传》:“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时人或讥其太玄静,将以后名失实。骃拟杨雄《解嘲》,作《达旨》以答焉。”又说:“所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从范晔的记载来看,达旨与诗、赋、铭、颂、书、记、表并列为一种文体。《三国志·蜀书·郄正传》:“依则先儒,假文见意,号曰《释讥》,其文继于崔骃《达旨》。”这里,《达旨》是《释讥》的文原。《文心雕龙·杂文》论及杂文有三类:对问、七体、连珠。扬雄的《解嘲》与崔骃的《达旨》同在对问一类中。《文章缘起》又有“对问。宋玉《对楚王问》。”“七发。汉枚乘作。”“连珠。扬雄作。”《文心雕龙·杂文》:“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及枚乘扌离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任昉的《文章缘起》与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一相合,为什么任昉没有把杂文作为一类来论呢?那是因为,杂文是一个二级目录,包括了多种文体。在任昉之前,杂文究竟能综合哪些文体,尚无定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沈约《宋书》特别是范晔《后汉书》的记载看出来。沈约《宋书·自序》:“(沈亮)诗、赋、颂、赞、三言、诔、哀辞、祭告请雨文、乐府、挽歌、连珠、教记、白事、笺、表、签、议一百八十九首。”这里共提出了十六种文体,其中的连珠单属一体,并没有归入杂文。范晔《后汉书》记载了三十二位传主的别集目录,这些别集都是按文类编排的。有一些无法归类,他就把文体的名字写出来。如七作为一种文体,就没有被正式列于别集,那是因为单个的作者所作的七体毕竟有限。七体的真正独立,要到《七林》一类总集出现以后。连珠作为一种文体,已经出现在陆逵、蔡邕、服虔、傅毅四人的别集中。《文章缘起》说:“谢恩。汉丞相魏相《诣公交车谢恩》。”《文心雕龙·章表》说:“章以谢恩”。《文心雕龙·书记》:“刘廙谢恩,喻切以至。”《文心雕龙·奏启》说:“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既然是表之别干,当然可以称为一种文体。

势属于所谓的命名不妥。书势作为一种论书法的特殊文体,自崔《书势》之后,还有蔡邕《篆势》、《隶势》、卫巨山《字势》、鲍明远《飞白书势》、岑文本《奉述飞白书势》,卫恒有《论四体书势》等,将势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完全是可以的。

挽歌起自《缪袭》,玉篇肇于《凡将》,是所谓的没有原始。这只能说明四库馆臣没有弄明白《文章缘起》的体例。《文章缘起》只论秦汉以来,不论上古。因为上古根本没有成形的别集与总集,更谈不上存在文体分类。

还有人认为,今本《文章缘起》是明陈懋仁补的。①这显然说不过去。任昉的《文章缘起》,早就见诸于宋代,明代陈懋仁所补的《续文章缘起》现在还能看到。此外,明初的宋濂即见过《文章缘起》。明宋濂《宋学士文集·题周母李氏墓铭后》:“梁太常卿任昉着《文章缘起》一卷,凡八十有五题,未尝有所谓题识者。”今本《文章缘始》绝对不是陈懋仁所补。

通过以上的考辩,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四库馆臣说《文章缘起》为伪作的四条理由均不充分,后人因之附会的一些理由更不能成立。今本《文章缘起》是张绩的增补本,张绩对任书作过个别注释,并可能从梁代的物原论中补入了三十四种文体。除非能够举出更有力的证据,否则,《文章缘起》大部分为任昉原作仍可以成为定论。作为梁代仅存的一部文体学著作,《文章缘起》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南朝文体学的重要材料。

(该文在作者博士论文《任昉研究》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任昉研究》已于2006年6月在上海师范大学通过博士文答辩。)

(责任编辑: 马胜利)